沈星河的指尖在卷宗边缘掐出一道白痕。
台灯的光晕里，“1997.08.15”这行墨迹已经发灰，像被岁月啃噬过的伤口。卷宗第三十七页夹着的现场照片泛着黄，废弃工厂的水泥地上，那道干涸的血痕蜿蜒成蛇形，终点处是半枚模糊的皮鞋印——39码，牛皮材质，鞋跟有轻微偏磨。
“沈队，技术科刚发来消息。”小林推门进来时带起一阵风，手里的U盘在灯光下闪了闪，“当年的血样重新做了dNA测序，除了受害者周佩兰，还检出第二个人的基因片段。”
沈星河猛地抬头，台灯的光在他眼下投出两道阴影。“男性？”
“是。”小林把报告摊开在桌上，“Y染色体标记显示，和咱们数据库里的陈建国部分吻合。但陈建国在2001年就病死在监狱里了，当年他因抢劫罪判了十五年，没和这案子扯上关系。”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沈星河起身走到窗边。夜风带着初秋的凉意钻进来，吹动他案头的便签纸——上面记着三个名字：周佩兰（死者）、陈建国（嫌疑人）、赵秀莲（失踪）。这是二十五年前悬案的核心人物，周佩兰被发现时，她的丈夫赵秀莲已经失踪三天，而陈建国是附近工厂的临时工，因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过被列为重点排查对象，却始终没有实证。
“查陈建国的亲属。”沈星河的指节叩着窗框，“父母、子女，哪怕是远房亲戚，全都列出来。另外，调赵秀莲的失踪档案，我要他失踪前一个月的所有行踪。”
小林刚走，档案室的老张抱着一摞旧报纸进来，纸页间掉出个牛皮纸袋。“沈队，你要的周佩兰当年的社会关系，我翻到这个。”纸袋里是几张泛黄的工资条，还有一张被剪下来的寻人启事——“寻夫赵秀莲，身高175cm，戴金边眼镜，左眉有痣，于8月12日离家未归……”
沈星河的目光停在寻人启事的角落，那里有个用铅笔写的电话号码，末尾两位数被水渍晕开了。“这号码查过吗？”
“查了，当年是公用电话亭的号，在城南旧货市场旁边。”老张叹了口气，“那地方早拆了，现在盖成商场了。”
凌晨两点，技术科的灯还亮着。沈星河推门进去时，年轻警员正对着电脑屏幕揉眼睛，屏幕上是dNA序列比对图，红色的匹配标记像串烧红的铁丝。“沈队，陈建国的儿子叫陈默，现在是市医院的外科医生。我们查了他的就医记录，去年因为阑尾炎手术留过血样，和现场第二人基因片段的吻合度是99.99%。”
“陈默？”沈星河拿起陈默的资料，照片上的男人穿着白大褂，镜片后的眼睛很平静，“他今年多大？”
“三十五岁。”警员调出户籍信息，“1997年的时候，他才十岁。”
十岁的孩子，出现在凶案现场？沈星河捏着照片的边角，指腹把纸页蹭得起了毛。他忽然想起卷宗里的细节：周佩兰死时手里攥着半块橡皮擦，上面有模糊的卡通图案。
“去医院。”沈星河抓起外套，“现在就去。”
市医院住院部的走廊很静，消毒水的味道里混着淡淡的中药味。沈默刚结束一台手术，白大褂的袖口沾着血渍，看到沈星河亮出的警官证时，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射着顶灯的光。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他的声音很稳，带着手术刀般的冷静，“我父亲当年没认罪，但我知道是他做的。”
沈星河盯着他左眉下方的痣——和寻人启事里描述的赵秀莲一样。“1997年8月15日，你在案发现场。”不是疑问句，是肯定句。
陈默的手指在白大褂口袋里蜷了蜷，指节发白。“那天我去找赵叔叔，他是我父亲的朋友，经常给我买糖吃。”他的喉结动了动，“我到工厂的时候，看到我爸和周阿姨在吵架，地上有血……我吓得躲在机器后面，看到我爸跑了，周阿姨抓着我的衣角，把这个塞给了我。”
他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子，打开时，里面躺着半块橡皮擦，上面的小熊图案已经模糊，但还能看出是当年流行的款式。“她让我去找警察，说赵叔叔被我爸藏起来了。可我那时候太小，吓得跑回了家，这东西就一直藏着。”
沈星河的目光落在铁盒底层，那里压着张泛黄的纸条，是赵秀莲的字迹，写着“西郊废窑”。“你为什么现在不早说？”
“我爸临死前告诉我，赵叔叔还活着。”陈默的声音低了下去，“他说如果我把这事说出去，赵叔叔就会死。”
天快亮时，警方在西郊废窑的砖缝里挖出了一具骸骨，骸骨的左眉骨处有个小凹陷，和赵秀莲的特征吻合。骸骨的胸腔里卡着半把生锈的螺丝刀，刀柄上的指纹，和陈建国当年留在警局的指纹完全一致。
沈星河站在废窑外，看着晨雾里的挖掘机停下动作。卷宗被合上时，纸页发出轻微的声响，像一声迟来的叹息。他想起陈默最后说的话：“我爸总说，有些债，要等下一代才能还。”
阳光刺破云层时，沈星河给小林发了条信息：“查1997年8月，陈建国的通话记录，重点查和西郊废窑附近的电话亭的联系。”
手机屏幕暗下去的瞬间，他仿佛看到二十五年前那个清晨，十岁的孩子攥着半块橡皮擦，在晨雾里奔跑，身后是废弃工厂的铁门，在风里吱呀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