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炎黄和蚩尤间涿鹿之战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争夺铜冶炼技术和铜资源？”
郎宁生惊讶地问再次停下来整理思绪的关鑫道。
“从古至今，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生产力的国家才能雄霸世界，正如你想的一样，我推测涿鹿之战的起因应该是铜冶炼和铜制兵器技术之争，也许还包括铜矿资源之争。这点从《管子.地数》可以得到佐证。《管子·地数》是春秋时期军事家管仲创作的一篇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yi）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而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
由上文记述可知黄帝和蚩尤是为矿产资源而战。另外《山海经.中山经》最后一段如此记述：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馀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谷（gu）也，弋矛之所发也，刀铩（shā）之所起也，能者有馀，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
如此亦可佐证涿鹿之战是为了争夺铜矿资源才发生的战争。
司马迁《史记》记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晋代王嘉在《拾遗记》中说：神农采峻岭之铜，以为器。
由以上记述看黄帝和炎帝部族应该也掌握了制铜技术，只不过他们没有把铜制成兵器。”
“你说蚩尤发现的产铜之地——葛卢山和雍狐山会在哪？”
郎宁生见关鑫停下来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葛卢之山是中条山中段的一部分，具体地理范围涉及夏县、闻喜等地，其名称源自《清一统志》的解释。?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全长约一百四十公里，西接黄河，东连太行余脉。其中段包含涿鹿山、葛庐之山、九龙山等多个山峰。
既然葛卢之山位于山西西南部，那么是不是可以反证涿鹿之战前中条山附近曾经是蚩尤的势力范围，后来被黄帝取而代之，蚩尤才会蹬九淖以伐空桑。
至于雍狐之山的具体位置在历史文献中存在争议，目前尚无确切考古证据确定其具体地理坐标。
根据蚩尤出自羊水的记述和牛河梁金字塔地理位置，我推测雍狐山应该在赤峰和张家口附近。试想，当蚩尤失去了葛卢山的铜矿资源后，不得不重新寻找矿脉，恰好与之同族源的夸父氏部族所在之地有铜矿，于是两个部族为了铜矿资源结成同盟。这不是我无凭据的臆想，而是这一区域恰好有两个古铜矿遗址可以印证我的推论。
在现代的内蒙古赤峰市有个周代的铜矿遗址。这个周代铜矿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属赤峰市）大井村。1974年发现。铜矿类型属裂隙充填式，矿脉走向北西，共有矿脉百余条。矿石主要类型为含锡石、毒砂的黄铁矿—黄铜矿，占全矿区总储量95%以上。古矿区面积约二点五平方千米，地表可见古采坑四十七条。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属夏家店上层文化，约当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
大井古铜矿遗址出土的石锤、陶风管、石范等采矿、冶炼、铸造工具都说明了当时采矿和冶炼铜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
既然有铜矿遗址，就应该对应的有铜制文物出土。考古专家除了在牛河梁金字塔发现了炼铜的坩埚，还在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积石冢一号墓内出土了一件小铜环。另外，考古专家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西台遗址发掘了保存完好的两座南北相邻的长方形围壕，应有城的含义。两座围壕内分别发现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两个时期的房址及遗物。红山文化房址和围壕中共出土十件陶范，其中两组陶范为合范，保存完好，是铸造青铜器的模具。其中，方形青铜陶合范长宽均在五厘米至六厘米，上面留有浇口，范腔为一鸟首形，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所知年代最早的铸范。
牛河梁和西台红山文化遗址铸铜和铜质器物的发现，标志着红山人不仅脱离了单纯打制自然铜的历史阶段，而且铸铜技术已取得了从使用单范提高到合范的重大进展。
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席永杰说铜器物及铸铜技术的出现，说明红山文化先民们已经掌握了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技术，这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化，标志着西辽河流域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大甸子墓地，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昭乌达盟）的西拉木仑河以南，时间约为公元前1695—1735年，相当于历史纪年的夏代。敖汉大甸子古墓中出土了铜杖首，经金相测定，证明含有锡和少量铅。另外，翁牛特旗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鼎中，放置着二百余斤含锡量达50%的矿石。这是前人有意贮藏的，足以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选择矿石、合理配料的技术。
还有一个西汉的铜矿遗址——寿王坟铜矿，就在和张家口临近的承德市。寿王坟铜矿遗址于1953年调查发现矿井、大型采矿场、巷道等。矿井分布在北山东沟，主井西南约八米处为选矿场。沿山岗到西沟，为一条西汉时期运矿大道，长二百余米，宽五米炖，路面平坦，直通冶炼场。冶炼场共四处，发现七块铜饼，其直径约三十三厘米，重五至十五公斤，每块铜饼上都刻有字，分别为东六十、东五八、西六十、西三五、西五三等，有的上面还有二年两字。
虽然牛河梁遗址，西台遗址，周代大井古铜矿遗址和西汉寿王坟铜矿遗址，以及红山文化、夏商青铜文物都无法直接证明蚩尤的铜制兵器来源于牛河梁金字塔炼铜遗址，但至少从矿藏和冶铜技术上给予了佐证。至于为什么没有发现蚩尤时的铜制兵器文物出土，我只能猜测推论了。因为最初铜冶炼技术有限，冶炼的铜少，所以铜制兵器特别珍贵，但是到了后来，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铜产量的增加，铜制品渐渐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铜制礼器逐渐增多，青铜兵器变得不再那么珍贵了。因为铜制品不同于玉器和石器，它是可以重新提炼，反复利用的，所以早期的铜制兵器可以被重新冶炼，制造新的兵器或者其他铜制品，因此早期的铜制兵器就很难保存至今，唯有铜制礼器才有可能被保存下来。虽然牛河梁文化遗址只发现了铜环，没有发现铜制兵器，但与其时代相仿，位于甘肃省的林家遗址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刀。
林家遗址是包含有马家窑类型早、中、晚期的代表性遗址，它位于甘肃东乡族自治县东塬乡林家村北，遗址总面积六千六百平方米。青铜刀是在遗址二十号房子的北壁下出土的，同时还在五十四号灰坑中出土了铜渣。
铜刀由两块范浇铸而成，表面平整，有较厚的深灰色绿色锈，短柄长刃，刀尖圆钝，微上翘，弧背，薄厚均匀，柄端有明显的安装木把的痕迹，刀长十二点五厘米。1981年经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研究所检验，为含锡青铜。它是迄今为止发现时代最早的一件青铜器，其年代距现代约五千年左右。此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铜渣分别用岩相鉴定和中子活化法分析，证明铜渣不是天然矿石，也非炼铜残渣，而是一块经冶炼但已经分化成碎块的含铜铁金属长期锈蚀的遗物，这些铜渣在林家遗址中发现了三四块，都因为分化而成为碎块，这证明当地以能进行冶铸铜器生产。它的意义在于：把我国的青铜冶金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与最早发明青铜冶炼的中亚、西亚的一些国家的时间大致相同，这说明中国是世界上率先发明和使用冶金技术的国家之一。用金属代替石器作为劳动工具，是人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变革，青铜器最早出现，有其划时代的意义。到了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时期铜器的制造较为普遍。据考古资料得知，整个黄河流域从东到西都有铜器出土，其中有红铜、黄铜和青铜。
就是有这么巧合的事！发现青铜刀的林家遗址竟然在甘肃省！还记得吗？我以前根据《山海经》的记述，查看高德地图推测夸父山就是现代的焉支山，正好位于甘肃省。从地理位置看，林家遗址邻近黄河，焉支山在河西走廊，距离有些远。但如果夸父氏部族是沿着西黄河一路迁徙到林家遗址附近，然后渡过黄河，沿着河西走廊到达焉支山下的，那么在林家遗址留下青铜刀的遗迹就存在合理性了。如果前面我推测的都正确，那么牛河梁金字塔铜冶炼遗址和林家遗址的青铜刀的承继关系就能对应上了！”
关鑫激动得眼睛放光，面色潮红，双手紧紧地攥着，比中了头彩还要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