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的硝烟还没散尽，东方齐国的都城临淄，却是一片畸形的繁荣景象。酒肆里觥筹交错，市集上人声鼎沸，贵族们的车驾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可若你细看，会发现一种奇怪的分裂感：北城的宫室日渐冷清，而南城的几处高门大院前，却排起了长队。
队伍里多是面黄肌瘦的庶民，他们手里拎着破旧的陶罐，眼神里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期待。高门之内，有人在量米。用的斗，比官家的大得多。
“田氏又借粮了，”队伍里有人低声说，“大斗借出，小斗收回。这年头，也只有田家还记着我们这些穷人了。”
这话像一粒种子，落在干涸的土地上，悄无声息地扎根。而这样的“种子”，田氏家族已经撒了整整一百多年。
一、从“外来户”到“自己人”：田氏的原始股
时间倒回到公元前672年。陈国（妫姓）内乱，公子完逃到齐国。当时的齐桓公姜小白正值霸业顶峰，求贤若渴，二话不说就收留了这位落魄公子，还给他封了个工正（掌管工匠）的官职。
陈完很识趣，到了齐国就改姓“田”（陈、田古音相近，也可能是封地），彻底本土化。他知道，自己一个外来户，要想在齐国立住脚，必须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田完的子孙，把这条家训刻进了骨子里。他们世代在齐国为官，不显山不露水，却牢牢占据着一些关键职位：工正、大夫……像藤蔓一样，悄悄缠绕上齐国这棵大树。
机会出现在公元前545年。齐国权臣庆封专权，搞得天怒人怨。田氏当时的族长田须无和他的儿子田无宇，联合其他几家贵族，发动政变，赶走了庆封。
这是田氏第一次登上齐国权力核心的舞台。他们不是主角，但分到了丰厚的政治红利——更多的封地、更高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赢得了“拨乱反正”的好名声。
从这一刻起，田氏开始有意识地经营自己的“人设”：公正、仁德、体恤百姓。与当时齐国其他几家骄横跋扈的贵族（如国氏、高氏）形成鲜明对比。
二、“大斗出，小斗进”：一场跨越世纪的民心Ipo
到了田无宇的儿子田乞（田僖子）这一代，田氏的“慈善事业”开始系统化、规模化。
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景公。这位老兄在位时间长（58年），早年还有点作为，后期就沉迷享乐，拼命搜刮。史书记载：“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左传·昭公三年》）国君仓库里的粮食都放得生虫腐烂了，而基层的乡官老人却在挨饿受冻。
百姓怨声载道。
田乞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开启了一项“金融创新”——粮食借贷。
具体操作很简单：
借出时：用自家特制的大斗量米给百姓。（比公家的标准斗大很多）
收回时：允许百姓用公家的小斗还米。（甚至经常减免、不催债）
这哪里是借贷？这简直是白送！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写得明白：“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注意，司马迁用了“阴德”二字，精准无比。这不是公开的施舍，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收买。
效果是爆炸性的。
齐国老百姓很快算清了这笔账：找公家借粮，利息高，斗还小；找田家借粮，几乎等于白拿。人心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朝田家涌去。
民间开始传唱：“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老太太采野菜啊，心里想着田成子啊！）田乞的儿子田常（田成子）继承并放大了这套操作，影响力达到顶峰。
与此同时，田氏在政坛上继续“挖墙脚”。他们用丰厚的俸禄和礼遇，招揽齐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士人、武士，形成自己的“智囊团”和“私兵”。齐国的贤能之人，渐渐“归之如流水”。
田氏玩的，是一场双轨制。对底层，用经济实惠（粮食）收买；对中层精英，用政治前途（官职俸禄）拉拢。而支付这些成本的“资金”从哪里来？很大一部分，恐怕就来自他们通过官位和封地，从齐国这台国家机器上汲取的养分。用齐国的资源，买齐国的人心，最终目标是拿走齐国的所有权。
三、从“清君侧”到“换君父”：流血与不流血的交替
光收买民心还不够，政治上的硬仗也得打。田氏在齐国内部与其他贵族的斗争，同样血腥。
齐景公死后，齐国陷入继承人争夺的混乱。田乞施展雷霆手段，先后废立了晏孺子和齐悼公，清除了政敌国氏、高氏。在这个过程中，他毫不手软，该杀就杀，该逐就逐。
到了他儿子田常（田成子） 时代，手段更狠。公元前481年，田常发动政变，杀死了齐简公和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这次政变后，田常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自己上位，而是扩大封地。他把齐国安平（今山东临淄东）以东直到琅琊的大片土地，都划为自己的封邑，面积比齐平公直接控制的地区还大。
这就像一家公司的cEo，把公司最赚钱的业务部门和核心资产，全部划到自己个人控股的子公司名下，只给董事长（国君）留下一个空壳总部和一堆不良资产。
《史记》记载，田常“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这看似荒淫，实则暗藏玄机。他鼓励门客与自己的姬妾私通，生下众多儿子。到他死时，儿子多达七十多人。这些儿子被派往新占领的城邑做大夫，像七十多颗钉子，牢牢钉在齐国的版图上。
从此，齐国国君彻底沦为田氏的提线木偶。政令出于田氏，军队听命田氏，连赋税都是田氏收了大头。
四、最后的禅让：姜齐的安乐死
时间又滑过近一百年。到了田常的曾孙田和（田太公）当家时，时机彻底成熟了。
这时已是战国中期，周王室连“橡皮图章”的功能都快丧失了。但流程，还是要走。
公元前391年，田和把齐康公（姜姓最后一位像样的国君）迁到海边的一座小城，给他一城之地，让他“奉其先祀”。表面是供奉祖先，实则是圈养。
然后，田和就像当年韩赵魏一样，派人去洛阳，走程序。周天子（此时是周安王）早已麻木，很痛快地在公元前386年，正式册命田和为齐侯。
至此，姜姓齐国，这个自姜太公吕尚开国、享国六百余年的东方大国，以一种近乎“安乐死”的方式，宣告终结。没有大规模战争，没有亡国之君的自焚殉国。齐康公在海边小城默默死去，姜氏绝祀。
而田氏齐国（史称田齐）则闪亮登场，并将在不久后的齐威王、齐宣王时代，迎来它的巅峰，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稷下学宫名动天下。
五、收购的完成：人心与时间的力量
回看田氏代齐的全过程，它不像三家分晋那样，是外科手术式的暴力切割；而更像一场内科慢性渗透，用了近三百年的时间（从陈完奔齐到田和立为诸侯），最终完成了政权癌细胞的全身转移。
它的核心武器，不是刀剑，而是时间和人心。
通过跨世纪、持之以恒的“慈善”行为（大斗出小斗进），他们完成了对基层民众的“股权收购”——用粮食换取支持和口碑。
通过拉拢士族、供养门客，他们完成了对精英阶层的“期权激励”——用前途换取忠诚和才智。
最后，在政治军事上抓住时机，铲除对手，完成对上层建筑的“资产重组”。
当绝大多数齐国百姓觉得“田家比姜家好”，当绝大多数精英认为“跟着田家有肉吃”，当军队只听田氏号令时，那个坐在宫殿里的姜姓国君，就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了。
田氏代齐，给后世所有野心家上了一堂生动的课：颠覆一个政权，未必需要尸山血海。有时候，掏空它的根基，买走它的人心，让时间自然发酵，或许是一种更彻底、也更稳固的方式。
只是，当田齐的子孙后来坐在齐国的宫殿里，享受“战国雄主”的威名时，不知他们是否会偶尔想起，他们的先祖，也是用同样的“温良恭俭让”，一点点窃取了别人的江山。
而历史，似乎总在准备着下一场无声的收购。
（第六十二章完）
田氏用百年的耐心和算计，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次“和平演变”。然而，政权可以窃取，治理的难题却不会消失。新生的田齐面对的是一个比春秋时期残酷百倍的战国丛林。下一章，我们将走进魏国的宫廷，看一个叫李悝的法家人物，如何挥舞着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试图用最冷酷理性的“算法”，来破解乱世治国的终极难题——效率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