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的潮水依旧按时奔涌,气势磅礴,仿佛象征着吴越之地历经数代经营积淀下的富庶与活力。杭州城内外,市井繁华,商旅云集,西湖的烟雨朦胧之下,是一片相对中原和江南(南唐)而言更为安宁祥和的景象。然而,在这片安宁之下,吴越王宫“握发殿”内,气氛却日益凝重。吴越王钱俶,这位以仁厚、谨慎着称的国君,近来眉宇间的忧思,比钱江潮汐的起落更为频繁和深沉。
他时常独自站在殿阁的高处,手中摩挲着一封来自汴梁的、措辞温和却分量千钧的国书。这并非第一封,也绝不会是最后一封。赵匡胤在平定内部、北伐辽国展现肌肉之后,对南方这几个割据政权的心思,已是昭然若揭。相比于负隅顽抗的北汉和沉溺哀歌的南唐,对一向奉中原正朔、谨守臣礼的吴越,宋朝采取了更为高明的“威德并施”。
“威”,是无形的,却无处不在。北伐宋军展现出的强悍战斗力,如同一柄悬于头顶的利剑。赵匡胤在北方边境陈列重兵,虽主要针对辽国,但对南方诸国而言,何尝不是一种强大的威慑?盘踞金陵的南唐,如今已自去国号,苟延残喘,其命运如何,钱俶心知肚明。北汉刘氏,凭借契丹支援,尚在苦苦支撑,但又能支撑几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这个“合”的主导者,已然明确是北方的赵宋王朝。吴越虽富,甲兵亦算精良,但以区区两浙十三州之地,抗衡挟统一中原之势、兵锋正盛的宋朝,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一点,钱俶看得非常清楚。
而“德”,则体现在诸多细节。赵匡胤对待钱俶的礼遇,远超其他割据之主。宋朝使臣前来,总是客客气气,带来的赏赐也极为丰厚,言语间对钱氏世代治理吴越、保境安民的功绩多有褒扬,从未有过咄咄逼人的胁迫之语。甚至,赵匡胤还曾私下传话,暗示若钱俶能顺天应人,必保钱氏一族富贵荣华,吴越百姓亦可免遭战火荼毒。这种怀柔政策,如同温润的春雨,潜移默化地瓦解着抵抗的意志。
殿内,钱俶也曾召集心腹重臣,如丞相元德昭、大将孙承佑等,秘密商议过无数次。
孙承佑等武将,不乏血性之人,曾慷慨陈词:“大王,我吴越带甲数万,水师精锐,钱塘江天险可恃,民心亦可用,未必不能与宋军一战!岂可未战先怯,将祖宗基业拱手让人?”
而元德昭等文臣,则更为理性务实:“孙将军忠勇可嘉,然需知大势所趋。赵匡胤非五代那些旋起旋灭的武夫可比,其志在一统,其军能征善战。我吴越虽富,然土地、人口、兵力,与宋相差悬殊。一旦开战,生灵涂炭,且胜算渺茫。届时,恐非但不能保社稷,反招覆族之祸啊!”
钱俶沉默地听着双方的争论,内心在天人交战。他何尝不想守住这父祖传下的基业?他治理吴越多年,兴修水利,鼓励农桑,发展海外贸易,使得这片土地在乱世中成为难得的桃源。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对拥戴他的臣民,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但正是这份对臣民的责任感,让他不得不正视现实。战端一开,这繁华的杭州城,这美丽的西湖,这富庶的乡村,都可能化为焦土。钱氏一族或许可以殉国,但数十万吴越百姓何辜?他想起父亲钱弘俶临终前的嘱咐,核心便是“善保宗族,勿使百姓罹难”。这份遗训,在此刻显得无比沉重。
他走到窗边,望着宫城外熙熙攘攘的街市,听着隐约传来的叫卖声。那是他的子民,他们渴望的是安宁,是太平,是继续这平静的生活。为了保全王室的尊严和一己的权位,而将他们拖入必败的战争深渊,这岂是仁君所为?
一种深刻的无力感攫住了他。个人的情感、家族的荣耀,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他知道,自己必须做出一个对钱氏家族、对吴越百姓最有利,也最艰难的决定。
“纳土归降……”这四个字,如同惊雷,在他心中炸响,带来的是撕心裂肺的痛楚,却也伴随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清明。这不是懦弱,而是在看清无可挽回的大势后,一种理性的、负责任的抉择。他要做的,不是立刻举起白旗,而是开始为这个最终的归宿,进行周密而隐秘的准备。
他不再与群臣激烈争论未来的方向,而是开始更加勤勉地处理政务,暗中梳理国库账册,整饬军纪,安抚民心,确保吴越之地在他手中平稳过渡。他需要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机,以一种最体面的方式,完成这政权的交接。他要为钱氏子孙谋一个安稳的未来,也要为吴越百姓争一个免于刀兵的结局。
握发殿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钱俶的身影映在窗上,不再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割据之主,更像一个为家族和子民寻找最终归宿的、忧虑而坚定的家长。吴越的归心,并非轰然倒塌,而是在无声的权衡与痛苦的抉择中,悄然萌芽。钱塘江的潮水不知疲倦地拍打着堤岸,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即将迎来的、不同于以往的命运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