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着！这种天真的对话，正好衬托出战争的荒诞——孩子不懂什么条例、什么职务，她只看到人在饿肚子，却把食物给猫。”
这场戏最终保留了，成为电影中，最触动人的片段之一。
四、一场戏，八种演法
电影中最关键的一场戏，是伯纳德，在日军司令部提出“决斗”。
这场戏情绪复杂。
要有荒诞感，又要有尊严感；
要有恐惧，又要有坚持；
要让人笑，又要让人想哭。
开拍前，阿特金森和张振，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
“伯纳德这时候害怕吗？”
阿特金森问。
“当然怕，”
张振说，“枪指着呢。但他更怕的是‘程序被破坏’。”
“所以他的恐惧，应该表现在……颤抖的手？发白的脸？”
“不，”
张振想了想，“应该表现在他，坚持要对方‘出具书面文件’上。越是害怕，越要抓住那些形式的东西，就像抓住救命稻草。”
阿特金森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不是外在恐惧带来的颤抖，是内在对程序固执的坚持。”
实拍时，阿特金森，贡献了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表演。
第一个镜头：他走进司令部，抱着猫箱的手很稳，但嘴唇微微发干。
第二个镜头：当司令官大笑时，伯纳德的表情没有变化。
只是腰板挺得更直。
——心理学中，这是一种防御姿态。
第三个镜头：提出决斗时，他的手在身后悄悄握紧。
但声音平稳：“根据中世纪传承至今的绅士准则……”
第四个镜头：军官拔枪时，伯纳德的眼睛眨了一下。
这是全片他唯一一次，明显的恐惧表现。
但下一秒，他说出了那句：“程序就是程序，长官。”
拍完后，全场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演日军司令官的日本老戏骨，松本润一（特意从日本请来的资深演员）站起来。
向阿特金森深深鞠躬：“阿特金森先生，您让我看到了……什么是演员的尊严。”
阿特金森连忙回礼：“不，是伯纳德的尊严。”
这场戏一条过。
五、烟花易冷，胶片长存
电影拍摄进行到最后一幕：
伯纳德抱着拉里，在船上看着港口的烟花。
实拍地点，选在维多利亚港。
摄制组租了一艘，老式渡轮。
烟花特效，由邵氏的特技团队负责。
但拍摄当晚，出了意外。
原本计划的人工烟花，因为安全问题，被警方临时限制。
特效团队急得团团转：“只能用小型的，效果可能不够震撼。”
张振看着夜幕中的香港，突然说：“不用特效烟花了。”
“那用什么？”
“用真实的城市灯光。”
他让摄影师把机位调高，以整个维多利亚港的夜景为背景。
霓虹灯、大厦灯光、车流灯光。
在夜色中，闪烁如星海。
“这才是真正的‘烟花之城’，”
张振说，“不是一瞬间的绽放，而是无数普通人点亮的、持续的光。”
阿特金森，抱着猫箱站在船头。
按照剧本，他应该说：“是的，拉里大人。很美的烟花。”
但实拍时，他看着香港的夜景。
突然即兴加了一句：“这座城市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点亮小小的光。也许微弱，但加起来……就很亮。”
导演看向张振，用眼神询问：要保留吗？
张振点头。
这句即兴台词，后来同样成为电影的点睛之笔。
六、新计划的萌芽
电影杀青宴上，星时代团队，包下了九龙一家老式茶餐厅。
阿特金森，已经卸下伯纳德的装扮。
但言谈举止间，还能看到那个固执文员的影子。
“这三个月，我好像真的成了伯纳德，”
他感慨，“有时候回到家，还会下意识地对我的猫说：‘阁下今日有何指示？’”
众人大笑。
黄沾举起酒杯：“为我们共同创造的这个，荒诞又真实的世界——干杯！”
酒过三巡，张振忽然说。
“我在想……《哄空首席捕鼠官》，也许可以是一个开始。”
“什么意思？”
林倾霞问。
“你们记得茶餐厅老板，讲的那个故事吗？那个真的抱着猫，传递消息的英国人。”
张振说，“历史中有太多这样的小人物，用荒诞的方式，做着不荒诞的事。我们可以拍一个系列——‘烟花之城’系列。”
陈浩东眼睛亮了：“就像‘伯纳德’一样，每个战争里，都有这样的小人物？”
“对，”
张振越说越兴奋，“比如敦刻尔克撤退时，那个坚持要带走，图书馆所有书籍的校长；比如伦敦大轰炸时，在地下室坚持演莎士比亚的业余剧团；比如重庆防空洞里，还在教孩子们背古诗的私塾先生……”
“这些人物的共同点是，”
顾家辉接话，“在绝境中，坚持那些‘没用’的东西。而正是这些‘没用’的坚持，让人保持着人性。”
“没错！”
张振拍桌，“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手法——荒诞的喜剧，严肃的内核。每一部都讲一个战争中的小人物，每一个故事，都像一束短暂的烟花。”
谭咏麟兴奋地说：“那下一部拍什么？敦刻尔克的校长？”
“不，”
梅艳芳举手，“我建议拍那个重庆的私塾先生。我是中国人，更理解那种文化传承的坚持。”
张国荣说：“其实可以同时筹备。我们有这个团队，有经验，可以分成两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新的创作热情，被酒和话题点燃。
阿特金森听着，忽然说。
“如果……如果你们拍敦刻尔克的故事，我可以客串。演一个坚持要带着茶具，撤退的英国军官——‘没有下午茶，还算什么文明？’”
茶餐厅里，再次爆发出笑声。
七、胶片之外
杀青宴结束后，张振和林倾霞沿着弥敦道散步。
深夜香港大排档的喧哗声、电车的叮当声、还有不知哪家店铺，传来的老歌。
交织成这座城市的背景音。
“我在想，”
林倾霞轻声说，“我们拍这些电影，真的能改变什么吗？毕竟，战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张振停下脚步，看着街边一个正在收摊的报贩。
老人小心地，把没卖完的报纸叠好。
用绳子捆紧，动作一丝不苟。
“你看他，”
张振说，“明天这些报纸，就成了旧闻。但他还是会认真捆好，因为这是他的‘程序’。”
他转头看向林倾霞。
“我们的电影，就像这些报纸——可能很快就会被遗忘。但总有一些人，会在某个时刻，偶然看到，然后想起：哦！原来在那种时候，还有人坚持这样活着。这就够了。”
远处，太平山上的灯光，如星点闪烁。
“每一盏灯后面，都是一个故事。”
张振说，“有些故事被记住了，大多数被遗忘了。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多记住几个——用最荒诞的方式，记住最真实的坚持。”
林倾霞靠在他肩上：“那你下一部，真的要拍重庆的故事？”
“嗯。我已经让芷晴去搜集资料了。不过在那之前……”
“什么？”
“我得先结婚。”
张振笑着说，“拍战争片，拍得我更加珍惜和平——和平到能和你好好过日子。”
林倾霞脸红了，轻轻捶他一下。
一九八二年二月的这个夜晚，《哄空首席捕鼠官》的胶片被送进冲洗厂。
而在星时代会议室的白板上，已经写下了新的标题：
《防空洞里的诗经》——烟花之城系列第二部。
窗外的香港，依然璀璨如烟花。
而这座城市里，无数小人物的故事，还在继续被讲述。
以各种方式，在各种时代。
正如张振所想：烟花易冷，但总有人，愿意一次次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