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需要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卢润东顺势说道，“国府制定大政方针，把握方向；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就像西北，如果我们完全按照国府的统一政策，很多工作就没办法开展。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和江南沿海完全不同。”
这又回到了国府与地方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常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卢先生，你这是在为地方割据辩护吗？”
“不，我是在为国家利益考虑。”卢润东毫不退缩，“您说中国要大一统，这我完全赞同。但统一不是一刀切，不是把全国各地都变成一个样子。真正的统一，是在共同的目标下，发挥各地的优势，形成互补共赢的局面。”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比如西北，我们的优势是资源丰富，土地广阔，但劣势是基础薄弱，人才匮乏。江南的优势是经济贸易发达，人才集中，但劣势是资源有限，空间狭小。如果国府能够统筹协调，让西北和江南优势互补，那中国的整体实力就会大大增强。但如果国府强行推行统一的政策，不顾地方实际情况，那结果可能就是江南发展受限，西北发展停滞，两败俱伤。”
这番话很有说服力。常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思考。
“你说得有道理。”他终于开口，“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何保证地方在有了自主权之后，不会离心离德，不会形成事实上的割据？”
“这就要靠制度。”卢润东说，“国府和地方的关系，不能只靠个人信任，要靠制度保障。要明确国府和地方的权责边界，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要保证信息的畅通透明。同时，还要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让地方意识到，只有和国府合作，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制度......”常嘴里重复着这个词，语气有些复杂，“国内的政治，从来都是人治大于法治。要建立你所说的制度，谈何容易。”
“正因为不容易，才要去做。”卢润东的目光很坚定，“您常说要建设文明国度。但文明需要底层支撑。没有教育、没有经济、没有工业怎么能形成由下而上的文明？”
这话说得很尖锐，几乎是在批评当前的政治体制。但常罕见的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深思的表情。
“卢先生，你对政治制度有没有具体的想法？”
卢润东犹豫了一下。他知道这个话题很敏感，但既然常问了，他也不能回避。
“我对政治了解甚少，法治倒是略知一二。然而，无论是法治还是政治，都必须从基层构建。可我们的国情，自古以来形成的乡村乡绅自治，恰恰是与法治和政治背道而驰的。各地能够分而治之，也是因为背后的乡绅自治。但是，要解决这个数千年来形成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释放民间力量，我们需要时间。可周边的列强会给我们时间吗？”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常不自觉地问道。
“我之所以愿意在西北、晋地、华北等地收购土地进行赈灾和聚村，就是想把这些灾民和难民聚集起来，在他们身上进行相关试点。”
“效果如何？”
“还在探索中，但初步效果不错。”卢润东说，“决策更加科学了，执行更加顺畅了，百姓的满意度也提高了。”
常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喝着茶。房间里再次陷入沉默，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在回荡。
过了很久，常忽然换了个话题：“卢先生，我听说你在北方推行‘聚村’政策，把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居住，集中耕种，集中管理。这是为什么？”
卢润东心中一凛。常连这个都知道，说明他对西北的情况了解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深入。
“最初时是因为甘省古浪地震，为了赈济灾民才想到将他们引到陕省来定居。”他回答道，“但后来因为土匪劫掠，我们才开始修建大型万人聚村点，修建城墙和护城河，为了人多力量大可以抵御土匪劫掠。再后来我们发现陕省的罂粟烟土种植，请冯帅清扫土匪和罂粟种植，帅府开始派兵清缴土匪和烟土贩卖，我们也帮着运粮煮饭配合西北军做事。至于效果，第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西北地广人稀，农户分散居住，耕地也分散，不利于规模化经营。把农户集中起来，耕地连成片，可以使用机械，提高效率。
“第二，改善农民生活。分散居住时，基础设施很难覆盖，农民吃水难、用电难、看病难、上学难。集中居住后，可以统一建设水电路网，统一提供医疗教育服务，农民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第三，便于管理。西北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分散管理难度大。集中居住后，便于政策传达和执行，也便于维护社会稳定。”
常点点头：“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农民愿意吗？他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有自己的土地，突然要搬出来，集中居住，不会有抵触情绪吗？”
“抵触？”卢润东一脸肃然地说道，“我们起初主要接纳的是灾民，也就是那些即将饿死的人，您认为他们会有异议？后来，随着聚村规模的扩大和好处的增多，周围那些吃不饱饭的百姓也越来越多，他们自然更不会有意见；至于地主和富户，我们都以高价购买他们的土地，他们自然都乐意。当然，也有一些顽固分子，誓死不卖，甚至勾结土匪袭击聚村，但都被我们聚村的村民齐心协力击退，所以他们也都落荒而逃了。”
“效果如何？”
“试点村的效果非常好。”卢润东说道，“我们所有的聚村，都对卫生条件有着极高的要求，其次对全体村民的学习氛围和学习强度也有着很高的要求；农闲时进厂做工，农忙时回村种田收割；如此一来，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得到了改善，孩子的教育问题也解决了，生病时也能及时就医。现在，很多村庄的农民都主动要求加入‘聚村’计划。”
常若有所思：“这个模式，是否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我为此耗费近三十亿美金，且是在北方地震、干旱、蝗灾的艰难处境下。”卢润东言及此处，看了他一眼，稍作停顿，方才沉凝道，“故而需因地制宜，因势而动。南方人口稠密，山多水广，耕地稀缺，致使地皮价格高昂。故而每个地域皆有其独特之处，不可一概而论。”他又一次着重强调了“因地制宜”，此乃他的核心观点之一。
常点点头，又换了个话题：“卢先生，我注意到西北的教育搞得不错。今天参观时，看到很多工人都在上夜校，学习文化和技术。你对教育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教育是根本。”卢润东说，“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没有发展。西北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落后，人才匮乏。所以我们把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还大力开展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技术培训。目标是让每个人都有学习的机会，都有提高的可能。”
“投入很大吧？”
“很大，但值得。”卢润东坚定地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教育本来就是长线投资，没有三四代人更迭，根本看不到效益。但长期来看，是回报最高的投资。一个受过教育的工人，生产效率可能提高几倍；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可能掌握科学的种植方法；一个受过教育的管理者，可能做出更科学的决策。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也能培养出来更好的接班人。这些都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常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卢先生，你的这些想法，很超前，也很有远见。但你要知道，在中国，做事情不仅要看对不对，还要看能不能。你的这些做法，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和时间。西北能做到，是因为规模小，阻力小。如果要推广到全国，面对的阻力会大得多。”
“我明白。”卢润东点头，“所以我说，要在西北做试点，探索经验。如果不是华北遇到了百年罕见的旱灾和蝗灾，我也不会让人这么快向华北推广的。”
“你考虑得很周全。”常凯申说，“但问题是，时间不等人。日本人在东北虎视眈眈，随时可能扩大侵略；南方、西南都不稳定，隐隐有威胁国府政权稳定。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
这话说到了要害。卢润东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