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四年遭遇大旱，百姓陷入饥馑困境，朝堂之上，臣等极力请求开仓放粮赈济百姓，陛下却犹豫再三，只肯开启义仓，不肯动用太仓的粮食。他认为办教育亦是浪费国家资财，于是州县废除太学四门，国子监学生只留70人，这更是将‘省钱’二字发挥到了极致。”
他稍作停顿，接着说道：“陛下的逻辑是，国家仓库充实，便是最大的安全保障。只要百姓有饭吃，不造反，便已足够。至于教育、文化、娱乐，乃至适当的休闲活动，在他看来，都是不必要的开支。他承袭了北朝君臣注重吏治的传统，却也将那种质朴甚至有些刻板的实用主义推向了极端。”
长孙平忧心忡忡地说：“如此一来，国家虽富足，但民力已接近极限。义仓之粮本是为备荒而设，如今却成了国家的另一处国库。
一旦再有大的天灾，或者发生战事，这看似充盈的粮仓，能否真正发挥‘赈给’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当百姓发现自己辛勤劳作、缴纳赋税，让国家仓库充实起来，而皇帝却不怜百姓而惜仓库’，这种国富又能持续多久呢？”
高颎沉默许久，才缓缓开口道：“长孙公今日所言，如警钟长鸣。只是陛下年事已高，性格已然定型，恐怕难以改变。
我等身为臣子，唯有尽力辅佐，在现有体制下，多为百姓争取一丝喘息的机会。你掌管义仓，应当严格督察，务必确保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切不可让义仓之粮成为一堆无用之物，更不能让其成为官吏盘剥百姓的工具。”
“仆射放心，平明白。”长孙平郑重承诺。他起身告辞，走出高府，午后的阳光已有了些许暖意，但他心中的那份凝重却丝毫未减。
他抬头望向皇宫的方向，那座宏伟的大兴宫，象征着隋帝国的权力中心。宫墙之内，那位节俭到近乎吝啬的皇帝，正注视着他一手打造的庞大帝国和堆积如山的财富。
隋代的致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长期和平带来的红利。自宇文泰经营关中，周灭齐，隋代周，直至灭陈，虽有征战，但均未造成全国性、毁灭性的破坏。
天下太平，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环境。
其二，轻徭薄赋政策的激励。减免酒榷、市税、盐禁，降低调绢数量，缩短力役时间，多次普免或减征租税，这些政策直接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激发了生产积极性。
其三， 吏治清明的有力保障。文帝极为重视吏治，大力罢黜冗官，严厉惩处贪腐现象。例如，杨尚希建言罢郡，柳彧弹劾不称职的武将以及贪污的长吏，这些举措都充分体现了文帝澄清吏治的坚定决心。这使得中央政令能够得以有效推行，国家机器的运转也相对高效。
其四，制度创新取得显着实效。“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这两项举措，从根本上解决了自魏晋以来长期存在的户口隐漏问题，扩大了征收赋役的编户齐民基数，这正是实现“轻赋”却能“国富”的关键所在。均田制的持续推行，确保了农民有地可耕，为国家提供了稳定的赋役来源。
其五，中央集权得以强化，社会阶级差异逐渐消融。贵族封建制和魏晋门阀特权在隋代基本被消除，社会趋于平等，国家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资源能够更有效地集中和调配。义仓的设立，也是中央政府尝试将社会保障职能纳入国家管理体系的一种积极探索。
其六，帝王个人因素的影响。隋文帝节俭自律，尽管存在“惜仓库”的弊端，但他个人生活的简朴确实减少了不必要的宫廷开支，为上行下效树立了一定的榜样。
然而，在这些原因的背后，长孙平和高颎都敏锐地察觉到了隐忧：国富与民强之间的平衡如何把握，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的界限怎样界定，以及当国家财富积累到极致，而统治者又缺乏长远眼光和人文关怀时，这种“国富”所潜藏的危机。
夕阳西下，将长孙平的身影拉得修长。他明白，隋代的“国富”之谜，他和高颎或许已经探寻到了答案。但如何解开这个答案背后所隐藏的新谜题，如何让这充盈的仓廪真正成为“知礼节”的坚实基石，而非“竭泽而渔”的例证，这是留给他们以及后来者的更大考验。
大兴城的粮仓，在暮色中默默矗立，宛如这个王朝的命运，看似坚不可摧，实则内里已埋下了微妙的伏笔。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隋代的富庶，究竟是辉煌的顶点，还是盛极而衰的前兆？
长孙平并不知晓，他只清楚，自己所能做的，便是守护好手中的义仓账目，守护好那些数字背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微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