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西市论汉唐 商贾慧眼识利弊
时值贞观十七年暮春，长安城惠风和畅，柳絮纷飞。西市胡商云集，车水马龙，一片升平气象。绸缎庄老板张茂昌正与几位老友在“聚贤楼”品茗闲谈，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只见几个身着粗布短打的汉子正围着一个贩卖陇右良马的胡人争执。
“这马要价太高！”一个满脸虬髯的汉子拍着马鞍道，“开元通宝五十缗，当我们是冤大头不成？”
胡人摊开手作无奈状：“客官有所不知，此乃大食国汗血宝马，日行千里。若在汉代，这样的宝马需用黄金百斤方能易得。如今大唐天子圣明，商路畅通，才有这般价钱。”
张茂昌闻言放下茶盏，抚须笑道：“此言差矣。汉代高祖初年，一石米价五千钱，马价百金亦非虚言。但文景之治后，国库里的钱多得串钱的绳子都朽了，粮食堆在粮仓里发霉。那时节，商贾地位却如履薄冰。”
坐在对面的瓷器商王元宝闻言抚掌：“张兄此言有理。我家世居长安，听闻祖上说起，汉武帝时实行算缗告缗，商贾稍有资产便被盘剥。有位姓郭的盐商，只因家产申报不实，便被抄没家产，妻儿沦为官奴。”
旁边酒肆掌柜李三郎接口道：“可不是嘛！汉代桑弘羊搞均输平准，说是平抑物价，实则将天下货物都纳入官营。商贾稍不留神就触犯律法，哪像如今我等开店经营，只需按丁缴纳租庸调，再无其他苛捐杂税。”
正说着，忽闻楼梯传来脚步声，众人回头一看，原是京兆府司户参军崔知悌。此人虽出身五姓七望，却无士族子弟的骄矜之气，素来关心民生疾苦，常来西市体察商情。
“诸位所言，本官在楼下听了个大概。”崔知悌拱手笑道，“今日休沐，特来向各位请教汉唐两代经济利弊。”
张茂昌忙起身让座：“崔参军客气了。我等草莽商人，哪懂得什么经济利弊，不过是随口闲聊罢了。”
崔知悌摆手道：“张老板过谦了。听闻你祖上在西汉末年曾经营漕运，想必对两代商政颇有心得。”
张茂昌闻言叹了口气：“不瞒参军说，先祖在新莽时期确曾做过漕运生意。那时王莽推行‘五均六筦’，将盐、铁、酒、铸钱等全部收归官营。先祖因船只被官府征调，又无力缴纳苛捐杂税，最终家道中落。如今我经营绸缎庄二十载，从南至北，所见所闻，深感大唐商政远胜前朝。”
王元宝点头附和：“就说这丝绸之路吧。汉代张骞通西域后，虽开辟了商路，但沿途关卡重重，所经各国均要抽税。如今我派商队去波斯贩卖瓷器，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安西都护府，沿途只有驿站，并无税卡。去年有支商队带回的波斯地毯，在西市售卖所得，竟比成本高出十倍有余。”
李三郎端上一壶新茶：“要说最实惠的，还是朝廷对工商业的扶持。我这酒肆去年遭了火灾，本以为要倾家荡产，谁知京兆府不仅免了三年租调，还让工匠营派了三十个匠人帮忙重建。这要是在汉代，恐怕早就被当作刁民抓起来了。”
崔知悌闻言沉吟道：“诸位所言，皆为切身感受。但本官近日读《汉书·食货志》，见桑弘羊推行均输平准，确实使国库充盈，助汉武帝成就了北伐匈奴的伟业。不知诸位对此有何看法？”
张茂昌闻言正色道：“桑弘羊之法，虽能解一时之急，却非长久之计。汉武帝连年征战，耗尽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不得不对商贾课以重税。结果呢？商贾纷纷破产，民生凋敝，到了昭帝时期，不得不召开盐铁会议，废除部分苛政。反观我朝，太宗皇帝即位之初便轻徭薄赋，虽经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又有突厥犯边，却能在短短十数年间开创贞观之治，这其中的道理，值得深思啊。”
崔知悌抚掌赞叹：“张老板所言极是。汉代重农抑商，将商贾视为末业，却不知无商则农艰。我朝实行均田制，每丁授田百亩，既保障了农民生计，又不限制商贾发展。去年关中大旱，朝廷从江南调运粮食，若无商贾转运，何以救济灾民？”
正说着，忽闻楼下传来一阵喝彩声。众人下楼一看，只见几个波斯商人正在表演吞刀吐火，周围观者如堵。崔知悌望着这热闹景象，不禁感叹道：“汉代虽有张骞通西域，却因重税盘剥，丝绸之路时断时续。如今我朝不仅不征关税，还在西域设立安西四镇，保护商路畅通。这些胡商不远万里来到长安，带来了异域的商品和文化，也让我大唐的丝绸、瓷器远销海外，此乃互利共赢之举啊。”
张茂昌接口道：“参军所言极是。就说这西市吧，汉代长安城虽有九市，却设有‘市令’严格管理，日中击鼓开市，日落鸣钲闭市。如今我大唐不仅延长了营业时间，还出现了夜市。去年冬天，我去洛阳送货，见南市灯火通明，商贩云集，竟比白天还要热闹。”
王元宝笑着补充：“还有这‘柜坊’和‘飞钱’，更是方便了我们这些商人。以前去江南进货，需携带大量铜钱，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如今只需在长安的柜坊存入钱款，领取飞钱，到了江南便可凭券取钱，省去了多少麻烦！”
崔知悌闻言点头：“诸位所言，让本官茅塞顿开。汉代重农抑商，虽在短期内充实了国库，却抑制了经济活力；我朝轻徭薄赋，农商并重，反而实现了国富民强。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是否信任百姓，是否给予百姓发展的空间。”
正说着，忽闻街上一阵喧哗，原来是西域诸国的朝贡使团经过。只见骆驼队连绵不绝，满载着香料、宝石、象牙等珍奇货物，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
崔知悌望着这壮观的景象，感叹道：“昔日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耗费巨资却未能持久；如今我朝以德服人，西域诸国纷纷归附，商路畅通无阻。这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胜利，更是经济政策的成功啊。”
张茂昌等人闻言，无不点头称是。夕阳西下，余晖洒在长安西市的街道上，映照着往来穿梭的商人和琳琅满目的商品，构成了一幅繁荣昌盛的画卷。崔知悌望着这幅景象，心中暗忖：唐太宗实行轻徭薄赋、农商并重的政策，短短十数年间便开创了贞观之治，这其中的智慧，值得后世永远铭记。
当晚，崔知悌回到家中，挑灯夜战，将今日在西市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汉唐经济利弊论》，其中写道：“汉代重农抑商，虽有文景之治的短暂繁荣，却因苛政导致民变；大唐轻徭薄赋，农商并重，故能实现四夷来朝、天下太平。由此可见，治国之道，在于与民休息，藏富于民。”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贞观政要》，成为后世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而长安西市的繁荣景象，也成为了大唐盛世的一个缩影，见证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