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业口分定租庸 轻徭薄赋见盛唐
隋末的烽火狼烟，终被李唐的赫赫武功所平息。当贞观之治的和煦春风吹拂着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时，均田制的推行如甘霖普降，让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回到了阡陌之间。随之而来的租庸调制，如同一架精密的经济仪器，将土地、人丁与国家财政巧妙地联结起来，为盛唐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长安城，尚书省户部，度支司的厅堂里，几位官员正围坐在大案前，对着新修的《赋役令》条文细细斟酌。窗外，春雨初歇，庭院中那棵老槐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生机勃勃。
度支郎中苏亶，一位五十余岁、面容清癯的官员，手持毛笔，指着案上的文稿，声音沉稳有力：“诸位同僚，陛下以仁心行仁政，欲使天下苍生安居乐业。这租庸调制，便是我朝治国安邦的基石。今日再议，务必使其既合古制，又利民生，更要确保国用不匮。”
他身旁的员外郎崔九郎，年轻气盛，眼神中透着一股锐意革新的光芒，接口道：“苏郎中所言极是。我朝均田，男丁十八以上授田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八十亩为口分。这永业田，身死不还，可传子孙；口分田，则需待受田者老疾或身故后，由官府收回，重新分配。有了恒产，百姓方能安心，国家赋税才有保障啊。”
另一位主事王玄策，曾游历西域，见识广博，此刻抚着微须，缓缓道：“正是如此。我朝租庸调之制，便是建立在这均田之上。每丁每年缴粟二石，此谓之‘租’。这便是《孟子》所言‘粟米之征’，亦相当于前汉之租。”
苏亶微微颔首，补充道：“王主事说得对。这‘租’，是针对每丁所受的八十亩口分田而言。若以每亩年产粟一石估算，八十石粟中抽取二石，便是四十税一。诸位，可曾想过，这是何等轻的负担？”
崔九郎眼中闪过一丝敬佩：“确是轻徭薄赋！晚生曾读《汉书》，知晓汉制初为十五税一，后常收半租，实为三十税一，已较战国孟子所推崇的什一之税更为宽大。而我朝四十税一，更是远迈前汉啊！若比起那西晋，丁男课田六十亩，每亩课粟八升，计四石八斗，我朝之租，仅及西晋二十几分之一。如此轻租，百姓安得不富足？”
王玄策抚掌笑道：“崔员外郎少年英才，所言极是。西晋户调之重，更是骇人听闻。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我朝之‘调’，每丁每岁输绫、绢、絁各二丈。若用布代替，则加五分之一，即二丈四尺。输绫、绢、絁者，兼缴绵三两；输布者，则兼缴麻三斤。这‘调’，有‘兴调’、‘调发’之义，相当于古代之‘赋’，若论其性质，约略相当于前汉之口赋。”
他顿了顿，拿起案上一卷西晋的《户调式》残卷，摇了摇头：“西晋那三匹绢，比起我朝的二丈（唐代一尺约合今三十厘米，二丈即六米，一匹绢通常为四丈，二丈仅半匹），多了足足六倍！便是那北魏均田，一夫一妇调帛一匹，亦比我朝丁男之调多了一倍。我朝虽兼用绫、絁，品类上或有差异，但调法轻于魏晋，乃是不争的事实。”
苏亶捻须沉吟道：“租与调，一为粟米，一为布帛，皆是百姓务农桑所得。然国家运转，除了物资，尚需人力。故有‘庸’制。此即古代‘力役之征’，相当于前汉之役。”
“苏郎中，”崔九郎问道，“我朝之庸，与汉之更役，有何不同？”
苏亶道：“差异大矣！前汉每丁每年更役三十天，我朝则定为二十天。若遇闰年，再加五天。若官府无需其服役，或百姓不愿服役，则可‘输庸代役’，每日以绢三尺代替。这‘庸’，便是力役的代金。”
王玄策接口道：“何止是庸的天数减少！前汉每丁除了每年三十天更役，尚须担任正卒卫士一年，又有戍边三天之责。虽然后来戍边三日常以钱代，称为‘过更’，但卫士一年却是实打实的。我朝则不然，因实行府兵之制，拣点强壮男丁，农隙训练，战时为兵，平时务农，兵农合一。农民无需再负担那正卒卫士一年之役，亦无戍边之苦。如此算来，我朝百姓的力役负担，比前汉又轻了许多！”
崔九郎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是啊！仅这‘庸’的二十天，便是汉制的三分之二。更何况免去了一年的正卒和三日戍边！如此算来，我朝百姓的力役负担，怕是只有汉民的三成不到了！”
苏亶微微一笑，又抛出一条：“此外，尚有杂徭。若官府临时有不急之役，每丁每年或需做工三十五天，若应此杂徭，则可免其‘调’；若做工五十天，则租与调皆可蠲免。这亦是体恤百姓，灵活调剂之意。”
“原来如此！”崔九郎恍然大悟，“如此一来，百姓若有余力，可通过服杂徭来减免租调，既能满足官府不时之需，又能让百姓有所选择，真是巧妙！”
王玄策感慨道：“我朝租庸调制，集前代制度之大成，去其苛重，取其宽简，实乃三代以降未有之良法。租轻、调简、庸少，三者结合，堪称完美。每丁授田百亩（永业二十，口分八十），永业田可传子孙，给百姓以恒产之盼；口分田则保证了土地的流动性，使无地少地者有田可耕。在此基础上，四十税一的租，轻薄的调，以及可输庸代役的二十天力役，再加上府兵制取代了沉重的卫戍徭役，百姓负担之轻，历朝罕有。”
苏亶望着窗外渐浓的春色，语气中充满了对当朝制度的自豪：“正是如此。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朝陛下深谙此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方能使国库充盈，天下太平。如今关中、河南、河北，千里沃野，桑麻遍地。每到秋收时节，田野里稻浪翻滚，谷穗低垂；桑蚕吐丝，机杼声声。百姓家中有存粮，仓廪实而知礼节；手中有布帛，衣暖食饱而思奋进。这便是租庸调制带来的盛世景象啊！”
崔九郎年轻的脸上满是憧憬：“听二位大人一言，胜读十年书。晚生必当尽心竭力，推行此制，不使有丝毫差池，以报陛下隆恩，不负苍生之望。”
王玄策拍了拍他的肩膀：“崔员外郎有此心，我等就放心了。不过，制度虽好，执行中却需慎之又慎。各地土产不同，或产绫绢，或产布麻，需因地制宜。年岁丰歉不一，亦需有蠲免之法。更要防止地方官吏巧立名目，额外加征，那便辜负了朝廷的美意。”
苏亶点点头，严肃地说：“王主事提醒得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租庸调之制，如同一架精巧的天平，一头连着国计，一头系着民生。唯有时时校准，处处体恤，方能永葆其衡。我等身为户部官员，任重而道远啊。”
三人正谈论间，忽闻外面传来一阵喧哗。一名小吏匆匆走入禀报：“启禀郎中，京兆府传来消息，万年县有农户自发组织，敲锣打鼓，欲向朝廷献上‘嘉禾’，以谢陛下推行租庸调，使今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
苏亶、王玄策、崔九郎三人闻言，相视而笑。窗外，阳光正好，老槐树的新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仿佛也在低声吟唱着这轻徭薄赋、国泰民安的盛世歌谣。这租庸调制，正如那春雨般，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大唐的沃土，孕育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代。而尚书省户部的这几位官员，便是这盛世乐章中，谨慎而勤勉的谱曲者与调音师。他们深知，这看似简单的“每丁二石粟，二丈绫绢，二十日力庸”背后，承载的是万千黎民的生计，更是大唐帝国长治久安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