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参军离家，像一颗投入湖心的石子，涟漪扩散后，水面渐渐恢复了平静。只是这份平静下，少了大哥粗重而安稳的鼾声，少了他在院子里劈柴时沉闷有力的“砰砰”声，也少了他偶尔低沉的、对二哥，三哥简短的嘱咐。家里似乎空荡了些，但每个人都将那份不舍和牵挂，默默转化为更加勤恳的劳作和对未来的期盼。
自留地的活计主要由父亲和二哥担了起来。二哥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话更少了，但干活更加拼命，几乎是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想要填补大哥离开后留下的空缺。他学着父亲的样子，一板一眼地侍弄着那些日益葱茏的瓜菜，手上的茧子厚了一层又一层。父亲看在眼里，有时会让他歇歇，但建国只是摇摇头，闷头继续干。
三哥也乖巧了许多，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黏着二哥玩闹，而是更多地跟在母亲或奶奶身后，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零碎活，或者带着我（更多是看着我）在院子里玩耍，眼神里偶尔会闪过一丝对大哥的想念。
爷爷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踱步，有时还能坐在门槛边，指点一下父亲和二哥干活的技巧。奶奶的精力大多放在照料我和操持一些轻省家务上，家里虽然依旧清贫，但一切都有条不紊，透着一种劫后余生、愈发珍惜的安稳。
然而，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两颗年轻的心，却开始不安分地躁动起来。
这躁动的源头，来自于二哥和三哥对“上学”的渴望，或者说，是重新燃起的、更加炽烈的渴望。
大哥的参军，像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看到了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这片土地上挣扎一生之外，另一种可能的出路——虽然那出路同样充满未知和风险，但至少是“出去”，是“改变”。
而他们自己呢？辍学在家，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繁重的农活。二哥还好些，沉默的性格似乎与这种生活并无太大冲突，但夜深人静时，他摸着枕边那本早已翻烂、字迹模糊的旧课本，眼神里偶尔流露出的不甘和迷茫，却出卖了他的内心。三哥则更加明显，他本就机灵活泼，对知识有着天然的好奇心，常常会捡回一些旧报纸或废纸片，对着上面仅有的、他认识不多的字，看得津津有味，或者缠着偶尔来家里坐坐（现在敢来了）的王奶奶，问东问西。
真正触发他们决心的事件，发生在一个闷热的午后。
那天，村里那个唯一读过初中、现在在生产队当记分员的年轻人，因为算错了几个工分，被新上任的刘队长当着众人的面，不轻不重地训了几句。刘队长最后甩下一句：“多读几年书有什么用？账都算不明白！还不如多下地挣点工分实在！”
这话像一根刺，扎进了刚好路过的建和建党心里。
晚上吃饭时，建党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刘队长今天说，读书没用……”
饭桌上安静了一瞬。
爷爷放下筷子，看了一眼两个孙子，缓缓道：“读书有没有用，不在别人嘴上，在自己心里，在自己手上。”
父亲也接口道：“你爷说得对。读书明理，识字断文，什么时候都不是坏事。只是……”他顿了顿，看向建国和建党，“咱们家现在这情况，你们两个要是都去上学，家里劳力就更紧了。而且，你们年纪也大了，再去和那些小萝卜头一起念小学……”
“我们不想念小学了！”建党忽然抬起头，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决。他看了一眼旁边的建国，建国沉默着，但紧抿的嘴唇和微微发亮的眼睛，表明了他的态度。
建党鼓足勇气，继续说：“爸，妈，爷，奶。我和二哥……我们想直接去考初中。”
“考初中？”母亲惊讶地放下碗，“你们小学都没念完，辍学这么久，功课都丢光了，怎么考？”
“我们能捡起来！”建国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却异常坚定，“小学那些东西，不难。我们在家也没全丢，有空自己看课本，建党还常问我。我们……我们不想再回小学了。”他说到最后一句，声音低了下去，但其中的含义，全家人都听懂了。
不想再回小学，不仅是因为年龄大了尴尬，更是因为，那里承载了他们太多不愉快的记忆——同学的孤立、孙大蛋那伙人的欺凌、老师的漠视、以及最后被迫辍学时那种屈辱和无力。那片校园，对他们而言，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痛苦和挫败的象征。他们想跳过它，直接去一个相对陌生、或许能更公平对待他们的新环境。
堂屋里陷入了沉默。油灯的火苗跳跃着，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
爷爷沉吟着，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父亲眉头紧锁，显然在权衡利弊。母亲眼中满是担忧和不舍，既有对他们学业的忧虑，也有对家庭负担加重的考量。奶奶则有些茫然，只是觉得孙子们“想读书是好事”。
我坐在母亲身边，看着两个哥哥脸上那种混合着渴望、倔强和一丝不安的神情，心里被触动了一下。我知道，他们这个决定背后，除了对知识的渴求和改变命运的期望，还有着更深层的、想要疗愈过去创伤、证明自己的心理。
“初中在公社，得住校吧？”父亲终于开口，提出了最现实的问题，“吃住都要钱票，家里……”
“我们可以走读！”建党急切地说，“公社离咱们村不算太远，我们早点起，走快些，能赶上上课！中午……中午我们带干粮！”他说着，看向建国。建国用力点了点头。
“那也不行。”母亲摇头，“一天来回两趟，几十里地，刮风下雨怎么办？冬天黑得早，路上也不安全。再说了，走那么远路，哪还有精神念书？”
“妈，我们能行！”建国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母亲，“大哥能去当兵，吃更大的苦，冒更大的险。我们只是走点路，不算什么。我们保证不耽误干活，早上起来先把家里水缸挑满，柴劈好，晚上回来再帮爸干活！我们……我们少吃点也行！”
他的话让母亲喉头一哽，别过脸去。奶奶已经开始抹眼泪。
爷爷长长地叹了口气，看向父亲：“国锋，你怎么看？”
父亲沉默了很久，目光在两个儿子脸上来回逡巡。他能看到他们眼中的火焰，那是一种被压抑了太久、终于找到出口的、不甘沉沦的光芒。他也清楚，这可能是他们这辈子，除了参军之外，唯一一次可能改变“农民”身份的机会。读书，考出去，哪怕只是考个中专、技校，将来也可能有个“铁饭碗”，彻底脱离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可是，现实的压力也是实实在在的。家里劳力本就紧张，两个半大儿子若去上学（即便走读），很多重活就得他自己和身体刚好的爷爷多承担。而且，读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学费、书本费、笔墨纸砚……哪一样不要钱？家里现在勉强糊口，哪有余钱？
就在父亲犹豫不决时，一直安静的我，忽然扯了扯母亲的衣角，然后伸出小手，指了指墙角堆放杂物的地方——那里，有上次父亲从林场带回来的、那个破旧帆布书包的一角露了出来。那是大哥留下的。
我的动作很轻，但在这个沉默的时刻，却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母亲顺着我的手指看去，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她走过去，拿起那个洗得发白、边角磨损的旧书包，拍了拍上面的灰尘。
“这是你大哥的书包。”母亲走回来，把书包放在桌上，声音有些发颤，“他走的时候，没带上。”她抚摸着粗糙的帆布面，仿佛还能感受到长子残留的气息。“他那时候，也想去考中学，可是家里……供不起。”
她抬起头，看着建国和建党，眼泪终于滑落下来：“你大哥没赶上好时候，也没赶上家里能松快点的时候。他把机会……留给你们了。”
母亲的话，像一把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建国和建党的眼圈瞬间红了，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话。
父亲猛地攥紧了拳头，又缓缓松开。他看向爷爷，爷爷对他微微点了点头。
父亲深吸一口气，仿佛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看着两个儿子，沉声道：“你们想读书，想跳级考初中，是好事，有志气。爹……支持你们。”
建国和建党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瞪大了眼睛。
“但是，”父亲话锋一转，语气严肃起来，“有几件事，你们必须做到。第一，考，必须考上！不能丢人现眼，浪费家里的心意和你们自己的时间！第二，考上之后，家里的活不能全丢下，该干的必须干！第三，在学校，老老实实念书，不许惹事，更不许因为以前的事，跟任何人起冲突！听见没有？”
“听见了！”建国和建党异口同声，声音因激动而发颤。
“还有，”爷爷补充道，“考初中不是过家家。你们丢下功课这么久，得下苦功夫追。从明天起，每天干完活，晚上必须点灯看书，不懂的……想办法去问。”他想了想，“村尾宋老师……算了，他自身难保。你们自己多琢磨，实在不行，等公社中学的老师下来，找机会问问。”
事情就这样定下了。家庭会议最终决定，支持建国和建党跳级报考公社初中。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教育的决定，更是一个家庭在极端困境中，对下一代未来所做出的、孤注一掷的投资和期盼。
接下来的日子，张家小院的夜晚，灯火熄得比以往更晚了。在堂屋那张破旧的方桌上，油灯常常亮到深夜。建国和建党并排坐着，面前摊开的是好不容易凑齐的、纸张发黄、字迹模糊的旧课本（有些是大哥留下的，有些是母亲从村里其他有孩子上学的人家那里，用鸡蛋或野菜换来的）。他们看得极其专注，眉头紧锁，嘴里无声地默念着，手指在粗糙的纸页上划过，留下沙沙的轻响。
父亲有时会默默地在旁边坐一会儿，看着儿子们刻苦的样子，眼中既有欣慰，也有沉重。他会起身，把油灯捻得更亮一些，或者端来两碗凉开水。
母亲和奶奶则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尽量不打扰他们。我也常常安静地坐在旁边，假装玩着几颗石子，实则用意念调动空间那微弱的泉水气息，悄悄融入他们喝的水中，或者在他们疲惫揉眼时，让一丝极淡的清凉拂过他们的额角——希望能帮助他们提神醒脑，增强一点点记忆力和理解力。
我知道，我的帮助微不足道，真正的难关还需要他们自己用汗水去攻克。但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助力，我也希望能给到他们。
白天，他们依旧是勤劳的帮手，只是干活时更加争分夺秒，休息的间隙，也会拿出抄着公式或生字的小纸片，抓紧时间看两眼。建党甚至会一边烧火，一边用烧火棍在地上划拉生字。
村里人很快知道了张家两个小子要考初中的事。有人佩服张家的志气，觉得“老张家家风就是正，孩子有出息”；也有人暗中嗤笑，觉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学都没念完，还想跳级考初中，做梦”；更有甚者，比如孙婆子之流，虽然不敢再明着说什么，但那幸灾乐祸、等着看笑话的眼神，却是藏不住的。
这些目光和议论，建国和建党似乎都屏蔽了。他们眼中只有书本，只有那个即将到来的考试。那场考试，不仅仅是一次学业测验，更是他们向过去屈辱岁月的告别，向未来可能性发出的、最有力的叩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