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用餐时间，人流相对集中。大部分幸存者默默地排队，领取定额的食物，脸上是惯常的疲惫与麻木，间或闪过一丝对今日早餐份额外供应了一小勺猪肉罐头的满足。
但在角落里，在端着铝制饭盆蹲在墙根进食的人群中，一些压低的、带着不满的议论，像潮湿角落里的霉菌，悄然滋生。
“看见没？三连的昨天又拉出去实弹打靶了，听说光是火箭筒就打了好几十发……够咱们多少人一天的口粮了。”一个穿着磨损严重工装的中年男人，用筷子扒拉着碗里几乎看不见油星的菜叶，声音含混地对身旁的同伴抱怨。
“谁说不是呢？听说新来的那帮装甲兵，住的可是原来会展中心的办公室，窗户都是完好的！咱们这大通铺，晚上漏风不说，呼噜声都能把房顶掀了。”同伴附和着，语气里带着酸意和不平。
另一边，几个正在清洗大锅的妇女也在交头接耳。
“修学校是好事，可这天天上课，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口粮一点没见多分……还不如让他们下地多干点活实在。”
“就是，听说还要搞什么‘文化课’？这世道，能活命就不错了……”
这些声音细微、琐碎，充满了对具体生活细节的不满和误解。它们像无形的孢子，飘荡在空气中，附着在那些因长久恐惧和匮乏而变得格外敏感的心弦上。
大多数听者只是摇摇头，或无奈地叹口气，继续沉默地吞咽着食物。抱怨解决不了问题，活着，并且相信管理者，是目前唯一的选择——这是主流的心态。
然而，信任的堤坝，往往是从最细微的蚁穴开始崩溃。
上午九时左右，如同投入看似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涟漪骤然扩散，最终演变成席卷整个安全区的暗涌。
最初是公告栏。负责每日更新布告的文书惊讶地发现，在盖着安全区红印的《关于加强前哨一号物资运输管理的通知》旁边，被人用浆糊歪歪扭扭地贴上了几张粗糙的、油印的传单。纸张劣质，字迹模糊，但标题却用加粗的字体，显得异常刺眼——
《致全体世博园幸存者——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战士与要求权利的人民》
几乎是同时，在食堂门口的木柱上、在通往水房的主要通道墙壁上、甚至在指挥中心大楼门外冰冷的台阶角落，都出现了内容一模一样的传单。它们像瘟疫的斑块，突兀地出现在安全区最显眼的位置。
人群瞬间被吸引，围拢过去。前面的人低声念着，后面的人焦急地询问。短暂的寂静后，是压抑不住的哗然和骚动。
“这……这上面写的什么？”
“说咱们当兵的吃独食，欺负老百姓？”
“要停止打仗？还要成立什么……委员会？”
“疯了吧！谁写的这东西！”
传单的内容，远比标题更具煽动性和破坏力。我得到消息，快步走到指挥中心门口时，张卫国已经面色铁青地拿着一份传单递了过来。
我接过，纸张粗糙的质感摩擦着指尖，上面的字句如同淬毒的匕首，一字字映入眼帘：
“……看看你们碗里的食物，再看看士兵餐盘里的油腥！同为幸存者，为何我们成了需要被牺牲、被忽略的‘二等公民’？所有的资源——食物、燃油、药品、乃至我们赖以栖身的房屋，都在向暴力机器无限度倾斜！这是否就是我们用鲜血和忠诚换来的‘新秩序’？……”
“……所谓的‘前哨计划’，不过是用无数普通战士和民众的鲜血与生命，去满足极少数人膨胀的权力野心和毫无意义的领土欲望！穷兵黩武，只会将我们所有人拖入更深的战争泥潭！我们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对外军事扩张行动，集中所有力量，固守我们来之不易的家园！……”
“……觉醒吧，世博园的同胞们！觉醒吧，那些尚有良知的战士们！你们手中的枪，应该用来保护身后的父老乡亲，而不是成为少数人维系统治的工具！放下武器，与真正的人民站在一起，推翻这不合法的、军事化的‘暴政’！……”
“……我们郑重提出以下核心诉求：一、立即解散现行军事化管理架构，成立由全体幸存者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委员会’，接管一切物资分配与日常行政管理权力！二、军队必须接受‘人民代表委员会’的绝对领导，任何军事行动需经委员会批准！三、重新审计并公开所有物资储备，实行平均分配制度！……”
落款是：“一群忧心忡忡的战士与人民”。
冰冷的怒意，如同细微的电流，沿着我的脊椎悄然爬升。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被阴险毒蛇在暗处窥伺、并试图咬断根基的凛然。
这封信，精准地抓住了发展初期难以避免的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利用了普通幸存者对战略决策缺乏了解的信息差，更恶毒地使用了“人民”、“民主”、“和平”这些美好的词汇作为包装，其核心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根基——集中统一的指挥体系和必要的军事优先原则。
“混账东西！”李小峰的怒吼声几乎要掀翻指挥室的屋顶，他一把夺过传单，眼睛瞪得如同铜铃，手指因用力而将纸张捏得变形，“这是造反！是内奸！老子这就带人去查！揪出来，有一个算一个，全部按战场纪律处置！”
他胸膛剧烈起伏，仿佛下一秒就要喷出火来。
“小峰，冷静！”周鸿昊的声音依旧平稳，但面色凝重如铁，
“抓人容易。但你想过没有？这封信能贴得到处都是，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人的情绪。如果我们贸然动用武力镇压，不正中了幕后黑手的下怀？‘军事暴政’的帽子可就扣实了。到时候，人心惶惶，内部对立，后果不堪设想。”
赵建军坐在轮椅上，独眼锐利地扫过在场每一个人的脸，沙哑地开口：“老周说得对。这信，文笔老辣，煽动点抓得极准，绝不是普通老百姓或者几个愣头青能写出来的。
背后有‘高人’。而且，他们选择的时机很毒，正是在我们刚刚完成扩编、缴获大量装备，看似最强，实则内部整合尚未完成、新旧人员磨合、民生问题开始凸显的微妙时刻。”
林悦的脸上写满了担忧，她补充道：“医疗所里已经有些伤员在私下议论了，情绪很不稳定。民众更多的是困惑和害怕。我们必须尽快稳定局面，否则不用西山打过来，我们自己就从内部垮了。”
周茂志擦着额角的汗，急忙表态：“物资账目绝对清晰，每一笔都有记录！我可以立刻公开！”
张卫国沉声道：“公共安全处的人已经便衣出动，在人群里盯着，防止有人趁机煽动闹事。目前还没有过激行为，但气氛很紧张。”
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聚焦到我身上。
指挥室内空气凝滞，窗外隐约传来的喧哗声，更衬得室内的寂静沉重如山。我缓缓将那张皱巴巴的传单在桌面上摊平，指尖划过那些挑拨离间的字句，声音不高，却带着斩钉截铁的力量，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同志们，敌人希望我们乱，希望我们慌，希望我们举起屠刀对准自己的同胞。我们，偏不。”
我抬起眼，目光如同淬火的钢针，扫过众人：“这是一场政治仗。它的凶险程度，不亚于面对西山的千军万马。打赢这场仗，不能靠子弹，要靠脑子，要靠人心。”
我迅速下达指令，语气不容置疑：
“第一，稳定压倒一切。各部队，包括高峻的新一连，立即进入一级戒备，严防外部趁机偷袭。但同时，严令所有战士，不得与任何群众发生口角或冲突！遇到挑衅，保持最大克制！张处长，你的人混在人群里，引导舆论，解释安抚，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群体性事件！”
“第二，信息透明，直面问题。立刻接通全安全区广播，我亲自讲话。”
“第三，成立秘密调查组。周鸿昊、张卫国、林悦，你们三人负责。动用一切必要手段，暗中查清传单来源、制作地点、主要策划者和散布者。记住，是暗中！没有确凿证据前，不得打草惊蛇！”
命令迅速传达下去。几分钟后，安全区内各处悬挂的、利用旧设备修复的广播喇叭里，响起了我尽量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权威的声音：
“全体安全区的同志们，我是陈默。想必大家都看到了，或者听说了今天出现的一些传单。安全区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这是事实。”
广播前，无数正在劳作、休息或议论纷纷的幸存者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抬起头，凝神倾听。
“我在这里，向大家郑重承诺：安全区管理层，严肃对待每一位同胞的诉求和疑虑。对于传单所涉及的内容，我们将进行彻底、公正的调查。我以军人的荣誉向大家保证，一定会查明真相，并将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公之于众，给所有人一个明确的交代！”
“在此，我恳请大家，保持冷静，保持理智。我们共同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才建立了这片最后的家园。不要被几句煽动性的言论蒙蔽双眼，不要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破坏了我们来之不易的团结与稳定！
请相信彼此，请相信我们共同制定的规则，请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与未来！”
广播结束，安全区内出现了短暂的寂静。那股躁动不安的情绪，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公开回应暂时压制了下去。
但水面之下，潜流依旧在涌动。有人在点头，认为管理层态度诚恳；有人将信将疑，选择观望；也有一部分人，觉得这只是“官方说辞”，私下里的抱怨并未停止。
调查组的工作在高度保密下紧锣密鼓地展开。顾婷的团队对收缴的传单进行了技术分析，很快得出结论：
油墨是普通油印机油墨，纸张来源也指向疫情前园区办公文印室遗留下来的打印纸。范围被迅速缩小。
张卫国调取了传单出现时间段内，相关区域的所有哨位记录和巡逻队路线图，交叉比对，筛选出几个可能存在监视盲点或人员流动复杂的时间窗口。
他手下的便衣，则像融入沙地的水银，无声无息地渗透到各个角落，收集着零碎的对话、观察着可疑的行迹。
林悦的工作则更为柔性，也更为关键。她带领着心理小组和各级指导员，以关心生活困难、了解实际需求为名，深入到各个班组、家庭、生产小队。
她们耐心倾听抱怨，记录下关于口粮配给、居住条件、工作强度等具体问题，同时也以闲聊的方式，巧妙地将管理层的难处、外部威胁的严峻、以及前哨基地的战略意义，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出去。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平时喜欢发表“高见”、对现状不满的“活跃分子”，也逐渐浮出水面。
线索，开始像无数条细小的溪流，向着同一个方向汇聚。
与此同时，安全区内的压力测试并未停止。尽管有我的公开喊话和基层人员的努力安抚，但被点燃的情绪并非那么容易平息。
第二天，在中心物资分配点前，聚集了数十名情绪激动的幸存者，他们不再满足于私下议论，而是公开要求“公平公开”，要求周茂志当场“说清楚”物资分配细则，甚至有人喊出了“反对军事特权”的口号。
场面一度有些紧张。负责维持秩序的战士们，牢记命令，手挽手组成人墙，阻挡着人群向前拥挤。他们面色紧绷，牙关紧咬，忍受着扑面而来的指责甚至辱骂，没有一个人还嘴，更没有一个人动用武器。这种极致的克制，让一些原本只是围观的人感到动容。
我得知消息后，没有调动更多部队，而是只带了两名警卫员，亲自走到了物资分配点。我没有站在高处，而是直接走进了人群中心。
“我就是陈默。谁有疑问，现在可以当面问我。”我的声音不大，却瞬间让嘈杂的现场安静了不少。
人群中一阵骚动，几个带头的人面面相觑，似乎没料到我会亲自前来。一个胆子稍大的中年人挤上前，语气激动地指着战士们：
“陈书记！你广播里说得好听！可你看看！为什么他们当兵的就能顿顿吃饱，我们干活的人就要饿肚子？为什么修坦克就有油有料，我们想补一下漏雨的屋顶就那么难？”
我没有回避他的目光，平静地回答：“这位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岗位工作？”
“我……我叫王五，在农业组世博园后山段！”他愣了一下，回答道。
“好，王五同志。”我转向身旁脸色发白的周茂志，“周主任，把上个月的口粮分配明细，还有燃油消耗记录，拿给他看。当着大家的面，一笔一笔，算清楚。”
周茂志立刻示意助手搬来厚厚的账本。他翻到相关页面，一条条地念出来：
“上个月，战斗部队人均口粮标准，因高强度训练和战备执勤，确实比普通劳动岗位高出百分之十五，主要高在蛋白质和油脂补给。但这是基于他们平均每日消耗热量超过五千大卡计算的……燃油消耗，用于装甲车辆维护和训练的，占总消耗的百分之四十，主要用于保障前哨基地补给线和日常巡逻，这部分如果削减，我们的防御半径将缩小一半，直接威胁世博园安全……用于民生运输和发电的燃油，占百分之三十五，其余为储备……”
周茂志的数据详实，甚至具体到了每一辆车的行驶里程和耗油量。
他一边念，一边解释着每一项开支的必要性。随着他的讲述，人群中不少人的脸色发生了变化。他们或许不懂太复杂的数据，但他们听懂了“防御半径缩小一半”，听懂了“战备执勤”意味着什么。
我看着王老五，继续问道：
“王五同志，你觉得，是让你和你的家人暂时少吃一口肉，换来战士们有力气挡住外面的丧尸和敌人重要，还是大家绝对平均，然后一起承担被攻破家园的风险重要？”
王五张了张嘴，脸涨得通红，看了看周围渐渐沉默下来的人群，最终低下头，嘟囔了一句：“我……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觉得……心里不痛快……”
“不痛快，可以提出来。我们欢迎监督，也正在努力改善大家的生活。”
我的目光扫过众人，“但用这种方式，散布谣言，煽动对立，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只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这次当面的对质，虽然没能完全消除所有人心中的芥蒂，但像一盆冷水，浇熄了最躁动的火焰。事实和数据，在很多时候比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更有力量。
调查组的进展也取得了决定性突破。技术溯源、人员排查和林悦的“柔性”工作，所有的线索都清晰地指向了两个人：
傅国生，五十六岁，疫情前是云南大学的社会学副教授（纯属虚构，没有任何抹黑攻击云南大学的用意）；刘伟，三十一岁，曾是傅的学生，疫情爆发时恰好在昆明参加学术会议，遂一同被困。
傅国生此人，在安全区内有些“名气”。
他自恃学问高，常以“公共知识分子”和“民意代表”自居，私下里多次对安全区的管理模式提出尖锐批评，认为“缺乏民主程序”、“军事化管理压抑人性”、“领导者权力不受制约”，并时常在他周围聚集起一批同样对现状不满或单纯被他学识吸引的听众。
刘伟则扮演着狂热追随者和得力干将的角色，善于鼓动，行动力强。
张卫国的便衣发现，在传单出现前夕，刘伟曾多次在深夜独自前往原世博园办公区的文印室附近活动。
而林悦的谈话中，也有多人反映，傅国生最近曾私下表示“是时候发出人民的声音了”、“要用非常手段推动变革”。
时机、动机、能力、人证、物证链逐渐闭合。
在傅国生和刘伟居住的两人间内，调查组进行了突击搜查。结果毫无悬念——在床板下的暗格里，找到了藏匿的油印机、剩余的同规格纸张，以及数份内容更加激进、尚未散发的传单草稿。上面甚至有傅国生亲笔修改的痕迹。
人赃并获。
指挥室内，傅国生和刘伟被分别带进来。傅国生虽然脸色有些苍白，但依旧强作镇定，甚至试图保持他作为“学者”的矜持与高傲。刘伟则显得惊慌失措，眼神躲闪。
周鸿昊主持问询，林悦在场记录，张卫国则像一尊铁塔，沉默地立在门口，带来无形的压迫感。
“傅教授，刘伟，”周鸿昊的声音冷得像冰，“解释一下吧。”
傅国生扶了扶眼镜，深吸一口气，竟然开始了他习惯性的“布道”：
“周连长，诸位。我们此举，并非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世博园全体同胞的福祉！当前的体制，是畸形的，是不可持续的！它建立在军事威权之上，忽视了个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选择！我们只是顺应民意，发出了觉醒的呐喊！我们要求……”
“要求成立‘人民代表委员会’接管权力？要求军队交出指挥权？”
周鸿昊打断了他，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讥讽，“傅教授，你书读得很多。但你想过没有，在外部强敌环伺、内部资源匮乏、随时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的末世，搞你那一套所谓的‘绝对民主’和‘权力制衡’，结果会是什么？两千多年前的希腊诸城邦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是效率低下，是决策混乱，是力量分散，是给我们真正的敌人可乘之机！最终，所有人都得死！”
傅国生激动起来：“你这是诡辩！是为独裁张目！人民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赋予他们权力……”
“赋予权力？”
林悦忍不住开口，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怒，“傅教授，你口中的‘人民’，包括那些在围墙外日夜巡逻、用生命换取安全的战士吗？包括那些在医疗所里拼命抢救伤员的医生护士吗？包括那些在农田里挥汗如雨、在车间里埋头苦干的工人吗？你躲在安全的宿舍里，用笔杆子煽动混乱的时候，问过这些‘人民’的意见吗？你凭什么代表他们？”
刘伟被林悦一连串的质问逼得低下了头。傅国生却梗着脖子：“这是必要的阵痛！为了长远的、更美好的未来……”
“没有现在，何谈未来！”周鸿昊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居高临下地逼视着傅国生，“你所谓的‘美好未来’，就是用分裂和动荡，葬送掉眼前这来之不易的生存机会！你这是在犯罪！是对所有用生命守护这里的人的背叛！”
进一步的审讯和技术侦查，虽然未能直接证明他们与西山基地有实质性的指令往来，但却发现他们曾多次尝试向外界发送加密信息，内容涉及安全区内部兵力部署、物资储备概况以及民众情绪等敏感信息。
西山方面似乎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并未直接回应，但无疑，傅、刘的行为在客观上是为敌人提供了情报，并试图充当其在内部制造混乱的棋子。
动机已然清晰。
傅国生，沉浸在自己构建的“理想国”理论中，被权力欲和“救世主”心态蒙蔽了双眼，其行为看似为了“理念”，实则危害巨大。
刘伟，则是理念与野心的结合体，是具体的执行者。
如何处置？指挥室内再次出现了分歧。
“按战时条例，散布谣言、煽动叛乱、窃取机密，足够枪毙十次了！”李小峰的态度极其强硬，“不杀一儆百，以后谁都敢跳出来搞这一套！”
周鸿昊和赵建军则再次展现了他们的深谋远虑。
“杀了他们，简单。”赵建军用左手敲着文件，“但杀不了他们散布出去的思想流毒。反而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把他们当成‘争取民主’的烈士。这不利于真正的团结。”
周鸿昊点头：“我们需要一场更彻底的胜利。不仅是在肉体上消灭捣乱者，更要在思想上、在道理上，彻底驳倒他们，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他们的那套东西，在现实面前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这需要……一场公开的审判，或者说，一场公开的辩论。”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我。是动用雷霆手段迅速平息事端，还是采取一种更复杂、但也可能收益更大的方式？
我沉默了片刻，脑海中闪过广场上战士们组成人墙时紧绷的脸，闪过王五在数据面前低下头的样子，也闪过傅国生那看似正义凛然实则空洞无比的眼神。
“我们不走捷径。”我最终开口，声音坚定，“暴力镇压是最后的、不得已的手段。现在，我们有机会，也有能力，用更文明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对我们所扞卫的文明的最好诠释。”
我做出了最终决断：
“召开‘安全区全民议事会’。不是秘密审判，是公开的辩论。
让傅国生、刘伟，当着全体幸存者的面，陈述他们的‘理念’和‘诉求’。
也让我们管理层，当着所有人的面，摆事实、讲道理，回应一切质疑。
让全体同胞来做裁判，看清楚，谁才是真正为了大家的生存和未来，谁又是在为了一己私利或虚无缥缈的幻想而破坏大局。”
“我们要在阳光下，打赢这一仗。不仅要解决这两个人，更要借此机会，消除隐患，凝聚共识，完善我们的制度！”
这个决定如同巨石入水，在核心层内部也激起了波澜。但在我强硬的态度下，决议得以通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安全区全民议事会”，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
会场设在中心广场。利用废弃材料和军用篷布，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
广场中央划出了发言区，周围则是黑压压的、席地而坐的全体幸存者。没有座位区分，军民混杂，管理者与普通民众坐在一起。
由赵建军担任大会主持人，他是老兵，德高望重，且立场中立公正。同时，从不同群体（早期居民、新加入者、军队代表、技术人员、妇女代表、老人代表）中推举出九人，组成临时评议团，负责监督会议流程，并在最后合议提出处理建议。
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在我看来，这是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的关键一步。
会议当天，天空有些阴沉，乌云低垂，仿佛也在注视着这场关乎安全区命运的辩论。广场上人头攒动，数千双眼睛聚焦在主席台和中央发言区。
气氛凝重得如同暴风雨前的宁静，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好奇、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赵建军走上主席台。他握住一个简陋的扩音器，沙哑而沉稳的声音传遍全场：
“世博园的同胞们！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庆祝，也不是为了哀悼，而是为了解决我们内部出现的问题。有人提出了不同的声音，甚至采取了激烈的方式。管理层认为，堵不如疏。今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但每个人，也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现在，请傅国生、刘伟同志，上前陈述。”
傅国生整理了一下他洗得发白的西装，努力维持着学者的风度，走到了发言区。刘伟跟在他身后，显得畏缩不少。
傅国生深吸一口气，开始了他的陈述。
他依旧引经据典，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谈到洛克的“政府论”，慷慨激昂地论述“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他重复着传单中的核心观点，指责资源分配不公，抨击“前哨计划”是军事冒险，要求建立“人民代表委员会”来实现“真正的民主”。
他的话语确实具有一定的煽动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对现状不满、或者对“民主”、“自由”这些词汇抱有美好想象而又不甚了解其真正含义的人。会场中，有一部分人开始交头接耳，似乎被他的说辞打动。
轮到管理层回应。
周茂志第一个走上前。他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直接搬来了几大本厚厚的账册。
“傅教授说我们资源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好，这是安全区成立以来，所有重要物资的入库、出库、分配明细！每一笔，时间、经手人、用途，都在这里！欢迎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前来查阅、监督！”
他翻开账册，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大家看，这是上个月，战斗部队与普通劳动岗位的口粮消耗对比，这是基于他们不同的体能消耗计算出的科学配比！这是燃油消耗，百分之四十用于军事，但保障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如果把这部分砍掉，西山基地的侦察兵明天就可能摸到我们的围墙底下！”
林悦接着发言，她的声音清晰而富有感情：
“傅教授说我们忽视民生。我想请大家看看我们身边的改变！医疗所从无到有，现在能进行复杂的外科手术，死亡率下降了百分之七十！‘希望学校’成立了，我们的孩子能重新拿起书本，学习知识，这才是未来的希望！这些，难道不是民生吗？
是的，我们现在居住条件还很差，食物也不充裕，但请大家想想，如果没有战士们在外浴血奋战，清剿丧尸，建立前哨缓冲，我们能有相对安全的环境来搞这些建设吗？每一次对外行动，都意味着可能有人牺牲！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安全，难道不值得我们在资源上给予一定的倾斜吗？”
周鸿昊则走到了临时架设的沙盘前。他用激光笔指着沙盘上标注的敌我态势。
“傅教授质疑我们的‘前哨计划’是穷兵黩武。好，我请大家看。”他详细讲解了前哨一号（原旅部驻地）的地理位置，说明了它作为世博园东北方向屏障的战略价值。
“没有这个前哨，世博园就直接暴露在来自城市腹地方向的尸潮和潜在威胁之下！我们收复它，牺牲了二十八位战友！守住它，就能极大减轻世博园的防御压力，为我们争取宝贵的发展时间！这不是扩张，这是生存的必要！”
他们的发言，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冰冷的数据、铁一般的事实和真挚的情感。会场的气氛，开始悄然转变。
然后是自由发言时间。站起来的不是管理层安排的托，而是真正的普通幸存者。
一位满头白发、在疫情中失去了所有亲人的老奶奶，颤巍巍地站起来，指着傅国生，老泪纵横：
“傅老师！你学问大，俺不懂！可俺就知道，没有这些当兵的娃子，我这把老骨头早就喂了怪物了！你说他们吃得好，他们那是拿命在换啊！你在这儿张口闭口权利、民主，你出去杀过一个怪物吗？你保护过谁吗？”
一位在农业组工作的中年妇女大声说：
“我家男人就是前不久刚入伍的！他在前哨守着！傅教授，你说要委员会管军队，你懂怎么打仗吗？你指挥，能保证我男人活着回来吗？不能就别瞎嚷嚷！”
一位希望学校的学生，一个刚成年的小青年，激动地喊道：
“我想上学！我想学本事！我不想一辈子只会躲在地下啃过期罐头！傅教授，你说建学校是浪费，可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啊！”
一个个普通人，用最朴素的言语，最真实的经历，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洪流，冲垮了傅国生精心构建的理论沙堡。
傅国生的脸色越来越白，他试图引经据典地反驳，但他的声音在汹涌的民意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刘伟更是彻底瘫软在地，捂着脸不敢抬头。
最后，我走到了发言区。我没有看傅国生，而是面向全体幸存者。
“同志们。”我的声音透过扩音器，清晰地传到每一个角落，“傅教授的理论，在很多和平年代、物质条件优渥的国家，或许是可行的，甚至是先进的。但是，”
我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重而锐利，
“请你们抬头看看我们周围！看看这片废墟！看看我们脚下这片用无数战友鲜血浸透的土地！我们不是生活在理想的乌托邦，我们生活在人类文明崩塌后的末世废土！”
“在这里，我们首先面对的，是生存！是最基本的活下去的权利！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效率！是力量！是纪律！是牺牲精神！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带领大家集中力量，对抗外部无穷的威胁！”
我指向傅国生：
“傅教授追求的那套东西，很美，像空中楼阁。但它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充裕的物质基础、高度文明素养的公民。而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强行把它搬过来，结果只会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让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秩序崩溃，让所有人陷入混乱和死亡！”
“我们当前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完美的、符合所有理论模型的‘民主天堂’。我们的目标，是先活下去！是尽可能多地保留文明的火种！是夯实我们生存的根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追求的公平，是最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我们需要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群策群力，是有序的民意表达和监督，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的混乱！”
我的目光扫过全场：
“请大家想一想，是跟着傅教授，去追求那个虚无缥缈、可能让我们万劫不复的‘理想’，还是跟着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先活下去，再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好？”
答案，不言而喻。
全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随后，不知是谁先开始，掌声如同雷鸣般响起，经久不息。这掌声，是对事实的认可，是对道理的服膺，更是对当前道路的坚定选择。
临时评议团经过简短合议，由赵建军宣布了处理建议：
“经评议团合议，一致认为：
傅国生、刘伟二人，作为党员，散布谣言，煽动对立，窃取内部信息，其行为已严重危害安全区的团结、稳定与安全，性质恶劣。但考虑到其初衷并非投敌叛变，且我党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传统。”
“建议判决如下：傅国生、刘伟，剥夺其现有居住资格及部分物资配给额度，接受‘劳动与思想改造’。
即日押送前哨一号基地，参与基地最基础的建设劳动（清理废墟、农田开垦等），并由基地指导员负责，定期要求其提交对安全区运行和发展的观察与建议报告。以其亲身劳动，体会生存之艰难；以其亲眼所见，认知现实之残酷。未经允许，不得返回安全区核心区。”
这个判决，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没有死刑，没有监禁，而是劳动改造。
傅国生听完判决，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所有的骄傲和理论都在现实的铁壁前撞得粉碎，他踉跄了一下，几乎站立不稳。刘伟则如同抽去了骨头，被人架了起来。
我趁此机会，宣布了旨在从根本上完善安全区制度的几项决定：
“经此一事，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为此，我宣布：
一、制定并颁布《世博园安全区议事条例》。重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民意表达提供制度化、有序化的平台。任何重大决策，都将在此平台上进行充分讨论。
二、建立月度信息公开制度。每月首日，向全体公布上月主要物资收支、重大工程进展、外部威胁评估等非涉密信息。
三、建立常设性民意代表咨询小组。以各住宿区区、各行业为单位推举代表组成，有权列席管理层相关会议，反映民意，提出建议，参与决策讨论。”
这三项制度的宣布，再次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意味着，安全区的管理将更加开放、透明和有序。傅国生事件，反而成了推动制度完善的催化剂。
傅国生和刘伟在两名武装人员的“护送”下，步履蹒跚地登上了前往前哨一号的运输卡车。他们的背影在灰暗的天光下，显得格外落寞和渺小。
他们的“理想”，在残酷的生存现实和汹涌的民意面前，如同阳光下的肥皂泡，破碎得无声无息。
世博园，经历了一场来自内部的风波。但这场风波，非但没有摧毁它，反而像一次淬火，清除了杂质，让钢铁的根基更加牢固。
军民之间的理解加深了，群众对管理层的信任增强了，制度的框架也更加清晰和完善。
夕阳将金色的余晖洒满安全区，围墙上的哨兵身影依旧挺拔，学校的灯光次第亮起，车间里传来有节奏的敲击声，远处农田里的人们正在收拾农具返家……一切都恢复了秩序，甚至比之前更加充满活力。
顾婷送来最新的监测报告：西山基地在我们处理内部事件期间，电磁信号活动异常活跃，尤其是在内乱期间达到了一个高峰。
但在事件平息后，其信号活动反而陷入了更长时段的沉寂，变得更加隐秘和难以捕捉。
显然，我们应对内部危机的方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和算计。他们试图点燃的火焰，被我们巧妙地转化为锻造自身的炉火。
我深吸一口带着凉意的空气，胸腔中充满了更加坚定的力量。
内部的堡垒最难攻破，也最需用心经营。我们刚刚打赢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内部战役。现在的世博园，基石更固，军民同心，制度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