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抵达时，1942年7月的撒哈拉热风正舔舐着“莱茵女儿”滚烫的装甲。它并非来自连部那台同样饱受沙尘折磨的电台，而是一份纸质文件，由一架风尘仆仆的Fi 156“鹳”式联络机冒险降落在我们营地附近干涸的盐沼上送来。文件的内容简洁、冰冷，带着最高统帅部印章特有的、不容置疑的分量：鉴于东线（南方集团军群方向）作战需要，及该车组所具备的丰富多环境作战经验，立即终止北非战区服役，于最短时间内经意大利转运至东线，向第6集团军报到，参与即将到来的“蓝色行动”关键阶段——指向一个在地图上被粗重箭头标注的城市：斯大林格勒。
没有解释，没有征求意见，甚至没有提及我们刚刚开始“适应”的沙漠战场。我们就像棋盘上的几枚棋子，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北非这片焦灼的格子，拎起，悬空，然后“啪”一声，落在了东欧那片更为广阔、也更为血腥的棋盘上。
离开的过程仓促得近乎狼狈。与“莱茵女儿”的告别带着一种奇异的解脱与沉重交织的复杂情绪。解脱，是因为终于可以离开这片榨干了我们汗水、希望和战友生命的金色地狱；沉重，是因为这辆坦克，这位经历了东线严寒和沙漠酷暑冰火两重天的“老姑娘”，已经无法承受再一次跨越大洲的长途转运和截然不同的战场环境。她的发动机需要大修，传动系统隐患重重，炮塔的顽疾在北非的沙尘中已病入膏肓。更重要的是，她的设计和改装是针对沙漠的，宽大的沙漠履带板、强化的沙尘滤清器、热带涂装……这些在俄罗斯的森林、草原和即将到来的城市废墟中，将成为累赘。
“她属于这里了，”威廉最后拍了拍“莱茵女儿”布满弹痕和沙尘的侧甲，声音很轻，像是告别一位再也无力远行的老友，“留下吧，或许还能给新来的人挡挡子弹，或者……被英国人缴获，当成战利品。”
我们将个人物品——少得可怜——从坦克里取出。埃里希小心地包好了他的炮队镜维护工具，约阿希姆拿走了那本写满笨拙符号的无线电代码本和保罗留下的那副断线耳机。我最后看了一眼驾驶舱里威廉常坐的位置，炮手位上埃里希的潜望镜，装填手位旁空荡荡的电台，还有车长指挥塔内壁上那些我们自己刻下的、代表击毁战果的细小划痕（其中一些已经模糊）。然后，我们头也不回地走向那架等待的“鹳”式飞机，将“莱茵女儿”和她所代表的整整一年半的沙漠记忆，连同那炙热、干渴、无休止的骚扰和深藏的恐惧，一并留在了那片蒸腾的热浪之后。
转运的过程像一场浑浑噩噩的迁徙。从北非飞往西西里，再乘船到希腊，接着是漫长而拥挤的铁路运输，穿越巴尔干，进入乌克兰。风景在窗外流动、变化：地中海的蔚蓝被亚得里亚海的墨绿取代，然后是希腊崎岖的山地和橄榄树林，接着是东欧一望无际、在七月阳光下翻滚着金色波浪的麦田和向日葵地。绿色，如此丰沛、如此刺眼的绿色，取代了记忆里那片单调而暴烈的黄。空气变得湿润，甚至有些粘稠，带着泥土、植物和炊烟的气息，与沙漠那干燥灼热的、夹杂着沙粒的呼吸截然不同。
生理上的不适首先袭来。习惯了沙漠极端干燥的我们，对东欧夏季的潮湿闷热感到难以忍受，军服总是粘在身上。习惯了空旷视野的眼睛，忽然被茂密的森林、起伏的丘陵和连绵的村庄所填充，反而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拥挤和不安感。肠胃则对终于能吃到相对新鲜（尽管依然粗劣）的黑面包、土豆汤甚至偶尔的腌肉感到不适，威廉抱怨说这比沙漠的硬饼干和罐头还让人拉肚子。
但更深层的变化是心理上的。离开北非时那股短暂的、逃离炼狱般的轻松感，在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撞击声中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益沉重的、不祥的预感。车厢里挤满了像我们一样被从各个战线抽调来、补充到南方集团军群的士兵。从他们疲惫而麻木的脸上，从他们零星的交谈和更频繁的沉默中，我们拼凑出了一幅与去年此时截然不同的东线图景。
“巴巴罗萨”势如破竹的狂飙突进早已是旧梦。莫斯科城下的惨败被小心翼翼地用“冬季撤退”来掩饰，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如今，1942年的夏季攻势——“蓝色行动”——将重心转向南方，目标是高加索的油田和那个以苏联领袖命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宣传机器依旧在轰鸣，承诺着决定性的胜利，但士兵们的眼中，尤其是那些经历过1941年寒冬的老兵眼中，只有深不见底的疲惫和对即将到来战斗的、不加掩饰的恐惧。
“听说俄国人这回学乖了，不再傻乎乎地冲锋，会躲，会藏，会打冷枪。”
“斯大林格勒……沿河的大城市，房子多得吓人。这要是打进去……”
“补给？别做梦了。铁路线长着呢，游击队比北非的沙子还烦人。”
“第6集团军？保卢斯将军？希望他知道怎么用我们这些从沙漠回来的旱鸭子。”
这些窃窃私语，像车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一样，灌入我们的耳朵，沉淀在心底。东线，不再是我们记忆（或想象）中那个虽然残酷但至少“堂堂正正”的战场。它变得更为复杂，更为狡诈，规模也更为骇人。我们将要面对的，不再是英国人的吉普和丘吉尔，而是经历过最严酷筛选、在无尽国土上顽强抗争的苏联红军，以及那个以钢铁意志命名的、注定要吞噬无数生命的城市。
在乌克兰某个大型后方集结点，我们被重新编入一个新的装甲师，番号陌生，战友面孔陌生。我们领到了新的坦克——一辆标准涂装（灰暗的德军灰，不再是沙漠黄）的四号G型。它比“莱茵女儿”更新，主炮相同，但正面装甲略有加强，发动机似乎也更有力。但它冰冷、陌生，没有“莱茵女儿”身上那些记录着无数故事的划痕和凹坑，没有威廉熟悉其每一次呻吟的默契。它只是一台战争机器，等待着被投入熔炉。
威廉绕着新车转了好几圈，敲敲这里，摸摸那里，最后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没发表任何评论。埃里希检查了新炮的瞄准镜，试了试炮塔旋转——顺滑得让他有些不适应。约阿希姆将所剩无几的个人物品和那本无线电代码本放进新位置。而我，站在车长指挥塔上，望着东方天际线下逐渐弥漫的、不知是尘土还是硝烟的淡淡阴霾，那里是伏尔加河的方向，是斯大林格勒的方向。
归途的终点，是另一段更为艰险征途的起点。我们从沙漠的炼狱走出，未曾喘息，便又踏入了东线这个规模更大、更显深邃的绞肉机。凉爽的东欧夏风拂过面颊，却带来比撒哈拉热风更刺骨的寒意。我们换了坦克，换了战场，换了对手，但战争的核心体验——匮乏、磨损、死亡如影随形——却似曾相识，甚至变本加厉。
“斯大林格勒……”我低声念出这个地名，它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沉入胃底。北非的沙海或许令人烦躁绝望，但至少广阔，有迂回的空间。而一座以钢铁意志命名的城市，一条以母亲之名流淌的大河……那里等待我们的，会是怎样的街巷，怎样的废墟，怎样的战斗？
没有答案。只有脚下这辆陌生的、沉默的四号G型坦克，和身边这三个同样沉默、同样带着北非风沙痕迹与东线不祥预感的同伴。铁轨还在向前延伸，载着我们，无可回头地，驶向伏尔加河畔那座即将被鲜血浸透的城市。归途的尽头，是斯大林格勒。而我们的战争，才刚刚翻开它最为血腥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