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本章内容由石鸦镇档案馆整理，收录了伊尔莎·米勒同志（大陆历375年-380年）在不同时期书写或口述的日记片段。这些记录跨越了她从文盲女工到革命者、再到第一届世界无产阶级代表大会代表的成长历程，也折射出世界大战阴影下个体觉醒的轨迹。日记原件在后续转移中部分损毁，以下为抢救出的残页。】*
第一页（无日期，据推测为大陆历375年秋）
（这一页没有完整的单词，只有几个歪歪扭扭的铅笔划痕：一条波浪线可能是“water”，一个圆圈可能是“sun”，还有一个勉强能辨认出是“person”的字母组合。页面右下角有一个模糊的拇指印，沾着些许机油污渍。）
档案馆备注：伊尔莎同志回忆，这是她第一次拿起笔。那天维克多主席在窝棚夜校发铅笔，她说自己“手笨，只会干活”，主席把笔塞进她手里，说：“手能织布，就能写词。单词也是线，把心里的话织出来。”她画了这些，说波浪是“tears”，圆圈是“hope”，那个“person”的拼写，她说“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大陆历375年10月25日
今天学了十个词。
人、工、厂、苦、累、饿、冷、恨、想、变。
维克多同志教我们，“hate”旁边是“heart”，心里有恨，要认出来，才能知道恨什么。他说，不是恨机器，不是恨自己命不好，是恨那些让我们一天干十二个钟头、只给三个铜板的人。
我问他：“学会这些词能让他们多给钱吗？”
他笑了，笑容里有种我说不清的沉重。他说：“学会词不能直接多给钱，但能让你看懂工资单怎么算的，能让你知道隔壁厂的工钱是多少，能让你写下‘we want eight-hour work’这几个词，贴在车间墙上。”
夜里下工，手指因长时间劳作而颤抖，几乎握不住笔。但我努力想把“change”这个词拼写得更工整些。
大陆历376年2月18日
罢工了。
铁手帮的人拿着刀冲进来的时候，我腿在抖。夏尔队长挡在最前面，背上挨了一刀，血喷出来，但他没退。维克多同志站在我们中间，他没拿武器，就站在那里说话。他的话像有种力量，听着听着，我手里的铁棍就不抖了。
我们赢了。斯奈普低头了。
晚上分到罢工胜利的钱，我买了支好点的铅笔。我要把今天的事记下来。原来我们这些人凑在一起，能赢。
维克多同志说，这叫“团结”。两个字，写起来比“恨”难，但感觉不一样。写“恨”时心里堵，写“团结”时，胸口有热的东西在涌。
玛丽姐教我写日记。她说，把每天想的记下来，以后回头看，就知道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大陆历376年5月5日
今天在想维克多同志。
不是女工们私下传的那种“想”。是……他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他懂那么多道理，字写得漂亮，说话让人愿意听。可他穿的衣服和我们一样破，手上的茧子比我们还厚。他明明可以像那些读过书的先生一样，去找个轻松活计，为什么非要和我们这些“臭工人”挤在窝棚里？
我问玛丽姐。玛丽姐说，因为维克多同志心里装着的不是自己一个人，是“我们”。
“我们”是谁？是所有像我们一样的人吗？
那得有多少人啊。光帝都东区就不止十万。他装得下吗？
下雨。窝棚漏水，被子湿了半截。小布朗发烧说胡话，维克多同志把干的那半被子让给他，自己坐在漏雨的地方看书写东西。
我偷偷看他。油灯下，他的侧脸线条很硬，但眼神特别……专注。好像手里的纸比暖和干燥的被子还重要。
后来才知道，他在写《什么是阶级？》的小册子。那本册子后来被抄了几千份，藏在工友们的饭盒底、裹脚布里。
他写字的时候，世界只剩下纸和笔。雨声、咳嗽声、老鼠爬过的声音，都进不去他的那个世界。
我有点羡慕那个世界。
大陆历378年 8月1日
苏维埃！红旗！翠枝宫！
我到现在手还在抖。我们赢了？我们真的赢了？工人农民进了皇宫？
今天维克多同志站在翠枝宫阳台上讲话，下面是人海，红色的旗子像火一样烧遍了广场。他说的每一个字都砸在我心上。他说“一切权力归劳动者”，他说“土地归耕者，工厂归工人”。
我哭了。不知道为啥哭。
晚上，玛丽姐找我，说组织上决定调我去真理宫工作，给维克多同志当助理。我吓得差点坐地上。我说我不行，我字还认不全，好多道理不懂，会出错。
玛丽姐说：“伊尔莎，你记得自己第一次拿笔时画的那个‘人’字吗？维克多同志说，你心里那团火，看得见。”
我答应了。手还在抖，但这次是别的抖。
第一天当助理。
维克多同志有那么多事要处理：军队要整编，土地要分配，工厂要接管，外面还有敌人围着。他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眼睛都是红的。
我的工作是整理文件、安排会见、提醒日程。最简单的字也会写错，送文件跑错房间，紧张得说话结巴。
但他从来没发过火。我递错文件，他看完会说：“这份也很重要，谢谢提醒。”然后自己找出该看的那份。我字写错了，他会用铅笔轻轻圈出来，在旁边写上正确的，说：“这个字容易混，我当初也常写错。”
下午给他送茶，他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手里还拿着笔。我没敢叫醒他，把毯子轻轻盖在他身上。
他梦里皱眉头，好像也在处理难题。
大陆历379年1月15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
卡森迪亚的炮火照亮了帝都的天空，真理宫在燃烧。叛军从四面八方涌来，枪声、爆炸声、喊杀声混成一片。我们被迫突围。
撤退命令下达时，我正和玛丽姐一起整理最后一批文件。经过中央大厅，我抬头看向那面巨大的红旗——它从翠枝宫阳台上移到了这里，象征着我们短暂掌握的政权。
现在，我们要离开了。
两名战士爬上高处，准备降下红旗。他们的动作很慢，手指在颤抖。红旗缓缓降下时，褶皱在火光中翻卷，像不甘熄灭的火焰。那一刻，我感觉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
“等等。”玛丽同志的声音响起。
她走到降下一半的红旗前，从腰间拔出匕首。不是要毁掉它——他割下了一角，大约两个手掌大小的三角布料。
她把那片红布递给我。“伊尔莎，收好。”
我接过时，布料还是温的，仿佛还带着阳光和白日里千万人欢呼的温度。
“红旗可以降下，”她说，声音在炮火声中异常平静，“但红色不会消失。它会在每一个记得它的人心里，继续飘着。”
我把那片红布紧紧攥在手里，塞进最贴身的口袋。它贴着我的胸口，像一小团不肯冷却的炭火。
后来在漫长而艰难的突围路上，在饥饿、寒冷和追兵的威胁中，我无数次摸向那个口袋。那片粗糙的布料提醒我：我们曾经把红旗升到过那样的高处。我们还会再次升起它。
降旗不是结束。是种子入土。
大陆历379年2月18日
今天，我在课堂上成为了“鼓舞者”。
不是刻意追求，甚至不是有意识的。维克多同志正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他用最简单的比喻：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制造的价值，就像烤出一筐面包。但工厂主只给工人一片薄薄的面包皮作为工资，剩下的整筐面包都拿走了。那片面包皮叫“劳动力价值”，整筐被拿走的面包叫“剩余价值”。
他说：“剩余价值不是机器创造的，是工人的劳动时间凝结的。每一分利润，都是工人被偷走的时间，被偷走的生命。”
那一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我突然全明白了——为什么母亲在纺织厂累到吐血只换来几枚铜币，为什么父亲在矿难中死去后我们连棺材都买不起，为什么我从小就觉得自己生来就该受苦。
不是命不好。是被偷了。
一股强烈的、炽热的情感从胸口炸开，冲向喉咙。我忍不住站起来，对着全班同样出身贫苦的战友们喊道：“他们偷了我们的面包！偷了我们的时间！偷了我们的命！”
我的声音在颤抖，但每个词都像烧红的铁。我看到好几个战友的眼睛瞬间红了，有人握紧了拳头，有人低声重复着“偷走”。
维克多同志停下讲课，看向我。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欣慰，有赞许，还有一种……了然的悲伤。他点点头，轻声说：“伊尔莎同志，你看见了。”
下课后，玛丽姐找到我，说我身上有了稳定的灵性波动——序列九“鼓舞者”。她说，这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那些道理真正扎进了我的生命里，和我血肉长在了一起。
我摸着胸口，那里好像真的多了一小团温暖的火。
大陆历379年7月28日
战争爆发了。
消息传来时，维克多同志正在开会。他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旧世界开始撕咬自己了。”
我不太懂。报纸上说，是因为一个公爵在别国被刺杀，所以好几个国家打起来了。可维克多同志说，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殖民地瓜分完了”“帝国主义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这些词我还在学。
晚上，他站在地图前看了很久。那地图上画了好多箭头，西边一片血红。他说，这场战争会死很多人，大部分是工人农民的儿子。他说，这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更大的考验。
我问：“我们能做什么？”
他说：“活下去。壮大。等旧世界在战争里流干血，我们要准备好，接过历史的担子。”
我好像懂了一点。又好像更沉重了。
西线的战报越来越可怕。一场战役死几万人，战壕里全是泥、血和尸体。
维克多同志最近常提起一个词：“世界大战”。他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战争，卷入的国家、动员的人口、消耗的资源都是空前的。
他说，这场战争会改变一切。旧的帝国会垮掉，新的力量会起来。但他说这话时，脸上没有高兴，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悲哀。
我问：“您觉得战争可怕吗？”
他说：“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让战争白白发生，流了那么多血，世界却还是老样子。”
今天，我给他整理各国工人反战罢工的资料。英国、法国、德国、甚至交战国两边的工人，都在喊“不要为资本家的利润送死”。
原来我们不是孤独的。
大陆历380年1月8日
我要去帕瑟堡了。
作为罗兰苏维埃的代表，参加第一届世界无产阶级代表大会。维克多同志亲自定的名单，他说：“伊尔莎，你需要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听听其他国家的同志怎么说，怎么斗争。”
我怕。我连罗兰都说不好，只会简单的通用语。那么多国家的代表，都是厉害的人吧？我这样一个女工出身、才认字没几年的人，能行吗？
他说：“伊尔莎，你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了吗？你代表的不只是你自己，是葛培省根据地的妇女，是罗兰千千万万正在觉醒的女工。你的经历，就是最好的发言稿。”
我哭了。这次是躲起来哭的。
收拾行李时，我带了那本最早的识字本，还有第一次罢工时分到的那支铅笔。我要告诉世界另一头的工人姐妹：一个曾经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女人，今天可以代表一个国家去开会了。
这是维克多同志，是革命，给我的。
（此页纸张粗糙，字迹因激动而颤抖）
大陆历380年2月3日
昨天，《国际歌》响起的时候，我浑身都在抖。
阿德里安第一个唱起来，然后是里克，塞德里克……不同国家的人，用不同的口音，唱着同一首歌。那一刻，我好像真的看见了维克多同志说的“全世界无产者”。
我站在后面，小声跟着哼。眼泪一直流，止不住。
原来我们真的不是孤独的。弗拉维亚的码头工人在组织罢工，卡森迪亚的工人在秘密印刷报纸，奥凡帝国也有反战团体在活动。虽然隔着国界、语言、甚至战场，但我们心里想着一样的事：要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的世界。
维克多同志的报告，我听懂了大概。但他说话时那种力量，和窝棚夜校里一样，只是更强、更亮，像能把整个会场的屋顶掀开。
晚上，一个弗拉维亚的女代表找到我，问我罗兰根据地妇女怎么组织。我用磕磕巴巴的通用语，加上手势，告诉她我们的识字班、缝纫组、妇女会。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也要这样做。”
我的手被握得很疼，但心里很满。
（此页为护士笔录，伊尔莎同志伤势过重，无法执笔）
维克多同志说，日记可以继续记，他给我找支笔。
可我手抬不起来。护士同志，我说，你写。
我们快到家了。虽然我还躺着，虽然伤口很疼，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好起来。
但这一路，我看见了很多东西。
我看见莎莉——那个弗拉德城的女孩，留在帕瑟堡学识字了。她说她想先靠近火，而不是永远被火带走。她眼睛里有光了。
我看见黛娜·考尔菲德同志在根据地的报告，她把贵族小姐的衣服全卖了，换钱买课本，现在管着十七个村子的扫盲班。
我还看见……（长时间停顿，呼吸急促）
我还看见，维克多同志坐在我床边，给我念《帕瑟堡宣言》。他声音很轻，怕吵到我。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我心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护士同志，你写下来了吗？
我可能看不到联合起来的那天了。但我知道，火已经点着了。从窝棚到帕瑟堡，从罗兰到弗拉维亚、卡森迪亚……火在蔓延。
而点燃第一把火的人，他此刻就坐在我旁边，握着我的手。他的手很暖，有茧子，但稳得像山。
我这一生，从黑暗里被一只手拉出来，教我看字，教我挺直腰杆，带我走到世界面前，告诉我“你代表千百万人”。
够了。
就算现在闭眼，也值了。
（笔录至此中断，护士注明：伊尔莎同志陷入昏迷，高烧未退。维克多主席在旁守候，整夜未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