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的克里米亚，寒风掠过黑海海面，雅尔塔的利瓦季亚宫却气氛凝重——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此聚首，这场被称为“塑造战后世界”的会议，将为二战后的全球格局定下基调。
远在巴黎的费尔多，虽未亲临会场，却通过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加密电报，密切关注着会议的每一项决议。作为美国空军核心人物，他清楚：军事胜利已近在眼前，而外交博弈的胜负，将决定胜利的最终价值。
此时的德国已濒临崩溃，盟军的重心彻底转向战后秩序构建。雅尔塔会议的核心议题直指德国的处置——三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德国需为战争损失承担赔偿，被分裂为美、英、法、苏四个占领区；工业基础将被摧毁，武装力量彻底解散，杜绝其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
当费尔多看到“德国赔偿总额约220亿美元”的决议时，正在审阅空军轰炸清单的笔停了下来。他明白，这不仅是经济追责，更是对纳粹暴行的清算，而自己指挥的空中打击；正是迫使德国走到谈判桌前的关键力量。
赔偿方式的灵活性超出预期——德国将以国家资源、机器、船只、企业等资产抵偿。费尔多立即联想到欧洲战场的德军装备，他下令整理德军剩余军工企业清单，标注可用于赔偿的工厂与设备，“这些物资既要弥补盟军损失，更要保障受害国的重建需求。”他对参谋强调。尽管战争罪的具体审判方案暂未敲定，但费尔多坚信，那些制造奥斯维辛惨剧的纳粹战犯，终将在国际法庭上受到制裁。
为换取其对日本宣战，美英同意苏联战后获得了很多权益。这一决议让费尔多眉头紧锁，他在太平洋战场的战报中早已看清远东的战略价值，“苏联的势力将延伸至太平洋，这会改变亚洲的力量平衡。”更让他在意的是，关于他国权益的相关协定竟被美英苏三国私下敲定，数月后才通知对方——这份“雅尔塔密约”中的强权逻辑，让他深感外交博弈的复杂与冷酷。
罗斯福与丘吉尔最终同意由苏联扶持的临时政府主导波兰战后事务，承诺未来举行自由选举。
这一结果意味着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费尔多从欧洲战场的部署图上划出东欧区域，心中了然：苏军在东线的军事优势，已转化为外交谈判的硬资本。他不禁思考，若盟军在西线推进速度更快，是否能为东欧争取更均衡的局面？但现实没有如果，军事与外交的节奏早已相互绑定。
会议最具深远意义的成果，是联合国的创立。美、英、苏、法、华夏被确立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重大国际事务的话语权。费尔多看到这一决议时，难得露出欣慰神色。在奥斯维辛的惨状后，他更渴望一个能维护全球和平的机制，“空军能赢得战场胜利，却无法维系长期和平，联合国正是这样的平台。”他立即指示空军联络部门，配合美国政府参与联合国军事委员会的筹备工作。
作为纯粹的军人，费尔多第一次深刻体会到“军事为外交服务”的内涵。当得知苏联在美英代表团下榻的宫殿安装窃听器，全程监听谈话时；他既愤怒又无奈——盟友间的信任竟如此脆弱。
“这就是未来的博弈常态。”他在日记中写道。面对苏联在东欧与远东的强势扩张，他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团结与战略协同至关重要，而自己掌控的美国空军，将成为美国在未来博弈中的核心筹码。
罗斯福的身体状况成为会议的隐性变量。重病缠身的他难以与斯大林针锋相对，在多项条款上做出妥协，让苏联成为外界眼中的“最大赢家”。
费尔多从白宫传来的密报中得知这一情况后，愈发感到责任重大。他开始调整空军战略部署，将部分b-29轰炸机调往西欧与远东的关键基地，“军事力量的存在，能为外交谈判提供最坚实的支撑。”他深知，美国要在战后全球格局中占据主导，既需外交智慧，更需强大的军事实力背书。
雅尔塔会议落幕时，费尔多正在规划德国的最后空袭行动。他看着会议决议与空军作战计划，清晰地认识到：战争的终点不是军事停火，而是新秩序的建立。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战场厮杀，而是外交、经济、科技与军事的综合较量。
当他得知“雅尔塔密约”侵犯华夏权益后，特意让参谋整理华夏战场的空军支援记录；希望能在后续的军方协调中，为华夏争取更多合理权益。
冷战的阴影已在雅尔塔的决议中悄然浮现。费尔多站在巴黎空军指挥部的窗前，看着编队起飞的战机，心中已有了清晰的方向：引领美国空军发展壮大，以强大的空中力量保障美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