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全球舞台，正被战后的复杂局势笼罩。美国凭借二战积累的实力，成为重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却在此时迎来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苏联。随着两国在意识形态、势力范围上的分歧日益尖锐，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在无形之中拉开序幕。
这一年的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发表了着名的“铁幕演说”。站在威斯敏斯特学院的讲台上，他用“铁幕”一词精准地描绘出苏联对东欧的控制：“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横跨欧洲的铁幕已经降落。”丘吉尔呼吁美英联手，共同抵制苏联的扩张，这番言论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引爆了全球舆论。
丘吉尔的演说，被普遍视为冷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西方世界对苏联的警惕迅速升级，而苏联方面的回应则充满了火药味。
仅仅十天后，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公开讲话，严厉斥责丘吉尔的言论“与希特勒如出一辙”，直指美英两国正在策划新的对抗，呼吁苏联人民提高警惕。美苏之间的对立，从此从暗流涌动转为公开化。
远在华盛顿的费尔多·莱昂内尔，密切关注着这场外交风波。作为美国空军总司令，他本应是军事对抗的核心参与者，但面对冷战初现的阴霾，他的心情却异常复杂。办公室的收音机里反复播放着丘吉尔与斯大林的讲话，而他的目光，却始终停留在NASA的火箭研发草图上。
对费尔多而言，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尽，他实在不愿看到世界再次陷入对抗的泥潭。但他更清楚，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已无法调和，冷战的爆发几乎是必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每个身处权力中心的人都必须做出选择——而他的选择，早已超越了眼前的政治博弈。
五角大楼曾多次邀请费尔多参与制定对苏军事战略，建议他利用空军优势，在欧洲部署更多战机与基地，形成对苏联的空中威慑。杜鲁门总统也亲自召见他，询问其对“铁幕演说”的看法；希望借助他的军事威望，凝聚国内对苏强硬的共识。
面对这些邀请，费尔多却选择了“后退”。“总统先生，我承认苏联是重要的竞争对手，但当前美国最需要的不是军事对峙，而是科技突破。”在白宫的会谈中，他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二战已经证明，技术优势能决定战争走向；而未来，航天技术将决定全球格局。与其把精力放在表面的对抗上，不如集中资源推进航天计划——这才是对苏竞争的关键。”
费尔多的“避战”并非怯懦，而是基于长远的战略判断。作为空军出身的将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航空技术的局限——战斗机、轰炸机的航程与威力终究有限，而航天技术能带来的，是全球监控、远程精准打击、太空资源开发等一系列颠覆性优势。在他眼中，冷战中的政治较量只是暂时的，而航天科技的领先，才是美国保持长久优势的根本。
他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参与对苏军事决策，将大部分时间投入NASA的工作中。每天清晨；他先到空军司令部处理日常事务，随后便立刻赶往梅里特岛的航天基地，与冯·布劳恩、冯·卡门讨论火箭发动机的研发进度；深夜回到办公室，他还要批阅各种预算报告，与国会沟通资金拨付事宜。
这种“重科技、轻对峙”的态度，让部分军方将领感到不解。有人质疑他“逃避责任”，认为作为空军总司令，理应将对苏备战放在首位。面对质疑，费尔多没有过多解释，只是将一份火箭研发进展报告送到五角大楼：“当我们能将卫星送入太空，能从太空监控苏联的军事部署时；这种威慑力，远比一百架战机更强大。”
事实上，费尔多并非完全脱离军事领域，而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为美国的安全保驾护航。他要求NASA在研发民用航天技术的同时，同步推进军用航天项目——比如可用于军事侦察的卫星、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这些项目被列为最高机密，只有他与少数核心人员知晓。
1946年夏，当美苏在德国占领区的划分问题上争执不休时，费尔多在梅里特岛主持了第一次火箭发动机地面试车。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火箭发动机喷出炽热的火焰，数据仪表上的各项参数均达到预期。看着眼前的场景，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冷战的胜负，终究要靠科技说话。我们的战场在太空，不在欧洲的对峙线上。”
尽管美国政府和军方依然依赖他的军事智慧，但费尔多已清晰地为自己定位——他不再是单纯的空军将领，而是美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在冷战的曙光初现之际，他选择避开意识形态的漩涡，用航天技术为美国的未来铺路，因为他深知；这场跨越星空的征程，才是决定未来全球格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