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晨，省纪委大院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枝桠在初冬的天空中勾勒出苍劲的线条。苏清越推开405办公室的门时，林晓梅已经在了，正在电脑上修改一份文件。
“清越，早。”林晓梅抬起头，“王主任让我们上午去一趟案件审理室，有个案件需要从法律角度提供意见。”
“什么案件？”
“一个县级市副市长，涉嫌在土地出让中为开发商谋利。”林晓梅把打印出来的案情概要递给她，“监委调查已经结束，准备移送检察机关。但在滥用职权罪的认定上，有些争议。”
苏清越快速浏览。案情不算复杂：开发商违规调整土地容积率，少缴土地出让金两千多万元。分管副市长在相关文件上签了字，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收受了贿赂。争议在于，他的签字是“履行正常审批程序”，还是“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利”。
“没有受贿证据？”苏清越问。
“暂时没有。开发商在接受询问时，坚称与副市长只是正常工作关系。但调查发现，副市长的儿子在开发商的公司有股份，虽然是以同学代持的名义。”
“间接利益输送。”苏清越指出，“这可以证明‘为他人谋利’的主观故意。”
“问题就在这里。”林晓梅站起身，“法律上怎么认定这种‘曲线谋利’？走，去审理室听听他们的讨论。”
案件审理室在五楼。会议室里坐了七八个人，主审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干部，姓陈，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严谨。
“同志们，这个案子的事实基本清楚。”陈处长打开投影，“关键是如何定性。从党纪角度看，副市长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利，违反廉洁纪律是确定的。但从法律角度看，要认定滥用职权罪，还需要证明‘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土地出让金损失的计算，存在不同意见。”
开发商审计报告显示，按照正常容积率，应补缴出让金两千三百万。但自然资源局出具说明，认为当时该区域土地市场不景气，实际可能收不到这么多钱。
“如果损失数额达不到立案标准，这个案子可能就立不了刑事案。”陈处长看向苏清越，“苏清越同志，你是法律专业的，怎么看？”
苏清越站起来，走到投影前：“我研究过类似案例。关于滥用职权罪的损失认定，最高法院有指导案例明确：损失计算应以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为基准，不考虑事后市场波动。”
她调出准备好的案例摘要：“在这个案例中，法院指出，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损失，是国家应当获得的利益，而不是实际能够获得的利益。只要行为导致国家应得利益减少，就构成损失。”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具体到这个案子，”苏清越继续，“副市长签字同意调整容积率的时间是2018年6月。我们应当以2018年6月的土地市场价为基准，计算应补缴的出让金。至于后来市场变化，不影响损失认定。”
“如果按这个标准，损失就超过两千万了。”一位审理室干部说，“达到重大案件标准。”
“是的。”苏清越点头，“而且，副市长儿子代持股份的事实，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受贿，但可以佐证他‘为他人谋利’的主观故意。两者结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就比较完整了。”
陈处长沉思片刻：“苏清越同志的分析有道理。这样吧，我们重新计算损失数额，同时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也认可，这个案子就按涉嫌滥用职权罪移送。”
散会后，林晓梅对苏清越说：“你刚才讲得很专业。审理室的同志都是老纪检，办案经验丰富，但在法律适用上，确实需要专业意见。”
“我也是在学习。”苏清越说，“纪检监察工作涉及纪法贯通，既要懂纪，也要懂法。这个平衡很难把握。”
下午回到办公室，苏清越开始起草纪法衔接课题的证据标准部分。她结合上午的案件讨论，思考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纪检监察证据要转化为刑事证据，需要怎样的“加工”？
她列出要点：第一，取证程序必须合法合规，全程录音录像；第二，言词证据要转化为稳定的书证、物证；第三，证明标准要逐步提高，从“高度盖然性”到“排除合理怀疑”；第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样适用。
写到一半，手机震动。是周维发来的信息，只有两个字：“开会？”
这是他们约定的暗号——如果有工作上的事需要当面沟通，就用这个词。苏清越回复：“三楼小会议室，十分钟后。”
小会议室是给各部门临时开会用的，不预约，先到先得。苏清越到的时候，周维已经在里面，面前摊开一份文件。
“有个情况，和你之前办的案子有关。”周维压低声音。
“鑫旺化工？”
“对。”周维把文件推过来，“我们收到举报，云湖区有个别领导干部，可能干预了鑫旺化工案的执行。举报信写得很详细，提到有人给法院打招呼，要求‘暂缓执行’。”
苏清越心里一紧。她想起东州试点办小张说的情况——企业找了关系。
“举报信有证据吗？”
“有一些线索，但不够直接。”周维说，“提到两次饭局，鑫旺化工的总经理和某位区领导都在场。时间正好是法院准备启动强制执行程序的时候。”
“你们准备查吗？”
“按规定，这种涉及司法执行的举报，我们可以受理。”周维看着她，“但这个案子是你经手过的，按回避原则，你不能参与。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情况，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苏清越明白周维的意思。如果真有人干预司法，那就是严重违纪甚至违法。而作为曾经的办案人，她需要保持距离。
“我明白。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案件的基本情况，但不会涉及具体细节。”
“好。”周维收起文件，“另外，提醒你一下。纪委工作有个特点——你可能要调查你认识的人，甚至曾经合作过的同志。这种时候，要把握好原则和感情的界限。”
这话说得很含蓄，但苏清越听懂了。如果真查到了云湖区的干部，她该怎么办？
回到办公室，她有些心神不宁。林晓梅看出她的异样：“怎么了？遇到难题了？”
“晓梅姐，我想请教个问题。”苏清越斟酌着措辞，“如果你在工作中，发现曾经的同事可能有问题，你会怎么办？”
林晓梅放下笔，认真想了想：“首先，要相信组织。如果真有问题，组织会依规依纪处理。其次，要摆正位置。我们是纪检监察干部，职责是监督执纪，不能因为私人关系影响判断。最后，要守住底线。发现问题线索，该报告的报告，该回避的回避。”
“如果心里很难受呢？”
“难受是正常的，说明你是有血有肉的人。”林晓梅笑了，“我刚来纪委时，也调查过以前单位的领导。那种感觉，像背叛。但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不是背叛，是保护。保护党的纪律，保护干部队伍，也是保护那些可能犯错的人，让他们及时止步。”
这番话让苏清越豁然开朗。是的，监督不是对立，是保护；执纪不是无情，是厚爱。
晚上加班时，她收到东州试点办发来的书面报告。鑫旺化工修复工程的问题果然很严重：企业拖延整改，施工质量差，监管不到位。报告最后附了一段话：“据施工队私下透露，企业负责人说过‘上面有人，不怕法院’。”
苏清越把报告打印出来，在“上面有人”四个字下面画了红线。她想起周维说的举报信，两者吻合了。
她该怎么做？按规定，这个情况不属于研究室的工作范围。但她不能视而不见。
思考良久，她写了一份《关于环境案件执行中可能存在干预司法问题的风险提示》，没有点名具体案件，只是从制度层面分析：环境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可能存在的廉政风险点、建议加强监督的措施。
写完已经晚上九点。她把材料装进信封，贴上“内部资料”标签，放进文件交换箱。收件人写的是“案件监督管理室”。这是最规范的程序——不越级，不私下传递，通过正式渠道反映情况。
走出纪委大楼时，初冬的夜风有些刺骨。苏清越裹紧外套，抬头看着星空。那些星星在城市的灯光中显得稀疏，但依然坚定地闪烁着。
她想起云湖法院的老楼，想起省高法的玻璃幕墙，想起政法委的会议室，现在又加上了纪委的深灰大楼。每一个地方，都是她法治征程的驿站。每一个岗位，都让她对“公正”有了更深的理解。
公正，不仅是法律的正确适用，更是权力的规范运行，是监督的有效实施，是每一条底线都被坚守。
手机响了，是母亲。
“清越，还在加班？”
“刚下班。妈，您还没睡？”
“睡不着，想和你说说话。”母亲的声音有些担忧，“听说你调到纪委工作了？那里压力大，你要注意身体。”
“我会的。”
“还有……你和周维，现在在一个单位，更要谨慎。你爸说了，年轻人谈对象是好事，但工作和生活要分开。”
“爸说得对。”苏清越轻声说，“妈，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挂了电话，她慢慢走回宿舍。路过省委大院的主楼时，看见那面国旗在夜风中飘扬。旗杆下的灯光，把国旗照得格外鲜艳。
她停下脚步，看了很久。
三年前，她站在云湖法院的国徽下宣誓，那时理解的公正是“依法裁判”；一年前，她在省高法的国徽下宣誓，那时理解的公正是“规则完善”；现在，她在纪委的国徽下工作，对公正的理解又深了一层——是“监督保障”。
每一层理解，都不是对前者的否定，而是补充和升华。法治的大厦，需要立法者制定良法，需要执法者严格执法，需要司法者公正裁判，也需要监督者有力监督。
而她，有幸在不同的岗位上，参与这座大厦的建设。
回到宿舍，她打开电脑，在纪法衔接课题报告中加了一章：《监督执纪与公正司法的良性互动》。
她写道：“司法公正需要监督保障，监督执纪需要法治规范。两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纪检监察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不是为了干预司法独立，而是为了排除非法干扰、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写到这里，她想起鑫旺化工案。如果真有人干预执行，那么纪委的介入，恰恰是为了维护司法权威。
法治的理想，就是这样在现实中一点点实现的。有碰撞，有摩擦，有曲折，但只要方向正确，每一步都是前进。
夜深了，她合上电脑。窗外，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但在这座城市的各个政法机关里，一定还有人和她一样，在为守护公平正义而思考、而工作。
她不孤单。
这条路，有很多同行者。而她，将继续与他们一起，在这条光荣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因为法治的星光，终将照亮每一个角落。而她愿意成为这星光中的一束，哪怕微小，也要努力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