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晨七点四十分，苏清越走进东州市纪委监委大楼。
十二层的灰色建筑在晨光中显得庄重肃穆。门口“中国共产党东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东州市监察委员会”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在夏日阳光下反射着冷冽的光。
这是她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走进这里——过去两年多，她来这里都是开会、汇报、接受培训，总是匆匆来去。现在不同了，她的办公室在七楼，第二监督检查室。
电梯里遇到几个面熟的同事，都笑着打招呼：“苏主任，来报到了？”
“嗯，今天第一天。”
“你们二室最近任务重啊，政法系统这块硬骨头，够你啃的。”
话里有话。苏清越只是笑笑：“还请各位多指教。”
七楼到了。走廊很安静，深灰色的地毯吸收了脚步声。二室在走廊尽头，门牌上写着“第二监督检查室”。推门进去，是一个开放式办公区，七八张办公桌，已经有人到了。
“苏主任早！”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孩立刻站起来，“我是内勤小何，宋主任让我等您。”
“宋主任呢？”
“宋主任在会议室，和政法纪工委的同志开会。”小何引着苏清越往里走，“您的办公室在里面，我带您去。”
主任办公室不大，但窗明几净。一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一组沙发茶几。桌上已经摆好了电脑、电话、文具，还有一盆绿萝。
“这些都是昨天布置好的。”小何说，“宋主任交代，您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
苏清越放下包，环顾四周。墙上空荡荡的，她想起云湖办公室墙上那些照片和图表。这里需要时间，慢慢填满。
“二室现在多少人？分工情况怎么样？”她坐下，打开电脑。
“连您一共九个人。”小何显然做了准备，语速很快，“宋主任分管全面，主要联系国企和高校。您负责政法系统这一块。下面分三个组：一组负责法院、检察院，组长老孙；二组负责公安、司法行政，组长小李；三组负责国安、政法委，组长小陈。我是内勤，负责综合协调。”
苏清越在脑子里快速记下这些信息。三组人马，对应政法系统的三大块。她需要尽快熟悉每个人。
“最近在办什么案子？”
“正在初核的有三个。”小何翻开笔记本，“一个是中院民事庭法官涉嫌违规办案，群众举报；一个是市公安局某分局副局长涉嫌收受娱乐场所贿赂；还有一个是市司法局下属公证处的问题，涉及虚假公证。”
都是常规线索。苏清越点点头：“材料整理好送我看看。另外，把近三年二室办理的政法系统案件卷宗调出来，我学习一下。”
“好的，马上办。”
小何出去后，苏清越打开电脑。内部办公系统里有她的账号权限，她登录进去，开始浏览二室的工作台账、案件管理系统、监督对象数据库。
数据很庞杂。她先看监督对象——全市政法系统处级以上干部就有三百多人，法官、检察官、警官、司法行政干部……每个人的基本信息、廉政档案、信访举报情况，都记录在案。
然后是案件数据。过去三年，二室共受理政法系统问题线索127件，立案审查调查42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8人，移送司法机关9人。
这个数据……她皱了皱眉。受理127件，立案42件，立案率33%。不算低，但也不算高。更重要的是，这42个案件中，绝大多数是科级及以下干部，处级只有5人，副厅级1人——还是退休后被查的。
她点开那唯一的副厅级案件：原市司法局副局长，退休三年后被举报在职期间违规为律师介绍业务，收受“感谢费”。案子办得很顺利，证据确凿，当事人也配合。但苏清越注意到一个细节：举报材料直接来自省纪委转办，而且举报人提供了非常详细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
像是……有人递了一把刀，二室只是接过来捅了出去。
她继续往下看，发现更多微妙之处。很多线索的处置意见都是“予以了结”或“谈话提醒”，理由是“证据不足”或“情节轻微”。而那些被立案的，大多事实清楚、证据容易获取，办案阻力小。
一个上午，苏清越泡在数据里。中午去食堂吃饭时，脑子里还在转着那些数字。
食堂在负一层。她打好饭，找了个角落坐下。刚吃两口，对面就坐下一人。
“苏主任，第一天上班就这么拼？”来人五十多岁，身材微胖，笑容和蔼——正是二室的分管领导，市纪委常委、监委委员，老宋。
“宋主任。”苏清越放下筷子，“正在熟悉情况。”
“不急，慢慢来。”老宋夹了块红烧肉，“政法系统这块，水很深。你刚来，先适应适应。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
“谢谢宋主任。”苏清越顿了顿，“我上午看了近三年的案件数据，有个问题想请教。”
“你说。”
“为什么我们立案查处的，大多是科级干部？处级以上的很少。是线索质量不高，还是……”
老宋脸上的笑容淡了些。他慢慢嚼着饭，咽下后才开口：“清越啊，政法系统有特殊性。法官、检察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公安有侦查权，司法行政有执法权。这些权力，既是责任，也是保护伞。查他们，要有铁证，要格外谨慎。”
“我明白要谨慎。但数据上看，我们收到的线索不少，最终成案的却不多。是不是初核阶段就可以更深入些？”
“深入？”老宋放下筷子，“怎么深入？调取法官的裁判文书，法院说涉及审判秘密；调取检察官的案卷材料，检察院说要层层审批；调取警官的执法记录，公安说设备故障。难啊。”
他叹了口气：“我在二室干了八年，政法系统这块最难啃。不是不想查，是很多时候，有力使不上。人家有一整套专业壁垒，你一个外行，怎么查？”
这话听起来是诉苦，但苏清越听出了潜台词：不是我们不想干，是干不了。你也别想干出什么花样。
她没接话，继续吃饭。
老宋看着她，话锋一转：“不过清越啊，你年轻，有冲劲，说不定能闯出新路子。你在云湖搞的那个‘三化建设’，省里很认可。也许可以试试，把信息化手段用到政法监督上来？”
“我正有这个想法。”苏清越抬起头，“比如运用大数据分析裁判文书，发现‘同案不同判’的异常情况；比如建立司法人员与律师的交往监管系统……”
“想法很好。”老宋打断她，“但操作起来不容易。政法系统最看重‘独立’，你搞大数据监督，人家会说干涉司法。要慢慢来，先从小处着手。”
“那小处怎么着手？”
老宋想了想：“这样，你先从信访件里挑几个典型的，带组里去查查看。积累点经验，也熟悉熟悉政法系统的办案流程。”
这话听起来是放权，但苏清越知道，这是给她划定范围——先从那些不痛不痒的信访件开始，别碰硬骨头。
“好的。”她不动声色，“那我下午就开始。”
吃完饭回到办公室，小何已经把近三年的信访材料送来了。三个文件盒，装得满满的。
苏清越泡了杯茶，开始一份份看。
大多数是群众举报：法官偏袒一方、警察办案不公、律师勾结法官、检察官滥用职权……但很多都只有模糊的指控，没有具体证据。
她看得很快，但记下了几个关键词：某中院民事庭法官张某、某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王某、某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某……
看到第三盒时，一份材料引起了她的注意。举报人是东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举报某基层法院在审理一起知识产权案件时，裁判标准不统一，导致同类案件判决结果差异巨大。教授附上了五份判决书复印件，都是近两年东州法院系统审理的类似案件，但赔偿金额从五万到五十万不等。
举报信最后写道：“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同案不同判’不仅损害当事人权益，更侵蚀司法公信力。建议纪委监委关注此类问题，推动司法规范化建设。”
落款：东州大学法学院 陈明远教授。
苏清越把这封信抽出来，又找出另外几份涉及“同案不同判”的举报。一共七份，时间跨度三年，涉及民事、刑事、行政各个领域。
她打开电脑，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这是最高法院建立的公开平台，全国各级法院的裁判文书都会上传到这里。
她输入关键词：“东州市”“知识产权侵权”“2020-2023”。系统跳出两百多份裁判文书。
苏清越下载了这些文书，用文本分析软件进行初步处理。软件可以提取案件的关键信息：案由、当事人、诉讼标的、判决结果、法官姓名……
处理结果让她震惊。
两百多起同类案件，赔偿金额的分布极不均衡。最低的判赔两万元，最高的判赔八十万元。而判决金额与案件本身的情节、损失、证据之间，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关联。
更关键的是，她发现一个现象：某些法官的判赔金额普遍偏高，某些法官的则普遍偏低。而这些法官所在的法院、审判庭，并没有明显的专业能力差异。
她把数据可视化，生成了一张图表。横轴是法官姓名，纵轴是平均判赔金额。图表上，柱状图高低错落，像起伏的山峰。
其中，有两个名字特别突出：张某（中院民事庭）、王某（某区法院）。这两位法官的平均判赔金额，分别是同类案件平均值的1.8倍和0.6倍。
而举报材料里，恰恰有对这两位法官的举报。
苏清越盯着图表，脑海里快速分析。判赔金额异常，可能有几种原因：一是法官的专业判断差异，二是案件具体情况不同，三是……外部因素干扰。
要区分这些原因，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她需要知道：这些异常判决的案件，代理律师是谁？当事人是谁？有没有其他关联因素？
但裁判文书网上，律师和当事人的信息是匿名的。要获取完整信息，需要法院内部的数据。
她想起老宋的话：“调取法官的裁判文书，法院说涉及审判秘密。”
这确实是个难题。但她想试试。
下午三点，苏清越召集二室一组开会。一组组长老孙是个五十岁的老纪检，头发花白，说话慢条斯理。
“苏主任，您说的这个‘同案不同判’问题，我们之前也关注过。”老孙翻开笔记本，“但法院那边不配合。他们说，法官有自由裁量权，只要在法定幅度内，就不算问题。”
“自由裁量权不是任意裁量权。”苏清越把那张图表投到屏幕上，“大家看，同类案件，判赔金额差出几十倍。这已经超出了合理裁量范围。我怀疑，背后可能有利益输送。”
组员们盯着图表，低声议论。
“但怎么查呢？”年轻组员小王问，“法院的数据不给，我们光有公开文书，信息不全啊。”
苏清越想了想：“我们换个思路。不从法院入手，从案件当事人和律师入手。”
她切换页面，显示出一份名单：“这是近三年东州市知识产权案件代理量排名前二十的律师事务所。我们重点排查这几家。”
“怎么排查？”
“第一，查这些律所代理案件的中标率。”苏清越思路清晰，“如果某位律师在某个法官那里的胜诉率或判赔金额异常高，就是可疑信号。”
“第二，查这些律所与法官的交往情况。有没有共同参加学术会议？有没有私下聚餐？有没有其他利益往来？”
“第三，”她顿了顿，“运用技术手段。现在的大数据分析，可以通过公开信息挖掘出很多隐性关联。比如，律师和法官是否住在同一个小区？孩子是否在同一所学校？有没有共同的社交圈？”
老孙皱眉：“苏主任，这些调查……会不会越界？法官和律师的正常交往，是允许的。”
“正常交往当然允许。”苏清越点头，“但如果交往频率、密切程度与案件结果出现异常关联，就值得警惕。我们不是要干涉正常交往，而是要发现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非常’交往。”
她看向老孙：“孙组长，您经验丰富，觉得这个思路可行吗？”
老孙沉默片刻：“思路是新的，可以试试。但操作起来要格外谨慎。政法系统敏感，弄不好会惹麻烦。”
“我明白。”苏清越说，“我们先小范围试点。选两三个可疑线索，深入调查。如果确实发现问题，再扩大范围。”
“那……先从谁开始？”
苏清越指向图表上那两个突出的名字：“张某和王某。先查他们。”
散会后，苏清越回到办公室。窗外，天色渐暗。她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
第一天，就选了两块硬骨头。她知道，这会很难。法院系统会抵触，律师群体会反弹，甚至系统内部也会有不同声音。
但她必须这么做。
如果连“同案不同判”这种明显的问题都不敢碰，那政法系统的监督就永远是隔靴搔痒。
手机响了，是周维。
“第一天怎么样？”
“选了条最难的路。”苏清越苦笑，“可能要撞得头破血流。”
“你选的哪条路，最后不都走通了吗？”周维的声音很平静，“在云湖那么难都过来了。市里再难，能难到哪里去？”
“这次不一样。”苏清越看着窗外的城市灯火，“在云湖，我是一把手，可以拍板。在这里，我只是个室主任，上面有领导，下面有老同志，左右有其他部门。牵一发而动全身。”
“那就慢慢来。”周维说，“先站稳脚跟，再图突破。这是爸教我的，也是我这些年体会最深的。”
苏清越知道他说得对。但她的性格，看到问题就想立刻解决。
“我会注意节奏的。”她说，“但该做的事，一定要做。”
“这才是我认识的苏清越。”周维笑了，“晚上回家吃饭吗？”
“回。不过要晚点，我再看看材料。”
“好，等你。”
挂了电话，苏清越坐回办公桌前，重新打开那份举报信。
东州大学法学院陈明远教授。她想了想，在搜索框里输入这个名字。
网页跳出陈明远的简介：东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东州市政府法律顾问……学术专长：司法制度、法律实证研究。
苏清越眼睛一亮。法律实证研究——这正是她现在需要的。
她记下陈明远的联系方式，准备明天拜访。
窗外，夜色彻底降临。整座城市笼罩在璀璨的灯火中。
苏清越关掉电脑，拎起包。走出办公室时，走廊里已经空无一人。只有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在黑暗中幽幽发亮。
她按下电梯按钮，看着数字从一楼慢慢上升。
电梯门打开，里面空荡荡的。她走进去，按下一楼。
电梯缓缓下降。镜面里，映出她略带疲惫但眼神坚定的脸。
她知道，从今天起，她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更复杂的战场。
但她也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
电梯到达一楼，门开了。
苏清越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了出去。
门外，是灯火通明的城市，也是等待她破局的战场。
而她，已经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