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震动的时候,我正盯着屏幕上的全球协作网络图。林晓的消息跳出来:“德国那边流程走完了,他们团队今天开始用我们的模板。”
我回了个“收到”,把会议邀请转发给海外联络组。
半小时后,视频会议接通。十几个分屏亮起,北美、欧洲、东南亚的负责人陆续上线。我坐在主位,红西装照常穿着,不是为了震慑谁,而是让自己保持清醒。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目的只有一个。”我打开共享文档,“把过去三个月国内试行的高效工作法,复制到所有分公司。”
话刚说完,德国代表就举手了。是个中年男人,姓施密特,项目经验丰富。
“苏总,我们理解效率的重要性。”他语气客气但直接,“但在德国,加班并不等于压榨。很多员工愿意多花时间讨论细节,这是对质量的负责。如果强行规定‘六点必须走人’,会不会影响协作氛围?”
会议室安静下来。
我知道这个问题迟早会来。文化不同,对工作的理解也不一样。不能拿国内那套硬套。
“你说得对。”我调出一份数据表,“但我们推行的不是‘不准加班’,是‘不鼓励无效消耗’。你看这份报告,北京团队上个月平均每人节省了七小时会议时间,客户满意度反而上升了两个点。”
我把表格放大。“省下来的时间去哪儿了?一部分用来做复盘,一部分开放给个人学习。我们还设置了‘静默改进期’,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全员禁言,专注执行。这段时间产出的任务量占全天百分之四十。”
施密特皱眉看数据,没再反驳。
林晓这时接入通话,声音从侧边扬声器传来:“刚刚收到反馈,柏林团队晨会已经改成限时十五分钟,议题提前一天公示。他们今天第一个会准时结束,比往常快了四十分钟。”
我点头。“这就是我们要的改变——不是一刀切地禁止什么,而是让每个人清楚:时间花在哪,价值就在哪。”
日本那边突然发来文字消息:“东京组有顾虑。很多人担心,如果不响应非工作时间的消息,会被认为不合群。”
我没急着回答。
而是翻出一段录音,播放了一句:“高效完成工作,为什么要无效耗时?”
声音响起的瞬间,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那是三年前,我在赵峰办公室里说的第一句话。当时录音是为了留证,现在听,反而像某种起点。
“我不是要求大家立刻站出来反对。”我看向所有分屏,“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有另一种选择存在。你可以不回复,也可以不解释。只要你能在规定时间内交付结果,就没有人能拿这点做文章。”
屏幕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施密特开口:“我们下周试行‘静默拒绝制’。非紧急事项,下班后不回复,也不标记已读。”
“我们也试。”新加坡代表跟着表态,“但需要总部提供标准话术模板,避免沟通误会。”
“可以。”我当场安排,“林晓负责整理,今天下班前发给你们。”
会议继续推进。
我们逐条过了一遍跨国适配方案。重点放在“协作时效制”上——所有跨部门任务必须明确截止时间、责任人和验收标准;任何延期都要提前二十四小时说明原因,并自动触发资源协调机制。
“以前总觉得国外团队自由度高,其实他们也怕模糊责任。”林晓在旁听端补充,“只要规则清晰,执行反而更快。”
我说:“没错。混乱从来不是高效的前提。”
说到这儿,技术部突然弹窗提醒:日本分公司上传了一份试点计划书,标题写着《夜间消息响应豁免机制实施细则》。
我点开看了两眼。
写得很细。连“如何判断消息是否紧急”都列了三条判定标准,还附了模拟场景案例。
“有意思。”我转向镜头,“看来不是文化接受不了改变,是没人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出口。”
林晓轻笑一声:“所以咱们这套东西,本质上不是制度,是台阶。让人能体面地告别内卷。”
会议进行到尾声,各区域陆续确认落地时间表。
北美两周内启动培训,东南亚配合季度考核调整KpI权重,德国则决定先拿一个项目做对照实验——旧模式组和新模式组同时运行,一个月后比对成果与团队状态。
“很好。”我合上笔记本,“记住一点:我们不强求所有人马上适应,但必须有人开始记录时间去向。只要开始算这笔账,改变就已经发生了。”
最后一块拼图是法国巴黎。
他们之前一直没发声,直到散会前五分钟才连线进来。负责人是个年轻女主管,叫克莱尔。
“苏总,我能问个问题吗?”她语速很快,“你们在中国推动这一切,有没有遇到高层阻挠?比如……来自更上级的压力?”
这个问题很关键。
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区域 autonomy 很大,总部不会轻易插手管理方式。但如果当地领导不配合,再好的制度也会卡住。
“有。”我没有回避,“我的直属上司曾经逼全组陪他演戏,晚上开会只为刷存在感。我也被孤立过,项目成果被抢,绩效被打低。”
会议室安静下来。
“但我做了三件事。”我竖起手指,“第一,每次不合理加班都要求补审批单;第二,所有工作交付留痕,邮件抄送hR备案;第三,把劳动法条款做成内部问答手册,公开分享。”
我顿了顿。“最狠的一次,我把十张未批准备案的加班申请贴在公告栏,发起全员投票。最后人力资源介入调查,那个人被调岗了。”
克莱尔睁大眼睛。
不止她,好几个海外主管都露出了意外的表情。
“所以别怕没人支持。”我说,“只要你按规则做事,留下证据,公司最终一定会站在效率这边。毕竟,老板要的是结果,不是表演。”
会议结束前,我最后强调了一句:“这不是一场对抗,而是一次校准。我们不是在推翻什么,是在回归常识——工作是为了创造价值,不是消耗生命。”
屏幕一个个熄灭。
只剩下林晓还在线,她的画面缩在右下角。
“你觉得他们真能改吗?”她问。
“已经在改了。”我指着主屏上的地图,“你看,德国节点亮了,日本上传了文件,法国主动提问。这些信号比口号重要。”
她点点头,忽然说:“刚才你说三年前那句话的时候,我差点没忍住。”
“哪句?”
“‘高效完成工作,为什么要无效耗时?’”她笑了笑,“那时候我还是实习生,躲在会议室后面听你跟赵峰对峙。那天之后,我就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
我没说话。
只是看着屏幕上还未关闭的录音窗口。
原来有些话,不只是为了当场反击。它们会留下来,变成别人心里的种子。
林晓那边传来敲键盘的声音。
“我把《高效守则》翻译版同步出去了。”她说,“加了各国劳动法对照页,特别标注了‘非工作时间通讯义务’这一条。”
“干得好。”我看了眼时间,“等他们跑完第一个周期,我们做个全球复盘会。”
她应了一声,正要退出,忽然又停住。
“苏总,巴黎那边刚回消息。”
“说什么?”
“克莱尔说,她们明天就开始试行‘下班不回消息挑战’。”林晓念着原文,“第一周目标:全员做到晚八点后零互动,不解释,不道歉。”
我扯了扯嘴角。
“告诉她们,不用挑战太久。”我说,“只要坚持三天,就会发现——世界根本不会塌。”
林晓打字回复的光标在闪。
我靠回椅背,目光落在协作图上那个刚刚点亮的欧洲区块。
红色的小点稳稳挂着,像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