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领导把手机塞进口袋的动作很轻，但我还是听见了屏幕锁屏的咔哒声。
我站在原地没动，电梯门缓缓合上。走廊灯光明亮，照得地面反光。我转身往会议室走，包还挂在椅背上。林晓留下的笔记本摊开在桌角，上面记着客户说的每一句话。
半小时前的事已经归档成纪要，但我知道，真正的改变不会停在一次会议胜利里。
第二天上午十点，行政秘书发来邮件：《全球高效工作标准》草案讨论会，地点在总部八楼战略厅。参会名单里有我，还有陈总。
我没回邮件，直接打印了昨天那份合同副本，夹进文件夹带过去。
会议室比预想的安静。长桌两侧坐了七八个人，大多是管理层和流程优化组的专家。陈总坐在主位旁边，手里翻着材料。他抬头看我进来，点了下头。
“苏总监来了。”他说，“正好，我们刚说到你团队的数据。”
我坐下，把文件夹放在桌上。
“有人说，你们那个模式太依赖个人能力。”一个穿灰西装的男人开口，“不是谁都像你能干完活还不加班。”
“这不是靠谁特别能干。”我说，“是靠流程不浪费时间。”
我把文件夹打开，抽出一叠图表。过去一年我们组的任务完成率、交付准时率、客户评分，全都贴着对应的工时记录。平均每天有效工作四小时十七分钟，没有一次项目超期。
“这些数据可以复制。”我说，“方法也简单。拆任务，定节点，卡死每个环节的时间。”
陈总接过资料看了看，“林晓上次做的需求框架，十五分钟出初稿，是真的？”
“她现在就在外面等。”我说，“需要的话，现在就能演示。”
五分钟后，林晓抱着电脑进来。她在白板上列了六个步骤，边说边打字。从接收指令到输出结构完整的分析文档，计时器停在十四分三十八秒。
会议室里有人低头记笔记，有人交换眼神。
“这确实能推广。”陈总说，“但有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只做三小时，会不会变成变相减负？”
“没人说只做三小时。”我说，“我说的是集中三小时深度工作。剩下的时间用来协调、沟通、处理突发情况。重点是，不能让其他事打断核心时段。”
有人皱眉，“听起来像给员工发‘免加班金牌’。”
“不是金牌。”我说，“是防火墙。防止无效事务侵占真正重要的时间。”
我按下遥控器，投影切换。屏幕上出现一段录音文字，是昨天谈判时我说的那句：“我不是不配合，我是要让配合变得安全。”
“高效的前提是稳定。”我说，“通宵赶工容易出错，出错就要返工，最后花的时间更多。我们不是在压缩工作量，是在减少损耗。”
屋里安静了几秒。
“德国那边试点三个月的结果也出来了。”我翻到下一页ppt，“交付周期缩短四十个百分点，员工离职率降到一点二。他们原来平均每周加班九小时，现在是零。”
陈总盯着数据看了很久。
“你打算把这个写进标准？”他问。
“我已经写了。”我拿出一份新文件，“第一条：每日集中三小时深度工作，其余时间自主安排。禁止以任何形式施加隐性加班压力。”
有人笑了一声，“这么写，不怕被人说矫情？”
“去年有个项目，”我没看他，“因为赶工漏掉了关键变量，赔了八十万。当时没人说矫情，只说辛苦。”
笑声停了。
“这不是为了舒服。”我继续说，“是为了准确。效率不是偷懒的借口，是专业的体现。真正的敬业，不是燃烧自己照亮流程，而是优化流程减少燃烧。”
这句话落在纸上，也落进 silence 里。
几秒钟后，陈总抬手，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什么。
“我觉得可以试。”他说，“先作为内部试行标准发布。六个月后评估效果。”
没人反对。
我收起笔，把草案原件递给旁边的秘书归档。她接过文件时，标签朝上——《全球高效工作标准》第一版。
会议结束，人陆续离开。
林晓收拾好电脑站起身，回头看我，“要一起走吗？”
“我再待一会儿。”我说。
她点点头，走了。
房间里只剩我和窗外的天光。楼下的车流声隐约传来，办公室一层层熄灯。这个点，多数人都走了。
我的手落在桌角。那里放着一个文件夹，贴着“第一次考验”的标签。昨天它还在，今天已经被一本新的手册取代。
我翻开手册首页，印着刚刚通过的那条标准。
红色西装袖口擦过纸面，像一道划痕。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人事系统推送的通知：《高效工作联盟》成员权限更新，新增跨部门协作接口。
我还没来得及点开，内线电话响了。
是前台。
“苏总监，楼下有一位访客找您。说是猎头，约了十一点半。”
我看了一眼时间：十一点三十二分。
“我没约过猎头。”我说。
“他说您会愿意见他。”对方顿了顿，“名字叫周维。”
这个名字我不熟。
“让他等五分钟。”我说。
挂掉电话，我没有立刻起身。反而打开电脑，调出公司组织架构图。在“高管序列”那一栏，我发现了一个变化——某个原本空缺的位置，今天早上多了个临时编号。
编号后面没有名字，只有状态标记：**已进入评估流程**。
我关掉页面，拿起外套。
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眼白板。
那条新标准还写在上面，墨迹未干。
我推开门，走廊灯光打在鞋面上。
拐角处的电梯正在上行，数字跳得很快。
我按下下行键，等下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