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部队被自己人揍了一顿，让李国耀心里非常的憋屈，但是纵观这次鲁西作战，部队的战果却是辉煌的。
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李国耀所部共攻克大小城镇24座，其中县城以上的大城7座，消灭日伪军超过了五千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和粮食给养等等，而自身伤亡却非常小。
截至目前，山东游击总队在鲁西南的部队已经增加到了七千余人，比来的时候还多出了三千人，一句话，赚大发了！
不过随着日军的反攻，之前攻占的那些城镇大多又被小鬼子重新占领了，表面上看鲁西的局势再次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李国耀等人似乎做了一些无用功。
但是李国耀自己清楚，有些东西不能看表面，尽管眼下他们似乎将所有的城镇都丢了，但实际上此战所产生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以前小鬼子在鲁西那叫一个横冲直撞，没有人敢招惹他们，老百姓更是看到他们就瑟瑟发抖。
但是这次作战之后，老百姓看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知道国家没有放弃他们，从而激发了他们抗战的激情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此外，部队现在分散到了下面的乡村，小鬼子想要消灭他们可不大容易，尤其是当有了老百姓的支持之后，那就好比鱼儿有了水，必然能在鲁西地区扎根下来。
而事情的发展也和李国耀预料的差不多，接下来的几天小鬼子虽然追到了馆陶地区，但是却无法找到吕战武等人的踪迹，而吕战武等人则是以小分队的方式不断地挑动着赤柴联队的神经，不是去打打据点就是干个炮楼，甚至于单兵也会给小鬼子来一个冷枪狙杀，只打的日军上下抱头鼠窜，却有无可奈何！
但就在李国耀以为济南方面的日军会继续增兵冠县、馆陶一线的时候，却接到了鲁西南方向的部队传来的紧急消息，称济宁城的日军第十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由济宁南下，直奔巨野而来。
与此同时，位于连云港海州城的日军第17师团也一路西进，看样子是奔着徐州、枣庄去的，甚至于最终目的地也可能是鲁西南。
李国耀在地图上看了看，察觉到日军此次所图不小，第十师团虽然被调走一个步兵联队外加一个骑兵联队，但作为一个四单位制的野战师团，其总兵力依旧还有一万五千多人，不比一个三单位制的随后守备师团差多少。
而南线的那个第17师团也不是吃素的，在所有的三单位制的师团里战力也是名列前茅，这两大师团一南一北夹击鲁西南地区的国军，这给南线的部队造成的压力可不小。
虽说温德彪所部在得到各纵队的支援之后，所部的野战大队已经达到了12个，总兵力一万九千余人，但是和日军一比还是要差了一些。
好在李国耀也不要求他们守住菏泽等城镇，只要将小鬼子的这两个师团拖在鲁西南就算行了。
李国耀对日作战的方针很明确，那就是避实就虚，日军主力来攻，能避则避，不能避尽量拖着，然后到外线寻求解决的办法。
反正小鬼子兵力就那么点，而他们的地盘却又大的离谱，想要集中兵力发动进攻，就必须从其他地方抽调部队，这必然会造成一些地方防守空虚，于是就会出现防御漏洞。
这个时候照着日军的漏洞砸过去，效果肯定会出奇的好！
就拿这次作战来说，小鬼子原打算是要集中兵力打鲁西南，结果就从鲁西抽调兵力，正好给了李国耀所部攻打鲁西的机会。
既然小鬼子不打算对鲁西的国军赶尽杀绝，那么李国耀就不客气了，他再给小鬼子来一个回马枪。
而就在李国耀所部与山东日军死磕的时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也对华中的日军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攻占宜昌！
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以后，西尾寿造感觉到了深深的威胁，也让日军高层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反抗力量越来越强大，最重要的是，此时日军方面已经彻底的绝了从中国撤兵的想法，因此想要逼迫中国政府投降还需要进行军事打击。
关于从中国撤兵的计划是在1939年提出来的，去年日本国内发生旱灾，直接影响到军工生产，不能完成预定指标，而在“美日通商条约”废除后，进口数量骤减，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日本军民经济的发展。
在对外关系上，日本不仅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诺门坎一战更是直接刀兵相向，而现在又与英、美、法等国家进入险恶的阶段，这让日本处于一种四面皆敌的危险处境。
根据以上情况，日军大本营即提出缩减军队，节省军费，加紧新武器的研制与生产；在战略上，积蓄力量，既准备进攻苏联，也准备进攻英、美。
日本陆军省依此提出了一个精简计划，即一方面继续放出和谈空气，同时推行以华制华的伪化活动，扩大伪军，扶植伪政权；加紧开发、掠夺华北等地战略物资。
另一方面，拟在1939年底，将在中国关内战场的部队，由85万人减至70万人，至1940年底减至50万人，至1941年底减少至40万人。
不过让日军大本营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些考虑，与其在华指挥官们的想法截然相反。
作为指挥中枢，他们的眼界还是要更宽一些，可以从总体战略上考虑问题，但是那些一线的指挥官们却并不了解日本帝国这条危船，即将撞上巨礁的整个情况。
现地的指挥官们认为，当前在华不仅不能减少部队，而且还应增兵，并继续向中国大后方，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以消灭中国野战军主力，扩大占领区，使中国政府和军民失去稳定的抗日基地，以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甚至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则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实行长期抗战，是与苏联的大量军事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有很大关系，苏联的大批空军以志愿军名义，已在中国战场对日作战，因此当前应利用中国战场暂时处于沉寂的情况下，以至于在去年5月份发动了诺门坎战争。
此外积极主张在中国关内继续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代表人物，还有驻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他在1939年底上报大本营的“日华事件迅速解决意见书”中提出：“目前中国有各种抗日力量，但其中枢，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所统治的中央军。因此要想解决中国问题，必须积极作战，歼灭中央军的主力和扩大占领区。当前应进攻长沙、衡阳和占领宜昌，与华北方面军配合，打通从信阳向北至郑州的铁路。”
冈村还认为，长期持久的战争，对日本帝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小规模作战，诱降活动，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只有大规模的进攻，才有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
最后冈村还引用孙子兵法“作战篇”中的一段，以说明他的观点，即“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为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冈村宁次的这些看法，也得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支持。
也正是由于战场司令官们的反对，再加上日军在诺门罕地区又遭到惨败以及德军在欧洲发动对波兰的进攻，最终使得日军总部原计划精简军队、节省军费、研制新武器等，在1939年底并未能实现。
既然不能撤兵，那么唯一能做的就是进攻了，再加上日军察觉到中国政府有反攻武汉的意思，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为了防止第11军遭到中国军队大规模的攻击，于是决定以该军为主力，即集中兵力以多路攻向武汉西北的枣阳、唐河、新野地区，企图击溃第5战区及汤恩伯第31集团军之主力之后，突然改变进攻方向，渡过汉水攻占长江北岸的宜昌，威胁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如此大规模的兵力调动，配上日军华北日军对晋南、鲁西南的进攻，南北两线的日军算是火力全开，堪称1940年的开年大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