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古代王朝，如果削弱儒家，引入法家和墨家，使得儒家掌握『德治』主教化，法家制定『礼制』主律法，墨家注重『民本』主农工，在分出三个内核之后，是不是有可能建立起属于华夏自身的，全新的一种三权分立的政治阶级统治模式出来？
斐潜不知道能不能达成这样的目标，但是他觉得可以试验一下。
三权分立，并不是西洋独有的概念。
华夏古代就有，但是也和后世的近现代的三权分立有很大的区别。
周朝就有『三监』制度，甚至试图用祭祀权牵制行政权，以史官监督形成当代事功加上历史评价的双轨制约，但是最终么，还是被周公推行的制礼作乐的体系所吸收。
汉代也同样形成了三角形的博弈。皇帝和中外朝之间，然后加上了御史系统，不过也很显然这种三角形在皇权独大的情况下导致双边不稳。
在唐朝，以及唐朝之后，其实统治阶级的中间管理层已经意识到皇权过大导致的危害性，连皇帝本人也心知肚明这一点，所以英明的皇帝都会有意识的抑制个人情绪，而偏向于理性的，多角度的解决国事之中出现的问题。
比如唐朝就出现了五花判事，宋朝的中书门下枢密院，明朝的内阁六部九卿等等……
但是华夏的三权分立，或者说类似于三权分立的维度和西方是有差异，也有相同点的。
首先华夏的权力来源，是从所谓上古时期的神秘天命，转变成为周朝的祖宗血统，然后再到改变血统也可获得的天子传承，可以看出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传递脉络，而对于西方来说，更像是原始部落的合议推选，横向之间的选择一个老大来当头。
其次，因为其本身的来源不同，也导致了政治制度的目的不一样。纵向的华夏权力，第一首要任务就是维持王朝的稳定，子传孙万万代。虽然谁都知道这不可能，但是谁都想要多传几代。而西方主要就是利益保障，选取某人当老大，是因为某些利益的交换，当有新的利益出现的时候，随时可以换老大。
最后，在华夏和西方的各种表面特征，权力机构名称，分管职能不同等等现象的掩护之下，但是实际上其核心本质都是利益，或是权柄的争夺。
不管是华夏的纵向权威，还是西方的横向契约，都是可以归纳为一点，独裁，或是垄断，必然会出问题。而追求垄断，或者叫做大一统，又是每一个公司，组织，国家等等的必然追求。
斐潜认为，将皇帝扯下来自己坐上去，那么无疑是将自己主动置放于旧有的轮回体系之中，屠龙勇士转职成为恶龙，然后等待下一个屠龙勇士的到来。
或许三五百年，或许时间更短。
所以斐潜就设想，华夏古代王朝如果削弱儒家，同时引入法家和墨家，分别让儒家负责德治和教化，法家制定礼制和律法，墨家注重民本和农工，然后推衍这样的制度，会有什么演变，及其对古代华夏发展有没有什么新的意义？
斐潜一度想过，要约束皇帝的权力，但是随后他在青龙寺的建设和讨论的过程当中发现，实际上华夏之中，还有一个隐形的皇帝，那就是儒家。
于是斐潜就开始思考，如果历史上儒家没有成为主导思想，而是与其他学派结合，华夏的发展会有何不同。
有了这样的前提，斐潜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希望能有一个系统的推衍，包括制度演变的具体阶段、各学派的分工协作、可能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对华夏后续经济、科技、社会结构的影响。
于是乎，斐潜就回顾了历史上的儒家、法家、墨家的核心思想，以及它们在实际历史之中产生的影响。
墨家几乎是被法家和儒家等，再加上统治阶级联手干掉的。
毕竟原本墨家的思想实在是太超前了……
即便是在后世，普通的百姓也谈不上什么自由平等，需要普通百姓卖命的时候，大爷大伯大婶子叫得一个亲切，然后转头就是拿着针管准备来一针，表示这是『刺激』政策，就像是给牛马抽血注射兴奋剂一般。
在华夏古代民智不高的情况下，墨家是必须要改的。
民本和农工，显然更加适合墨家的定位，并且也不会太超前以至于扯到蛋。
法家么，在秦朝的应用还是很成功的，只不过是类似于后世的军事管制之下的计划经济，在战争暂停期间，就无法跟上百姓生活的需求，强行压制必然就是嘭一下，宛如高压锅爆炸了。
在墨家彻底被敲死，法家被一杆子扫下船之后，笑到最后的当然就是儒家。
儒家捡起了留在船上的墨家和法家的包裹，然后扔掉了包裹皮，将法家和墨家的东西，藏到了自己的袖子里。所以，将儒家拆分出来的前提条件，也是具备的，毕竟儒家之中有一些东西原本就是其他学派的。
因此，斐潜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变成了三个学派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如何？
又如何避免冲突？
比如，法家重法律和集权，墨家强调平等和实用，儒家注重道德教化，这三者可能在统治方式上有矛盾的时候，要如何调和？
法家的严刑峻法与儒家的仁政德治如何调和？
墨家的民本和农工可能会推动科技和手工业发展，但古代中国重农抑商，这是否会改变国家的农业的根本？
如此，等等。
而且斐潜还需要考虑这种制度演变的不同阶段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比如在初期，可能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权力之间覆盖冲突的不多，分工也比较明确。然后到了中后期，就出现了三不管地带，亦或是有油水的大家都想要抢，权利争夺之下演变成为制度崩塌。
三者对外的时候无往不利，但是三者对内的时候，就像是在演武堂的拆台，也是同行才知道毒手应该下在何处。
土地兼并是王朝衰败的主因之一，所以斐潜又需要重新设计土地制度。
要限制土地集中，促进公平分配。
单纯的将土地回收，然后下发给普通的百姓民众，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因为百姓民众是会增加的，而土地的增速，不管是哪朝哪代都是远远小于人口的增速，因此在所谓分发给屯田户，或是自由民等方式，只能在建国初期人口稀薄的情况下进行，稍微过个几十年，土地分发制度肯定就会崩坏。所以解决的办法就两条，一条是土地完全国有化，另外一条就是定期重新分配，但是这两条路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官僚腐败是关键。
然后为了减缓和监督官僚的腐败，三家分权的内部竞争就可以成为相互去除病灶的一种手段。
同时三家分权确保权力制衡，也可以防止任何一方独大，但是这又需要有超出三家分权的上级机构，最高首脑，比如皇帝，或是丞相进行平衡或是裁决。
斐潜觉得，丞相或许会比皇帝好一些。
而要让三家都有机会担任丞相职务，就必须尽可能的平衡选举选拔机构，比如进行科举制的改革，让不同学派的人进入官场的数量大致相当。
这一点又要求了官僚数量会比分立之前要多很多，所以经济上面就要保证帝国官僚运作体系的费用足够支出，也就需要发展工商业，减轻农业负担，促进经济多元化。墨家的技术推动和法家的法律规范可以促进手工业发展，保障商业的有序，也反过来减少了对土地的依赖。
财政制度方面，避免传统的农业税为主，可能需要货币化税收，建立稳定的财政体系，防止财政崩溃。墨家的量化分析可能帮助预算管理，儒家和法家道德监督律法监察用来防止腐败。
军事方面，保持防御性力量，防止军阀割据，墨家的城防技术和法家的军功制度结合，同时儒家的教化减少内部叛乱，以及对外的文化侵袭。
文化方面，维持儒家教化，但融合法墨思想，促进实用主义和道德的结合，防止思想僵化。
要在华夏古代王朝之中，构建出可持续的政治制度，就需突破传统王朝的『土地=权力』绑定机制，建立动态均衡系统……
千头万绪，而落在笔端的，可能就是一条条简单的律令。
『着令。』
斐潜和庞统商议到了后面，便是基本上理清楚了一些思路，然后开始布置起来。
『参律院重修《九章律》，编大汉法典。不求律法完美，只求有例可循。以十年为期，添补增删。另设「明法台」，归于参律院之下。以类讲武堂，专述法例，巡判陈案，以平冤屈，复清明。』
『着令。』
『大考工制定《考工典》立度量规范，监立铸造，锻打，水利等事。下立「均输台」以平各地物资，交通输流。』
『着令。』
『守山学宫增设格物博士，律令博士，与明经博士等同级别。』
『着令。』
『西京尚书台下设三事大夫，事徒大夫掌教化，事寇大夫掌刑律，事品大夫掌工农。相互轮值，三年一轮换，成绩优异且三者皆有轮换者，方可进尚书位。』
『着令。』
『农学士清查各地耕田户籍，编制《田户书》，以定户上下，人多迁，人少补，以均天下田亩』
『着令。』
『青龙寺科考三分，设明经科，明律科，明算科，各自取士。』
斐潜叙述着一条条的命令，然后在庞统手下一条条的成文。
这些命令，有一些是庞统熟悉的，也有一些是他完全陌生的，但是不管是熟悉还是陌生，都让庞统感觉到了一种新的活力，新的生命。
就像是看见新生命的诞生，虽然明知道这小家伙小胳膊小腿小鼻子小眼，身上还带着血污和斑纹，却能感受到一种血脉的延续，文明的传承。
『除此之外，』斐潜缓缓的说道，『飞鸽传书到山东之处，广为散布……特别要说我们除了新政之外，还要设立大汉长老院……』
『地方三老？』庞统问道。
斐潜摇头，『类似，但不是。长老院……类似青龙寺之中，大儒辩经之处……』
三家分立，肯定少不了相互争执，甚至是无谓的攻击，包括但是不限定于章程，事例，人身，道德等，而且绝多数这种攻击都是小题大做，并且耗费时间。有可能在朝堂之上，双方相互喷喷口水，就可以混过好几天，尤其是在遭遇外族侵略，又或是什么突发灾害的时候，分权之后的『内阁』之中相互扯皮，也不是大萌才独有的产物。
因此，斐潜就想要将扯皮和做事分开来，类似于青龙寺一样。在青龙寺之中，谁想要扯就可以扯，甚至还可以租赁高台大殿，邀请众人前来观礼旁听，专门扯皮辩论。同时间可以开十几个议题，也不耽误什么，但是在长安西京台内，就是处理事务，细化方案，推动具体落实。
引经据典的去引经据典，处理事务的去处理事务。
任何制度都是无法让人闭上嘴的，这一点在后世白色恐怖统治之下，依旧有暗流涌动，就可以证明强硬的行政，或是刑罚，甚至屠杀的手段，都无法彻底的阻挡民众之口，那么就何必去阻挡，不如改成疏导呢？
长老院，就是用来专门议政的。
虽然称之为长老院，但是实际上并不只有长老才能入院，而是让地方士族乡绅入院。
争辩，议政，虽然有时候会出现异口同声的情况，但是也同样的会出现因为意见不同而导致肝火大盛，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地方的士族乡绅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同时也避免其相互抱团，为祸地方。
『长老院每年可提一政案，由长老院动议而成，三分之二同意递送上达，每项提案需经儒（道德论证）、法（律令论证）、墨（实效论证）三轮质询，通达可行，便可提交丞相，或是尚书令之处审核，附加成本、收益、风险三损益预计之后，再行驳回，或是施行。』
斐潜笑着，『最重要一点，大汉长老院，设于京都。』
庞统一时没能反应过来。
斐潜依旧笑着，『居京者，大不易啊！』
庞统恍然，顿时抚掌而笑，『主公此策甚妙！』
地方士族乡绅，先天上有追求权力的渴望，这一点无论是在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如果切断这些人晋升的通道，他们就会想用其他的办法来实施。
大汉初期的刘邦割草开无双，动不动就邀请地方乡绅全家老小到长安做客，实在是有些简单粗暴，而斐潜现在的模式就是『不请自来』，而一旦来到了京都之后……
普通吃喝居住当然也不算是什么，但是一旦想要奢侈一些，品质一点的话，那么这消费就是哐哐往上飙升啊！
就像是后世大都市，十元吃饱的有，一口一万的也有。
而且斐潜相信，一旦形成了长老院议案的模式，必然就会催生出一种『议案掮客』的群体，专门游说长老会内部的这些人进行利益交换，便是开启新一轮的养猪模式，这也就是另外的效用了……
一旦斐潜的这个『大丞相+尚书台三经六部+长老会』三角制衡的模式形成，这种体制最革命性的影响在于提前孵化出『政治契约』精神，而这恰恰是华夏古代封建制度当中最为缺乏的东西。
政治需要『契约』，而不是『杯酒释兵权』，亦或是『二桃杀三士』。
干得好，不能只能剩下『狡兔死走狗烹』，干的不好，也不能『病退告老』就算是完事。
华夏自从儒家提出了『天命之子』概念之后，就形成了『单向契约』的模式，皇帝拥有最高解释权，最高裁决权，最终施行权，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同时还是观众。
儒家则是在皇帝这个主干上寄生的藤蔓，在替皇帝扫平周边的同时，也活生生的绞死了一代代的皇帝，吸血壮大，然后寄生在下一个王朝身上。
所以皇帝和儒家，都必须倒下，鲸落方可万物生。
而万物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契约』。
汉代不缺『契约』。
汉代的『先令券书』等民间契约文书的高度发达，与政治领域的非契约性形成鲜明反差。
斐潜特意留下了吕布，实际上就是为了铺垫出『政治契约』的重要性。
只有『功臣』不死，华夏之中能人才会尽情施展，否则要么就像是韩信这样，被归咎于『自伐其功』，将刘邦的这种政治背叛定义为道德缺陷而非制度问题，而导致每一个上台的『权臣』，最后都必须要考虑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究竟要怎么活下去……
甲鱼的自污，也是对于这个病症的提醒。
大汉之中，王莽，霍光等人，又加重了这个病症，也导致了『政治契约』表面上一再签署确认，但是实际上双方都在怀疑下一刻会不会遭遇背叛，自己菊花不保。
甚至包括现在的刘协和曹操，也是如此。
那么等斐潜掌控了山东，刘协原本和曹操之间的矛盾，也就会转移到了斐潜身上。
按照原本的旧有道路，斐潜剩下的也就是再次废帝，养一头猪，度过几十年，然后像是霍光一样人一死，族就灭，要么就是类似于王莽曹丕，试图用禅让来解决政治继承权的正统问题。
而这两者，显然都不是什么好办法。
所以，斐潜想到了这样的一套新模式，一条新道路。
当『议案、执行、反馈』成为制度闭环，华夏传统的统治合法性也就渐渐地会从『天命』转向『履约』。毕竟所谓的皇帝，朝堂，是所有这个国家的百姓民众过渡了一部分的权利，而形成的通用维持秩序机构，是组织生产，保障生活，抵御外敌的机构，这本身就是『政治契约』，是双向的，而不是某个人，或是某些人的彰显无能，满足私欲之所。
一旦形成华夏的政治契约，或许就会将华夏民族带向一个更高更灿烂的巅峰。
当然，受限于农业文明基础生产力生产技术等的制约，斐潜的这种新体制最终很大可能会演变为士大夫民主制而非近现代议会制，不过这也就是后话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