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初期，开宝二年，当时兵部的令史冯继升等人首次发明了制造火药箭的技术，经试验证明效果良好，他还向定太祖当场做了表演。常威观看后很高兴，奖给他许多衣物和布匹——“时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且赐衣物、束帛。”
有了这种火力较猛的先进武器，在后来的大定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开宝八年，大定的军队就利用这种火药箭作为攻灭南唐的重要武器——“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烂，水不能灭。若水战，则可烧浮桥、战舰，于上流放之，先于上流簸糠粃、熟草，以引其火”。
咸平三年至五年，又有两个叫唐福和石普的人，先后向朝廷献出火箭、火球和火蒺藜等新式武器。朝廷并在都城汴京巨大的兵工厂“广备攻城作”内，专门设置了火药作和火作两大作坊。
火作就是主要生产火箭、火炮和火蒺藜等火器的作坊。这个作坊的生产量很大，曾经在一天之内内生产出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两万支之多。
蒺藜火球、霹雳火球、毒药烟球、竹火鹞等，再配上火药箭，大定军队在防御城池之时，战力倍增，以火器的威力，弥补了步骑对垒时的战力不足。
霹雳火球、火蒺藜这些是靠人力手抛的火器，外形有些类似于手雷，基本构造是把铁钉、沥青、砒霜等各种杀伤物用纸或麻捏合，外层用黑火药包裹，最外层裹上松脂，用爆炸后的碎片和燃烧产生的毒烟对敌人进行杀伤。
威力较大的是“震天雷”，它用生铁打造外壳，里面塞满火药，爆炸后的铁皮碎片能击穿甲胄。
这些以人力抛射的火器主要用于守城，丢不了太远，不要紧，定军还有远程火器。
火箭就是一种，其实就是在箭支头上绑了个火药包，目的也是引火燃烧把敌军烤熟，在水战时特别管用。
火箭射程似乎已经够远了，其实不然。大定也是弩箭发展的一个高峰，为了应对北方重甲骑兵的威胁，大定一刻也没有停下弓弩的创新，神臂弓和床子弩，是其中两件最具代表性的产品。
这两样杀器，名声在外，定军曾在澶州城头架起床子弩，一弩射死了辽军大将萧挞览，在辽军中投射下恐怖气息。
这些重型弩箭和火箭一样，也是可以加装火药的。
弩还不是最强火器，定军还有炮。
说是“炮”，实际上就是投石机，以杠杆原理抛射石块等重物对敌军造成杀伤，一般也是在城池攻守中使用。
有石炮就有火炮，原理则和弓弩不同，不再是捆绑火药，而是直接投射出火药包或火药球，用吊线引燃后抛掷出去。这些弹药能够进行爆炸杀伤附加火焰和烟雾杀伤，可谓攻守两便。
虽然大定进入了冷热兵器共用的时代。但是热兵器尚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杀伤力方面还未能与冷兵器抗衡，因此冷兵器依然是战场上的主角，而且可以说是冷兵器最后的巅峰时代。
军队虽说已经大规模使用热武器，但是由于黑火药明火难以点燃，加上燃烧不充分，因此威力非常有限。
在冯过看来，火器在今后的战争中可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个发展需要时间，时间往往长达数百年。现而今乃是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前者还占主导地位。
至少在这个时代，战争输赢的决定因素在人，而不在兵器。
时势造英雄，每当灾难来临之际，自有那留名史册之人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大定不缺名将，奈何“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常定王朝重文轻武，武将再有本事也是被处处打压挤迫，几无立足之地。
昔日，狄青为自己的老部下焦用求情，称焦用是“立过军功的大好男儿，是朝廷的良才”，请求韩琦放过他一次。韩琦傲然回答：“狄枢相，琦自小只知，东华门外状元唱出者，才是大好男儿、栋梁之才。”
韩琦所说的“东华门外”，是有典故的。
东华门是大定皇城的东门，东华门外是整个开封城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每次殿试结束后，朝廷会在东华门报出新科状元、榜眼、探花的名字，即“临轩唱名”。在韩琦看来，只有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出来的读书人，才是国家的栋梁。言外之意是，区区一个当兵的，算什么人才?
韩琦是大定的一代名臣，抗击过西宁入侵，主持过“庆历新政”，为大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狄青亦是一代名将，从一名普通士兵起家，凭借累累战功，官至枢密使，为保卫大定的领土完整作出了巨大贡献。
韩琦与狄青同龄，都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只是他们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韩琦为文臣，狄青为武将。可是到头来，武将狄青却遭到了文臣韩琦的羞辱。
其实，羞辱、排挤狄青的，并非韩琦一个人。
当狄青破天荒地被朝廷任命为枢密使后，就不断被谏官弹劾。谏官弹劾的理由千奇百怪，甚至捏造出“狄青家里的狗头上长角”这样的事情，来无端诬陷狄青。
次辅陈执中则在狄青打败了西夏后，请求仁宗免除他的官职。仁宗犹豫地说：“狄青是忠臣。”陈执中冷冷地说：“当初太祖何尝不是周世宗的忠臣。”
到后来，连欧阳修这样清廉正直的大臣，也加入到排挤狄青的行列，欧阳修接连上了两份弹劾狄青的奏章，将流星、洪灾等自然现象与狄青担任枢密使联系起来。
在文臣集团的排挤和打压下，狄青最终被仁宗免去任枢密使一职，贬斥出京。韩琦被召回京城，顶替了狄青的枢密使位置。狄青不服气，去找首辅文彦博询问理由。文彦博只说了一句话：“没有理由，我们就是看不惯你，怎么样?”
狄青气得够呛，却又无可奈何，乃抑郁而终，年仅四十九岁。一代名将，就此凋零。
狄青的遭遇，是大定武将命运的一个缩影。有定一代，武将们的地位都比较低，生活得比较憋屈。
大定初期，有一个名将叫曹彬。曹彬为大定统一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在灭掉南唐、征伐北汉、进攻辽国等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为人忠厚本分，对大定王朝忠心耿耿，常威都忍不住夸他：“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然而，曹彬担任枢密使后，走在大街上，见到了文臣的马车后，不管对方的级别是多大，都会规规矩矩地让在一边。
时人乃曰：“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榖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武人在大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为了防止士兵逃逸，会在兵士之脸上或手背刺字以作标记，这无异於在将士身上烙上“罪犯”和“奴隶“的标签，可谓羞辱至极。而在中央任官方面，枢密院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关，当中任职的七十三名正职者（如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等），武者出身的只有十八人。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个任职人数还会随朝递减。在太祖到真宗这三朝间，武职出身的十八人缩减成十二人。到了仁宗朝，则仅剩六人。最后英宗朝以后，已再无一人为武职出身？！
大定朝廷，文武不相容，党争之祸更是间不容息。重文轻武和党争正是大定王朝貌似繁荣昌盛实则羸弱不堪之源，时至今日，已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
蔡桓公讳疾忌医，即便是神医扁鹊也是徒呼奈何。
崇文抑武造成大定军力萎顿，党争之祸则成了王朝内政的致命内耗。
庆历党争主要表现在政风的差异。原本恪守祖宗家法而形成的仁厚持重的政风，因循守旧之风浓厚，当范仲淹等重名节、有志革新的士人登上政治舞台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与保守老臣的矛盾。仁宗时，冗费现象日趋严重，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试图变法革新，与吕夷简为首的旧派矛盾尖锐，大的冲突约有三次，都以范仲淹等的外调结局，即有名的“范氏三谏“。仁宗天圣七年，仁宗要给垂帘八年的刘太后上寿，范仲淹时任秘阁校理，上疏道此举有损皇帝名位，并请太后还政，两条谏言都未被采纳，范仲淹自请外任，此为一谏；明道二年底，仁宗拟废郭皇后，宰相吕夷简、右谏议大夫范讽附和，而御史中丞孔道辅和右司谏范仲淹等则以为不可轻易废后，孔、范皆被外任，此为二谏；景佑三年，已回朝升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就宰相擅权的问题提出意见，吕夷简则以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为名反攻范仲淹，而仁宗的政治上的天平最终倾斜到吕夷简一边，范仲淹因落职出知饶州。在范、吕之争中，态度鲜明地站在范氏一边的余靖、尹洙、欧阳修、富弼，也连带着被贬外任，此为三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