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场纷争的高潮中，仁宗问范仲淹：“自古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吗？”范仲淹回答：“朝廷有正有邪，倘若结党而做好事，对国家有何坏处呢？”其后不久，欧阳修进献了《朋党论》，显然是针对仁宗朋党之问而发的。这是一篇议论风发的宏文，围绕“君子不党”的传统观点大做翻案文章，曲折反复，不说君子无朋，反说君子有朋，不说朋党不可用，反说朋党为可用，最后归结到一点：人君“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文学上的好文章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会是一着坏棋。这篇《朋党论》一是触犯了人主的忌讳，任何皇帝都不会鼓励臣下公开结党威胁皇权；二是触犯了被划在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以外的那些官员，按照欧阳修的观点，不是君子之“真朋”，就是小人之“伪朋”，这样，改革派就在无意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对派。正所谓：“君子小人之实不可以不辨，而君子小人之名不可以太分。有用君子之名，则小人者岂甘小人之名哉！正人既指小人为邪，则小人亦指正人为邪。”这样，党争就不可避免。
欧阳修乃至范仲淹这些君子们，在朋党问题上的见解从道理上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政治斗争并不一定是道理之争，因而他们最后只能被小人欺之以方，被仁宗敬而远之。
由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一大群文人墨客发起的庆历变法终究是成了一场空，之所以失败最要紧的就是：
一、以前的官吏，三年任期一到，就可以通过一些程序来晋升。在实行新体制后，公务员要经过五年的严格审查，才能晋升。只有有突出表现的人才有可能在三年内获得晋升。这可是将大多数人都得罪了。
第二，就是对高层官员的权力进行了一定的约束。往日里，那些大官可以将自己的侄儿往上推，可现在却是被约束住了。这几乎就是一种斩草除根的手段。
第三则是因为土地。他们还攻打职田，以前职田分配极不均衡，富人多死，穷人多死。在这次的变革中，他是在为穷人而战。这可把很多拥有庞大土地的官员都给得罪了。这些变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肯定会被很多人唾弃。
于是，朝中大臣对仁宗施加压力，皇帝只好作罢。在庆历新政实施一年多后，又被废除。这是仁宗一生的憾事，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承受不起这样的重压，又能怨得了什么人？
范仲淹，陕西，河东，韩琦，扬州知州，河北都护府欧阳修，降为滁州知州。从那以后，汴京的那些改革派，就被逐出了京城。
而王安石主持变法时，韩琦，富弼，欧阳修，还有其他几位老臣，都表示了强烈的异议。
什么叫“苗子”？到了冬季，农夫们已经将剩下的粮食都吃光了，但现在还没有到收割的时候，所以，到了春季，庄稼就会枯萎。农夫没有食物，只好四处借款。土地所有者向农民借贷谷物，当然要收取一定的利益。至于利率，则是没有固定的。如果这些土地的主人，都能在这里独霸一方，那么，他们的利润，就会越来越高。所谓的“青苗法”，就是每年春季，朝廷会用很少的利率，把广惠仓和广惠仓的粮食，以极少的利率，贷到农民过年。到了秋天，朝廷就会收回所有的利息。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变革，对人民群众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情！再说了，如果是朝廷的话，为什么那些官员会拒绝？实际上，他们都是在底层摸爬滚打过来的，很清楚，这个命令一出，会有多么大的纰漏。在《青苗法案》颁布之后，发放的借款额和偿还比例，都成为了一项严格的衡量标准。为了通过考试，下面的人都会向有钱人借钱。可问题是，他们有那么多钱，为什么要去借？这是给了朝廷一个下马威。至于穷人，则是被这些有钱人家霸占了。他们无法生存，只好从富人那里借钱。那些被官员剥去了外衣的富人，当然会提高借贷的利率，以此来弥补穷人的亏空。也就是说，从穷人那里借来的钱，会更多。
为此，王安石专门制定了一套十家一保的方案。这等于是一家贷款，十户共同做抵押。另外，王安石还规定，这三家要有抵押。如果借款者还不起，那么朝廷就会对这三个有抵押财产的家庭进行追讨。这样一来，穷的人就更穷了，以前的富家子弟，现在都穷成了穷光蛋。
而下面的官员根本不在乎民众的意见，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威，做好绩效评估。就算你是王安石，你能奈他们何？
朋党政治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政治格局，并且对士大夫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较之前朝，是前所未有的。而大定的朋党之争，真正将党争推向高潮的，就是关于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新旧二党之争，可以说，新旧党争就是大定党争的核心。
如果因此认为党争专指新党对旧党的迫害，那就大错特错了。新党在台上，对旧党固然步步紧逼，而旧党一旦得势，对新党的围剿同样毫不手软。例如，以立碑刻名的形式进行羞辱便非新党所发明。在“元佑党籍碑”之前，旧党就曾开列王安石、章悖等六十人名单，“榜之朝堂”公开羞辱。同样，对反对一方加以文字构陷，旧党也不遑多让。如旧党针对新党人物蔡确所制造的“车盖亭诗案”，比之苏轼“乌台诗案”，更为低下卑劣。
其实，“庆历新政”开始的“党争”，已经不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使气，而是在革弊变法中不同政治主张间的斗争。这种良好的政治见解之争虽然发生了蜕变，但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熙宁变法的主要人物都基本上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忠实信徒，对立的两派人物间并未因互为政敌而揉个人恩怨于其中甚至假公济私打击报复。
范仲淹与吕夷简是如此，熙宁间苏轼与王安石水火难容，势如死敌，到元丰末年，二人在金陵诗歌唱酬，对彼此的道德文章互致仰慕之情，可谓“相逢一笑泯恩仇”，以至苏轼发出“从公已觉十年迟”之感叹。
章惇与苏轼的关系也一样，在政见上二人如同冰炭，但当苏轼遭乌台诗案下狱后，章惇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援之以手。
此外，在同一政治集团中虽然出现过相互间的排斥，但涉事双方最终都能从个人恩怨中解脱出来，显示出改革者的胸襟。如王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恩怨，最初，欧阳修把吕惠卿推荐给王安石，王安石提拔吕惠卿使其成为变法的得力助手。后来吕惠卿为参知政事阴挤王安石，于是新党中分为“王党“与“吕党“。
到元丰三年，吕惠卿写信给退隐江宁的王安石，对二人在熙宁末年的交恶作了反省，他说：“然以言乎昔，则一朝之过不足以害平生之欢；以言乎今，则八年之间亦得随数化之改。内省凉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旧恶之念。”
是以，大定的朋党之中，是有文人士大夫的担当和责任的，因此范仲淹主持的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新政虽然失败，却激起了广大庶族文人更强烈的通变救弊，志在当时的政治激情，也才可能紧接着出现王安石推行的以理财为中心的熙宁变法，由此出现的新旧党争其程度之激烈，也正好显示出庶族地主文人“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干预意识和救弊兴治舍我其谁的主体精神。
但由于传统思想造成的封闭和排他性，使新旧两党中人有明显的意气之争，造成相互倾轧的悲剧。比如王安石与司马光。
司马光反对变法更多是因为王安石的做法有违士大夫的文人气节。王安石利用理财的手段来解决国家财政危机，自古以来，理财的手段有两种：一为开源，二为节流。王安石选择了前者，他提出“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不用加税的方式去增加国库收入是十分难得的，毕竟农民阶级作为国家税负的主力军，一旦税负过于沉重便很可能会引发民变甚至是农民起义。但财政收入的来源却来自于百姓。如青苗法，由政府在春夏青苗不接的时期给农民提供贷款，待到丰收之时将本息还给政府。政府通过赚取百姓的利息钱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这便违反士大夫的处事原则：当官不与民争利。司马光便反驳道：“天下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设法争民，其害乃甚于加赋。“认为官府向百姓夺取的财富越多就容易滋生腐败，这危害比增加税赋还可怕。
的确，变法过程中王安石用人不当且操之过急，青苗法和免役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官员强制给百姓利息高于市场的贷款，强迫他们上交比平时高七倍的免役钱，许多户人家因此破产，这也给了保守派攻击变法的口实。司马光自会认为新法祸国殃民，方会更加不遗余力的反对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