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商,字号虽未详载于正史,但其人生轨迹与唐宣宗李忱在位的“大中之治”深度交织,以清正持重之姿官至宰相,成为晚唐政治舞台上一位以“宽简”着称的重要官员。其生平事迹虽散见于《旧唐书》《新唐书》及唐代文人碑记中,却仍可勾勒出一位循吏名臣的清晰轮廓。
徐商出身于官宦世家,其家族在中唐以后便有仕宦传统,这为他早年接受系统教育、熟悉官场规则奠定了基础。史载其“博通经史,尤精《礼记》”,青年时期以科举入仕,初授地方佐官,凭借扎实的学识与务实的作风逐步晋升。在地方任职期间,他便展现出“不务苛察,重民生息”的治理理念——任地方县令时,恰逢辖区遭遇旱灾,他并未照搬朝廷苛捐杂税之令,而是上奏朝廷请求缓征赋税,并组织百姓开渠引水,最终缓解灾情,当地百姓为其立碑记功,这也成为他“为政宽简”思想的早期实践。
唐宣宗即位后,朝廷亟需一批能革除穆宗、敬宗以来弊政的官员,徐商因地方政绩突出被调入中央,历任刑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御史中丞等职。在刑部任上,他针对当时司法审判中“刑讯过滥、冤案迭出”的问题,奏请修订《大中刑律统类》的配套细则,主张“审案需重证据,禁绝逼供”,推动朝廷规范司法流程,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任御史中丞时,他秉持公正,弹劾了数名贪赃枉法的地方节度使属官,即便涉及权贵也不退缩,虽因此得罪部分朝臣,却赢得了宣宗“刚正不阿,可任大事”的评价,为其日后拜相埋下伏笔。
大中十二年(858年),徐商因在户部任上成功调配粮草、缓解江淮地区粮荒,被宣宗擢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正式跻身宰相之列,成为朝政核心决策者之一。彼时唐朝虽处于“大中之治”的余晖中,但内有宦官势力暗流涌动,外有藩镇割据隐患未除,徐商拜相后,始终以“宽简为政,稳定大局”为核心策略,主要政绩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在经济上,他反对过度搜刮百姓,奏请废除江淮地区多项苛捐杂税,同时鼓励农民开垦荒田,由官府提供种子与农具,短短两年间,江淮地区耕地面积增加,粮价稳定,为朝廷提供了稳定的财税来源;其二,在军事上,他主张“以安抚为主,武力为辅”处理藩镇问题——面对成德节度使王绍鼎死后的权力真空,他力排“派兵镇压”的提议,奏请宣宗任命王绍鼎之弟王绍懿继任,避免了藩镇兵乱,同时加强中央对藩镇的财税监管,既维护了地方稳定,又强化了中央权威;其三,在人才选拔上,他主持科举考试时,坚持“重才德,轻门第”,录取了一批出身寒门却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晚唐名臣的刘瞻,为朝廷注入了新鲜血液。
徐商为相期间,始终保持低调务实的作风,从不结党营私,也不追求奢华生活。史载其“居相位三年,所居宅第仍为入仕时所购,未尝增修”,日常饮食也极为简朴,与当时部分官员的奢靡之风形成鲜明对比。他与同为宰相的崔慎由配合默契,两人均以“宽简”为治政原则,共同辅佐宣宗维持朝政稳定,史称“宣宗末年,朝政清明,商与慎由之力居多”。
大中十三年(859年),唐宣宗病逝,唐懿宗即位。由于懿宗更倾向于任用迎合自己的官员,徐商的“宽简”政策逐渐被激进的改革措施取代,他也于咸通元年(860年)主动请求辞去宰相之职,外放为荆南节度使。在荆南任上,他依旧沿用“宽简”治理,减轻百姓徭役,修复长江堤防,当地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数年后,徐商因年老体弱请求致仕,朝廷准其返回长安养老,最终病逝于家中,追赠太尉,谥号“文懿”。
徐商的一生,始终以“宽简”为治政核心,无论是地方任职还是身居宰相,都坚持体恤百姓、稳定大局,在晚唐动荡的政治环境中,为“大中之治”的延续与地方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为官之道,不仅成为晚唐循吏的典范,也为后世官员提供了“以宽治国,以简行政”的宝贵借鉴,其事迹虽未被单独列传详述,却在正史的字里行间,留下了一位务实名臣的清晰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