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京的孔庙前，十二佾舞的乐声正随着晨光漫开。六十四名身着朱红祭服的舞生，按着《大成乐》的韵律舒展衣袖，羽龠（古代乐器）在手中划出整齐的弧线。天皇身着唐式衮服，捧着太牢（牛、羊、豕）祭品，在祭台前躬身行礼——这是倭国废除神道教国祭后，首次以国家大典规格举行祭孔仪式，乐舞、祭品、仪轨，全按大唐国子监的规制。
吉备真备站在陪祭席首位，看着天皇行三跪九叩礼，眼眶微微发热。他想起三十年前在长安孔庙，看到唐高宗亲自主祭的场景，那时便暗誓：“若有一日，倭国也能以儒为尊，何愁不归唐？”如今，这誓言终于在礼乐声中落地。
改革的旨意下得平静却决绝。天皇诏书曰：“自今岁起，废神道教国祭，罢‘神宫祀’为民间祭祀。国家大典唯祭孔，太学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必修，学子需背诵《论语》《孝经》方可入学。”诏书末尾特意注明：“此制悉依大唐，以明教化。”
消息传开，神社的巫女们第一次没了国祭的差事。大社的神主（神社负责人）捧着祖传的神道教经典，跪在宫门前请愿，却被禁军拦下。吉备真备亲自出面，指着唐律说：“神道教可为民俗，不可为国教。大唐以儒治国，方能四海升平，倭国欲归唐，必先尊唐教。”
最直观的变化在建筑上。平城京的孔庙被扩建三倍，新落成的大成殿比神宫的正殿还高，殿内的孔子塑像按长安孔庙样式塑造，身披唐式章服，手捧圭板，庄严肃穆。庙前的碑林刻满了《论语》章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政以德”等字句用欧阳询体书写，笔力遒劲。
相比之下，最大的神宫却被缩减了祭祀规模。国祭的礼器被收归官府，改为祭孔所用；神道教的“大尝祭”（旧国祭）被降为“民间秋祭”，由地方官主持，不得再用天皇仪仗。有老巫女看着孔庙的香火日益旺盛，叹道：“以前神社前的人能排到街尾，现在……唉，世道真的变了。”
太学的课程彻底换了天地。《论语》《孝经》成了入学必考科目，学子们晨起背“学而时习之”，暮夜研“克己复礼”，连课间游戏都改成了“论经”——两人一组，轮流背诵五经章句，胜者得一块唐式墨锭。
大唐来的博士们授课时，常结合倭国实际讲解。讲“孝悌”时，便说“对父母孝，对天皇忠，便是大唐的‘忠孝’”；讲“为政”时，便举九州均田制的例子：“‘节用而爱人’，便是官府不多收税，让百姓有饭吃。”学子们听得入迷，连以前厌学的贵族子弟都开始认真研读。
祭孔大典上，天皇亲诵祭文，用标准的唐话念道：“惟大唐开元某年，倭国天皇谨以太牢，祭于至圣先师孔子……愿夫子之教，化我民智，使唐倭一心，共享太平。”祭文毕，乐师奏起大唐的《大成乐》，编钟、编磬的声音与舞生的佾舞相合，庄严得让人心颤。
百姓们起初不解，觉得“不祭神宫，会遭天谴”。可看着孔庙的香火带来的变化——学童们更懂礼貌了，官吏们断案常说“《论语》有云”，连吵架的邻居都会被劝“‘和为贵’”——渐渐也接受了新制。有个老农去孔庙烧香，对着孔子像拜了拜，笑着说：“不管祭什么，能让日子变好就行。”
神道教并未消失，只是回归了民间。渔民出海前仍会去神社祈福，只是不再用国祭的礼仪；百姓婚丧时仍会请巫女祝祷，但文书上必须加盖官府的汉文印章。神社的神主们也学乖了，在祝词里加了“愿依孔子教诲，家宅平安”的句子，倒也赢得了几分香火。
一年后，太学举行首次“经义考试”，录取的学子中，七成能背诵《论语》全文，三成能默写《孝经》。吉备真备看着榜单，对菅原平说：“十年后，这些孩子会成为倭国的栋梁，他们脑子里装的是五经，心里想的是唐教，归唐之路，便在他们脚下。”
长安派来的观风使在奏报里写道：“倭国现已以儒为尊，祭孔如祭天，学子皆诵汉文经典，‘忠孝’‘礼义’之说遍行市井——教化既同，民心自归。”
李承乾看着奏报，又翻看太学送来的学子经义答卷，上面用汉文写着“愿以夫子之道，辅倭国归唐”，字迹虽稚嫩，心意却恳切。他提笔批复：“赐倭国孔庙《大唐开元礼》一部，助其完善祭仪。”
祭孔大典的乐声再次响起时，吉备真备望着殿外的学子们。他们穿着唐式襕衫，手里捧着五经，眼神里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忽然有个学童指着孔子像，用流利的唐话问：“先生，孔子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包括倭国人吗？”
博士笑着点头：“当然。大唐与倭国，本就是兄弟之邦。”
乐声穿过孔庙的朱门，与学宫的诵读声、街市的唐话吆喝声交织在一起。当儒家的“忠孝礼义”取代神道教的“神谕”，成为治国的纲领时，倭国的精神世界，终于与大唐的教化融为一体——而这，正是归唐最深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