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戈培尔在柏林体育宫里，用他那近乎癫狂的演说，为整个第三帝国吹响了“总体战”的号角。然而，宣传的狂热，终究无法掩盖现实的寒意。就在柏林的市民还在为“元首的意志”而高呼万岁的时候，在千里之外的东线战场上，一场真正的、由钢铁和鲜血谱写的“总体战”，早已进入了它最残酷、也最关键的间奏。
斯大林格勒的绞肉机刚刚停歇，哈尔科夫的泥潭又吞噬了数十万苏军。1943年的春天，对德苏双方而言，都像是一场惨烈拳赛之后的中场休息。拳手们各自退回角落，大口喘着粗气，队医在紧急处理着流血的伤口，而教练们，则死死地盯着对方，盘算着下一回合的致命一击。
1943年3月，随着春季泥泞的到来，东线战场暂时陷入了僵持。曼施坦因元帅在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中那记精彩绝伦的“反手一击”，虽然暂时稳住了德军濒临崩溃的南方战线，重新夺回了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但也只是将德军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局面。
战役结束后，一条新的、犬牙交错的战线，在乌克兰的黑土地上凝固下来。而在这条战线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个由苏军在冬季反攻中形成、向西深深楔入德军防线的巨大突出部——库尔斯克突出部。
这个突出部，从地图上看，就像一个从苏军战线上伸出的、巨大的铁拳，南北宽约200公里，东西纵深达150公里。它的存在，对双方来说，都既是巨大的诱惑，也是致命的威胁。
对德国而言：这个突出部简直是眼中钉、肉中刺。它不仅像一把尖刀，随时可能切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更是苏军发动下一次大规模攻势的绝佳“跳板”。
对苏联而言：他们虽然牢牢地控制着这个战略要地，但同样寝食难安。因为这个巨大的突出部，也意味着其南北两翼，完全暴露在了德军钳形攻击之下。
这块被鲜血浸透的土地，就这样，成了一块巨大的战略磁石，吸引着双方将最后的、也是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都投入到这个即将到来的“终极赌场”之中。
在东普鲁士“狼穴”大本营那阴冷压抑的地下室里，一场围绕着1943年夏季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几乎从春天一直持续到了夏天。德军的高级将领们，对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吵得是不可开交。
陆军总参谋长库尔特·蔡茨勒将军，是“主动进攻派”的坚定代表。他认为，德国已经经不起另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了，必须在苏军完全恢复元气之前，集中所有力量，发动一次决定性的、能够重创苏军有生力量的攻势，夺回战略主动权。而库尔斯克突出部，正是实施这次“有限目标”攻势的绝佳场所。一个代号为“堡垒”的作战计划，开始在他的参谋部里逐渐成型。
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想复制一次“坎尼式”的经典围歼战：由莫德尔元帅的第9集团军从突出部的北面向南突击；由曼施坦因元帅的南方集团军群（主要是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和肯普夫战役集群）从南面向北突击。南北两支铁钳一旦在库尔斯克以东地区会师，就能将突出部内的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主力，全部包了饺子。
然而，这个计划，却遭到了两位德国陆军中最有分量的“技术专家”的强烈反对。
第一位，是刚刚被重新启用、出任装甲兵总监的“闪电战之父”——海因茨·古德里安。这位“装甲部长”，刚刚接手德国的坦克生产，正为如何提高产量、装备新式坦克而焦头烂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德国的坦克家底，在经历了斯大林格勒和冬季的巨大消耗之后，已经薄得像一层窗户纸。他曾在一次与希特勒的激烈争吵中，几乎是拍着桌子警告元首：“我的元首！东线的任何一次进攻，都意味着对我们宝贵的装甲力量的巨大消耗！我们好不容易才生产出这么一点新式坦克，您现在就要把它们全部投入到库尔斯克这个苏军重兵设防的‘绞肉机’里去吗？我们再也打不起一场斯大林格勒式的消耗战了！我主张，我们应该在东线转入全面战略防御，利用‘虎’式和‘豹’式坦克的优势，进行机动反击，尽可能地消耗苏军的有生力量，同时将主要的资源，用于西线，应对即将到来的盟军登陆！”
第二位，则是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曼施坦因元帅。这位战略大师虽然也同意必须主动进攻，但他认为，硬碰硬地去撞库尔斯克这个“马蜂窝”，实在是下下之策。他更倾向于再玩一次哈尔科夫式的“反手一击”：先在库尔斯克南翼采取守势，故意示弱，等苏军主动从突出部里冲出来之后，他再指挥装甲主力，从侧翼给与致命一击。
面对着手下这些各执一词的将军们，希特勒陷入了长久的犹豫。他既被“堡垒”计划那“一举定乾坤”的前景所诱惑，又对古德里安关于“消耗战”的警告心存忌惮。最终，一个看似“折中”的、实则致命的决定，从他口中做出——“堡垒”行动，照常进行，但必须推迟！等待那些被他寄予厚望的“新式武器”能够大规模地生产出来，并部署到前线。
这个看似“稳妥”的决定，却最终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希特勒之所以敢于在兵力已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依然决定发动“堡垒”行动，其最大的底气，就来自于德国军工体系在1942年底至1943年初，所爆发出的惊人生产力。
自从阿尔伯特·施佩尔在1942年初接任军备部长之后，他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铁腕手段，对德国的军事工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革。他极力推动标准化生产，优化资源配置，集中优势企业，使得德国的坦克、飞机、火炮等武器装备的产量，在1943年上半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到1943年中，德国每月生产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已经超过了1900辆。
而古德里安作为新任的装甲兵总监，也开始将他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新一代坦克的生产和改进之中。在库尔斯克战役前夕，三款被德军寄予厚望的“明星装备”，开始陆续装备到一线的装甲部队：
“豹”式中型坦克：这是德国人专门为了对付苏联的t-34而研制的“终极答案”。“豹”式坦克拥有优雅的倾斜装甲（极大地提高了防弹能力）、一门穿透力极强的长管75毫米主炮（能在1000米外轻松击穿t-34的正面装甲）和良好的机动性。在综合性能上，它已经全面超越了t-34，被认为是二战中最优秀的中型坦克之一。
“虎”I型重型坦克：与追求均衡的“豹”式不同，“虎”式坦克的设计理念，就是简单粗暴的“绝对碾压”。它那厚达100毫米的正面装甲，在当时，几乎可以免疫盟军所有坦克的正面攻击；而它那门由88毫米高射炮改进而来的主炮，更是战场上的“死神”，能够在2000米的超远距离上，精准地“点名”任何一个它想摧毁的目标。
然而，这些新式武器的生产和部署，都需要时间。特别是“豹”式坦克，其复杂的传动系统在初期出现了大量的技术问题，可靠性极差，经常是还没开到前线，就自己趴窝了。为了等待这些“宝贝疙瘩”能够形成足够的战斗力，希特勒将“堡垒”行动的发起时间，从原计划的5月中旬，一再推迟到6月，最终定在了7月5日。
德国为攻占库尔斯克突出部共集结了约90万兵力，部署在中部战线的两个战略方向：北翼由中央集团军群的第9集团军负责，南翼则由南方集团军群的第4装甲集团军与党卫军第2装甲军负责。此次集结可谓纳粹德国在东线战争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兵力集中，旨在通过南北夹击，一举铲除苏军在库尔斯克一线的战略楔形。
总计德军共投入了约2700辆坦克与突击炮，火炮数量在一万门左右，参战飞机达2000架。装甲兵力中，除主力四号中型坦克外，还包括约146辆“虎”式重型坦克，以及约200辆新锐“豹”式坦克。虎式主要分布于若干重型坦克营和精锐党卫军师中，具备强大正面火力与防护；而豹式作为全新装备，集中于第10装甲旅，首次实战使用，因可靠性问题遭遇大量机械故障。
北线由莫德尔指挥的第9集团军主攻奥廖尔以南方向，部署部队约33万人，坦克约900辆，主要装甲单位包括第2装甲师、第20装甲师、第18装甲师以及第653和654两个费迪南德重型坦克歼击车营。尽管北线部队在兵力和装备上也具相当强度，但地形狭窄、苏军准备充分，令其推进十分缓慢。
南线则是攻势重点，由霍特与豪塞尔分任第4装甲集团军与党卫军第2装甲军指挥，集结人数超过45万人，坦克与自行火炮近1600辆，汇集了德军最精锐的装甲力量，特别是“帝国师”“骷髅师”“警卫旗队师”等党卫军主力。南线同时得到空军的重点支援，大批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与hs-129地面攻击机集结于别尔哥罗德前线，为装甲部队提供低空压制。
尽管表面上兵力可观，但德军此次进攻依然存在结构性劣势。一方面，重型装备虽多，但数量有限、后勤负担极重；另一方面，新型豹式坦克仓促参战，未完成全面测试即投入实战，故障频发。更重要的是，德国此时尚未进入全面战时动员状态，国内资源配置依然受民用经济牵制，兵员补充与工业支持远不如苏联。
就在德国人还在为新式坦克的生产进度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和他手下的将军们，却已经悄悄地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编织起了一张人类战争史上最庞大、也最致命的“钢铁蛛网”。
苏军最高统帅部，在朱可夫元帅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力主之下，准确地判断出，德军1943年夏季的主攻方向，必定是库尔斯克突出部。而关于苏军的应对策略，内部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
方面军司令瓦图京等人，主张应该先发制人，在德军集结完毕之前，就主动对德军的出发阵地发动突击，打乱其部署。
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则认为，以当时苏军的进攻能力和协同水平，贸然发动进攻，很可能会重蹈哈尔科夫的覆辙。他们力主采取“积极防御，消耗敌人，尔后转入反攻”的战略方针。
就在斯大林也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位来自英国的军事顾问——坦克专家马泰尔将军，向斯大林讲述了几个月前蒙哥马利在阿拉曼的战术：“我们之所以能在阿拉曼打赢，关键就在于，我们先让隆美尔来进攻，让他的坦克在我们的防线上撞得头破血流，等他精疲力尽了，我们再发动反击！”
这个来自北非沙漠的“成功案例”，最终说服了斯大林。他批准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防御计划，决心在库尔斯克，用一场精心准备的防御战，来彻底耗尽德军最后的进攻能力。
苏军的防御部署，其规模之大，纵深之广，火力之密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苏联红军在整个突出部地区共集结了约191万兵力，部署在三个方面军：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与草原方面军。此外，还包括由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的部分预备兵力。为对抗德军即将发动的“堡垒行动”，苏军在兵力、火力与装备上均构建了高度集中且层层叠加的纵深体系。
苏军共投入各类坦克与自行火炮约5000辆，其中包括主力t-34中型坦克、KV-1重型坦克、SU-76与SU-122等型号的自行火炮。火炮与迫击炮的数量约为25,000门，类型涵盖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野战炮、反坦克炮、120毫米重迫击炮等。航空力量方面，苏军集中调集了约2900架各型作战飞机，包括伊尔-2攻击机、雅克-9与拉-5战斗机等，用以支援地面防御与夺取局部制空权。
中央方面军：由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大将指挥，驻守突出部北翼，总兵力约70万人，装备约91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直接面对德军第9集团军的主攻方向。
沃罗涅日方面军：由尼古拉·瓦图京大将指挥，部署在突出部南翼，是德军南线主攻方向。该方面军集结了约65万精锐部队，并配置了约1440辆坦克，构成了坚强的防御纵深。
草原方面军：由伊万·科涅夫大将统领，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部署在突出部后方，拥有超过800辆坦克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等核心力量，随时准备投入反击。
防御体系：苏军构筑了三道主要的、总纵深长达150至175公里的纵深防御地带。在这些防线上，他们布设了超过50万枚反坦克地雷和反步兵地雷，挖掘了数千公里的战壕和交通壕，并集中部署了约25,000门火炮和迫击炮，形成了密度惊人的反坦克火力网。
情报优势：更重要的是，苏联的情报工作，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通过潜伏在瑞士的“露西”间谍网、德国本土的“红色管弦乐队”等多个情报渠道，苏军最高统帅部几乎是提前就掌握了德军“堡垒”行动的全部核心机密——包括主攻方向、兵力部署、新式武器的性能参数。
就在德军的突击部队还在为第二天的进攻做着最后准备的时候，一个戏剧性的情报，再次送到了苏军的前线指挥部。
7月4日深夜，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防御地段，一支苏军的侦察小分队，成功地抓获了一名正在剪除铁丝网的德军工兵俘虏。经过严酷的审讯，这名俘虏最终供认了德军即将在7月5日凌晨3点发动总攻的准确时间！
在得到了这个“最后确认”的情报之后，朱可夫和瓦图京，立刻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们要赶在德军的炮火准备之前，对正在集结地和出发阵地上的德军部队，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先发制人的“反炮火准备”，打乱他们的进攻节奏，最大限度地削弱其第一波攻击的锐气！
于是，在7月5日凌晨2点20分左右，库尔斯克突出部南翼的苏军阵地上，数千门大炮和“喀秋莎”火箭炮，突然同时发出了怒吼！一场旨在“叫醒”德国人的“钢铁闹钟”，提前敲响了。
就这样，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战役”正式打响！
库尔斯克战役，在其正式打响之前，实际上已经分出了某种意义上的胜负。这是一场典型的、情报和战略准备战胜战术和技术优势的战例。
德国人，虽然拥有“虎”、“豹”这样的新式武器，以及依然强大的战术执行能力，但他们的整个作战计划，几乎是在一种“单向透明”的状态下进行的。他们就像一个拿着明牌的赌徒，每一步的行动，都被对手看得清清楚楚。
而苏联人，则凭借着准确的情报、周密的防御准备、以及在关键时刻敢于“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耐心，成功地将战场，变成了一个由他们自己设计好的、等待着敌人来自投罗网的“巨型屠宰场”。
当1943年7月5日的第一缕晨光，照亮那片布满了弹坑和铁丝网的库尔斯克黑土地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关键的一场坦克大决战，即将在这片被双方都视为“命运之地”的战场上，拉开它钢铁的、充满了血与火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