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盆里的最后一缕青烟，如同濒死的游魂，挣扎着散尽。焦黑的纸灰，仿佛被灼烧过的沉默，打着旋儿，被报告厅里滚烫如熔炉的气流卷向高处，最终消失在那台嗡鸣不休的换气扇里，隐入无形的牢笼。
然而，空气并未冷却，反而像被投入火星的汽油桶，骤然点燃，灼热、膨胀，带着噼啪作响的愤怒回响，在每个角落弥漫、撞击。
我站在熄灭的火盆旁，空荡的左袖管如同一段被斩断的旗杆，无力地垂着。右臂却像一截从炼狱中取来的烧红铁钎，被无形的力量驱使，直直地指向方才烈焰升腾的地方，指向那片刚刚被灼痛的虚空。台下，没有掌声，只有海啸！是数千个被压抑太久、被践踏太久的灵魂，挣脱沉重枷锁的咆哮！老工人们的脸皱缩在一起，泪水和汗水混作一道，捶打着冰冷的座椅扶手，那声音像是骨节与钢铁的碰撞。年轻工人的脸涨得通红，如同烧红的铁块，嘶吼着，将肺腑里的积郁尽数倾倒。摄像机镜头贪婪如秃鹫，舔舐着每一张因愤怒而扭曲、又因释放而通红的、沾满汗水的脸庞。
“林野！说得好！”“工人不是牲口！”“烧得好！烧他娘的！烧出个明白！”
小陈如一道迅捷的影子冲上台，用他并不魁梧却异常坚实的身体，挡在我身前。他的目光像鹰隼般锐利，警惕地扫视着台下角落里那几个脸色煞白、正试图像老鼠一样挤出人群的段里“眼线”。老赵则像一头发怒的老狮子，毛发倒竖，人未到，一声怒喝已先破空，他堵在过道口，对着那几个仓惶的背影，啐出一口浓痰，那痰带着愤怒的唾沫星子，仿佛要粘住他们的脚跟。
我没有动。任由那排山倒海般的声浪，如同狂风暴雨，冲刷、撞击着我的身体。断臂处的幻痛，在巨大的情绪洪流冲击下，反而变得麻木，如同被烈日暴晒后龟裂的土地。但胸腔里，却像塞进了一块烧红的炭，灼烧着，也支撑着这具残破不堪的躯壳，不让它在此刻的狂热中彻底倾倒。目光越过那片沸腾如锅底的人群，落在报告厅后方高悬的“工人文化宫”几个褪色的大字上。文化？此刻，这里只有最原始、最血性的呐喊，是对那个字眼的最好注解，也是最辛辣的讽刺。
“肃静！请大家肃静！”省工会派来的代表，一位头发花白、面容刚毅如老松的老同志，试图在喧嚣中注入一丝秩序。但他的声音，如同投入惊涛骇浪中的石子，瞬间就被淹没。直到他拿起另一个麦克风，将音量拧到最大，一阵刺耳的啸叫才短暂地盖过了沸腾的人潮，像一声焦雷，劈开了混沌。
“工友们！同志们！”老同志的声音带着沉痛，更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不容置疑的力量，“林野同志的血泪控诉，我们听到了！省劳动监察总队、省总工会，也听到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如同温暖的炉火，“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林野同志展示的铁证！烧掉的那份屈辱承诺！都将被如实记录！上报省委！上报中央！我们在此郑重承诺：对巨人城工务段存在的系统性腐败、对工人生命安全的极端漠视、对林野同志遭受的不公迫害，必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赔偿的，一分不少！该恢复的名誉，必须恢复！还所有工人兄弟一个朗朗乾坤！”
承诺掷地有声，如同重锤砸在心上。台下的怒吼渐渐平息，转化为一种沉重的、带着审视的安静。工人们经历过太多承诺的落空，像秋风中飘摇的枯叶，不知哪一阵风再起。他们盯着台上的老同志，也盯着我，目光里有期待，有怀疑，更有一种被点燃后无法熄灭的火焰，在无声地、灼热地燃烧。
就在这时，一个尖锐得如同玻璃碎裂的声音，从台下记者堆里炸响，带着职业性的亢奋，也带着咄咄逼人的质疑：“林野同志！我是《北方新报》记者！你今天的举动非常震撼！但这是否过于偏激？烧毁文件是否涉嫌违法？你是否考虑过这种激烈对抗方式，会激化矛盾，不利于问题的理性解决？你下一步打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对那份‘八万块’的赔偿，你现在到底要多少？”
一连串的问题，像淬了毒的冷箭，精准地、不带一丝温度地射向刚刚燃起的火焰核心，试图将其钉死。
报告厅瞬间再次安静下来，仿佛时间也被冻结。所有的目光，包括那些刚刚还燃烧着怒火的眼神，都聚焦在我身上，等待着我的回答。连省工会的老同志也皱紧了眉头，眼神复杂。
我缓缓转过身，面向那个提问的记者。他的脸在刺眼的聚光灯下有些模糊，像一张精心修饰却缺乏血色的面具，但镜片后那双锐利的、带着审视和某种优越感的眼睛，却异常清晰，仿佛能穿透一切。
我扯了扯嘴角，一个混合着极致疲惫和极度讽刺的笑容在脸上绽开。无声，却比任何咆哮都更具冲击力，像一把钝刀，刮过在场每个人的神经。
“偏激？”我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嘶哑得如同砂纸刮过生铁，每一个字都带着砂砾，“当我的胳膊被碾路机的石头碾碎的时候，有人觉得那场夺走我手臂的暴雨偏激吗？”“当王德发把那张写着‘买命单’的纸压在我高烧不退的病床上，逼我签字画押的时候，有人觉得他的手段偏激吗？”“当周坤每月拿着两万美金去澳门赌钱，却用磐石那些连狗都不如的破烂玩意儿来糊弄我们的命的时候，有人觉得他的贪婪偏激吗？”“当孙国富为了他那顶快要滑到脚面上的官帽子，把我们抢险队像炮灰一样往死地里赶的时候，有人觉得他的冷漠偏激吗？”
我一连串的反问，音量没有提高一分，却像冰冷的铁锤，一下下砸在寂静的空气中，砸得人心惊肉跳。那个记者脸上的亢奋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像被阳光曝晒后迅速收缩的苔藓。
“现在，”我的声音陡然转冷，如同从西伯利亚刮来的第一场寒风，刮过每个人的脖颈，“我只是烧了一张想让我闭嘴的纸，就成了偏激？就成了破坏和谐的罪人？就成了不懂法律的莽夫？”
我猛地向前一步，残缺的身体因这动作而微微摇晃，仅存的右手指向台下，指向那些穿着沾满油污和尘土的工装的身影：“看看他们！问问他们！问问那些在铁轨上被烈日晒脱皮、被严寒冻裂手、被飞石砸断腿的兄弟们！问问他们，什么是理性？是打落牙齿和血吞？是看着自己的命被标上‘八万块’的价码，还得陪着笑脸说‘谢谢老板体恤’？是眼睁睁看着蛀虫把我们的血汗吸干了，还得鼓掌说‘吸得好，吸得妙’？”
台下，压抑的呜咽和愤怒的低吼再次如潮水般涌起。无数道目光如同烧红的针，刺向那个提问的记者，仿佛要将他钉在耻辱柱上。
“至于法律？”我收回手指，轻轻拍了拍自己空荡的左肩，那动作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自嘲，像在抚摸一个早已死去的魂灵，“法律告诉我，我这条胳膊，值八万。法律告诉我，我签字画押放弃追索，他们才‘大发慈悲’给我垫医药费。法律……差点让我在仲裁庭上，被那句‘十级伤残赔八万不算低啦’噎死，连声辩解的机会都不给！”
我的目光再次盯死那个记者，一字一顿，如同刻在石碑上的血字，字字诛心：“我今天烧掉它，不是不尊重法律！是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有些东西，比一张纸的法律文书更重！那就是——”“工人的血！”“工人的骨头！”“工人活生生被碾碎的命！”“不把这套吃人的‘买命公式’烧成灰！不让所有人看看它下面埋着多少肮脏的蛆虫！再漂亮的法律条文，也只是一张遮羞布！”
记者张了张嘴，还想反驳什么，但最终在台下如潮的愤怒目光和我冰冷如铁的注视下，脸色苍白如纸，像是瞬间被抽走了所有气力，只能低头在本子上飞快地写着什么，但握笔的手却在微微发抖，像秋叶般簌簌。
“下一步？”我环视全场，声音恢复了平静，却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像冬日里结了冰的湖面，“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巨人城。等着法院的传票，等着纪委的询问，也等着……”我的目光扫过那几个早已溜走的“眼线”消失的方向，声音陡然转寒，如同冰层下暗藏的激流：“等着那些躲在暗处、恨不得我立刻消失的人！告诉他们，我林野的命，现在便宜得很，就剩半条！有本事，再来拿！看看是你们的刀快，还是工友们的眼睛亮！看看你们抹黑的手，能不能快过这燎原的火！”
话音落，我不再理会任何目光和镜头，它们如同飞舞的蚊蝇，已无法再干扰我。弯下腰，仅存的右手，从那口还残留着些许余温的冰冷火盆里，小心翼翼地、仿佛对待什么无比珍贵的东西般，捻起一小撮尚未被风吹散的、带着焦苦气息的纸灰。
灰烬很轻，很黑，像一段被截断的夜。带着焚烧后的焦苦气息，像是命运最终的叹息。
我摊开手掌，将那点余烬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像捧着一颗黑色的心脏。然后，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极其缓慢地、庄重得像在进行一场古老的仪式，将这撮灰烬，一点点、一点点地，按在了自己空荡荡的左肩袖管上。
粗糙的布料，瞬间染上一块不规则的黑痕，像一道狰狞的伤疤，更像一个无声的烙印，一个用灰烬写就的墓志铭。
“这点灰，”我的声音低沉，却如同洪钟大吕，在寂静的报告厅里回荡，震得人心弦颤动，“就埋在这儿了。埋在我这条被他们称过斤两、又被我自己用血泪赎回来的胳膊上。”“它埋一天，我就站一天。站在这儿，站到他们给一个说法。”“什么时候，这灰下面的蛆虫被挖干净了，什么时候，巨人城的铁轨上，工人的命不再是加减乘除的数字了……”我顿了顿，目光如同烧红的铁钎，扫过全场，最后定格在省工会老同志那张凝重而复杂的脸上：“什么时候，我林野……”“再把它……”“干干净净地……”“掸掉。”
说完，我转身，不再看任何人。拖着一身仿佛被掏空的疲惫和那截埋着灰烬的空袖管，在小陈和老赵一左一右，如同两座沉默的堡垒般护卫下，一步一步，走下演讲台。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通道，他们的目光复杂，有同情，有敬佩，也有深深的沉默。我穿过这条沉默的河流，走向报告厅那扇洞开的大门。
门外，巨人城傍晚的天空，被西沉的太阳染成了一片壮烈的橘红，血一般，火一般，像极了刚才火盆里跳跃的、不肯熄灭的烈焰。
余烬未冷。燎原之势已成。夜，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