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与曹魏交界的阴平道左近，山势险峻，村寨零星。
月前，一队魏军斥候越境骚扰，焚毁了两个村子的粮仓。
危急时刻，并非朝廷的正规军，而是附近数个村寨自发组织的民兵，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保家卫国的血气，依托险要设伏，浴血奋战，竟将来犯之敌击退，还擒获了数名俘虏。
捷报传至郡县，官府自然少不了一番褒奖，并拨下了赏赐。然而，当赏赐分发到基层时，却引发了巨大的不满。
大部分金银布帛，都被带队的县尉及其亲信军官层层克扣、中饱私囊，真正分到浴血奋战的民兵手中的，只剩下寥寥些许铜钱和几句空泛的嘉奖。
若在以往，这些朴实的边民或许就忍气吞声了，至多在私下里抱怨几句“官字两张口”。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
几个村寨的民兵头领，在击退魏军的过程中已然熟识，此刻更是因为共同的愤懑而聚集在一起。
他们中，有人参加过“夜学”，认得几个字，懂得翻看《蜀科》；有人曾经历过“工坊算盘”或“讼师新衣”的事件，心中早已埋下了不甘屈从的种子。
“不能就这么算了！”一个名叫石虎的民兵队长一拳砸在粗糙的木桌上，“咱们流的血，死的兄弟，就值这几个大钱？那些官老爷躲在后面，凭什么拿大头？”
“光喊没用，”另一个较为沉稳的头领，曾是猎户的赵山沉声道，“咱们得讲道理，按规矩来。”
他们推举出几位口齿清晰、略通文墨的代表，其中就包括在夜学中表现突出的青年阿泉。阿泉提议：“《蜀科》‘军律篇’明载，斩首、俘获、退敌，各有赏格！军师也多次训令，‘信赏必罚，乃治军之要’！我们就依据这个，上书！”
他们没有选择聚众闹事，而是采取了更为策略的方式。由阿泉执笔，几位代表共同斟酌，撰写了一份言辞恳切却又理据充足的联名诉状。
诉状中，详细列明了战斗经过、斩获数目、各村出力民兵名单，然后直接引用《蜀科》相关赏罚条款和诸葛亮“信赏必罚”的公开训令，指出当前赏赐分配“有违军师法度，恐寒边民之心，挫伤御侮之气”，最后郑重提出请求：“伏请上官明察赏功，以安边民之心，固我边陲！”
更关键的一步在于，他们通过夜学建立起来的人脉网络，联络到了一位在县衙担任文书、同样出身寒微的族人。这位文书暗中指点他们诉状的格式、投递的门路，并帮助他们将诉状修饰得更加规范、有力。
诉状没有停留在县里，而是被巧妙地同时抄送数份，分别递交给县、郡两级官府，甚至设法让消息传到了郡守耳中。
起初，县尉还想强行压下，斥责这些民兵“刁顽”。但面对这份引经据典、数据详实、直指“违反军师法度”的诉状，以及背后隐隐联动的数个村寨，他感到了压力。
郡守得知后，更为重视。正值诸葛亮厉行法治、且边境需要倚赖这些熟悉地情的民兵之际，若因赏功不公引发边民大规模怨怼，乃至酿成变故，他这个郡守难辞其咎。
权衡利弊后，郡守亲自过问，下令彻查。在确凿的证据和来自上层的压力下，县尉不得不吐出了部分贪墨的赏赐，按照《蜀科》规定的标准，重新进行了核发。
当沉甸甸的、符合规定的赏赐终于分发到每一个浴血奋战的民兵手中时，一股无声的激荡在几个村寨间传递。
成果在此刻清晰显现：
为了共同的目标，原本分散的村寨力量第一次实现了有效的组织和协同行动。
他们证明了，在现有体制框架内，通过精准引用统治者的法规和政策，利用上层（郡守）与下层（县尉）之间、以及维护边防大局与基层官吏私欲之间的矛盾，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抗争，是完全可行且有效的。
这次胜利，其意义远不止于追回了些许赏赐。它像一次成功的预演，让边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更掌握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斗争智慧。
一个超越宗族、地域，基于共同利益和权利意识的联盟雏形，已在蜀汉的边境线上悄然显现。
蜀汉，键为郡府议事堂。
此番并非升堂问案，而是郡守召集辖下各县令、乡绅及“民意代表”，商讨应对北方战事吃紧、朝廷欲加征“防饷”的会议。
按照旧例，这等会议不过是走个过场，官府提出数额，乡绅附和，所谓的“民意代表”唯唯诺诺，最终负担终究层层转嫁到最底层的农户与工匠身上。
然而，今日的气氛却有些异样。当郡守抛出了加征三成赋税的方案后，预想中的一致赞同并未出现。
堂下那些来自各县、穿着粗布衣衫的“民意代表”们，并未像以往一样惶恐低头，而是相互交换着眼神。
最后，一位来自沮县、曾在“讼师新衣”事件中露过面的老者，缓缓站起身，手中捧着一卷厚厚的文书。
“郡守明鉴，诸位明公，”老者声音沉稳，带着田间劳作留下的沙哑，却无半分怯懦，“加征赋税，关乎民生，亦关乎边境安定。我等小民，非是不知大局，然据我等核算，加征三成，恐超出民力所能承受之极限，非但于国无益，反可能激起民变，动摇边境根基。”
此言一出，满堂皆惊。郡守眉头紧锁，几位县令面露不悦，乡绅们则交头接耳，难以置信。
老者不慌不忙，展开手中文书：“此乃我等根据各村‘夜学’所授算法，联合核算之《陈情表》，请郡守与诸位明公过目。”
文书被恭敬地呈上。郡守展开一看，瞳孔微缩。这绝非寻常哭穷喊冤的状纸，而是一份数据翔实、逻辑严密的“议案”。
里面详细列举了郡内各县近三年的平均亩产、农户收支、工匠营收、现有赋税种类及数额，甚至参考了北疆赤火公社流传出来的一些初级统计方法。表格清晰，数字确凿。
更重要的是，文书的后半部分，并非一味反对加税，而是提出了一个经过详细测算、更低但论证其更具可持续性的税率方案——仅加征一成半。
论证的核心围绕着“培养税源”与“保障边境人力”：方案指出，过高的税负将导致农户破产、工匠逃亡，最终税基萎缩，边境兵源及后勤民夫亦将枯竭；而维持较低税率，则能保民生、稳生产，从长远看，朝廷获得的实际税收总额反而可能更高，边境也能有持续稳定的兵民支持。
“此表……是何人所为？”郡守压下心中震动，沉声问道。他难以相信，这些泥腿子能拿出如此专业的分析。
老者坦然道：“乃各村识字班学员，依据军师推崇的《九章算术》与《蜀科》精神，共同核算所得。我等小民，亦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理，唯愿以可行之策，既解朝廷燃眉之急，亦保我等着衣吃饭之根本，方能长久为军师、为大汉效力。”
这番话，滴水不漏，既抬出了诸葛亮推崇的学问和法律，又表明了“忠君爱国”的立场，将诉求包装成了更具建设性的“国策建议”。
堂内陷入一种微妙的寂静。郡守与几位县令低声商议，乡绅们则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些贱民，竟然开始和他们“算账”了！而且算得如此精明！
最终，在激烈的讨价还价和郡守基于稳定与“民意”压力的权衡下，官府被迫采纳了一个介于原计划与百姓方案之间的税率——加征两成。
虽然未能完全达到目标，但对于这些曾经的“沉默羔羊”而言，这已是破天荒的胜利！他们第一次，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并实质性地影响了关乎自身命运的决策！
蜀汉百姓通过“借力打力”的诉讼、“釜底抽薪”的工坊暗记、“暗度陈仓”的夜学启蒙、“以子之矛”的合法上书，到这最终的“积微成着”，他们将诸葛亮为了维护统治而不得不留下的政策缝隙，顽强地钻探成了一条通往权利意识的狭窄道路。
他们争夺到的，不仅仅是几成租税、几分赏钱，而是在这持续不断的斗争中，初步获得了参与规则制定、与统治者进行博弈的权利。
“民心”不再仅仅是被动地被争取、被怜悯的对象，开始主动地、有组织地展现出其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雏形。
权利的获取，并非总是源于尸山血海的瞬间革命。
在某些历史夹缝中，当统治者出于自身需要（如争霸、维稳）而不得不做出“重法度”、“恤民力”姿态时，被统治者便获得了斗争的杠杆与空间。
然而，绝不能因此就将这杠杆的赐予者视为恩主！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要这架国家机器根本的服务对象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只要那锋利的“刀把子”本质上依旧是对准人民、用以维护剥削秩序的，那么，斗争就绝不能停止，妥协就绝不应成为终点。
蜀汉百姓走过的这条路，昭示着一个朴素的真理：权利，从来不是谁的恩赐，而是源于日复一日的、巧妙的、抓住一切机会的、永不放弃的持续斗争。
这条道路，或许没有烈火燎原那般壮怀激烈，却更需要坚韧与智慧，它如同水滴石穿，正在更为坚实、也更为深刻地，改变着这片土地之下的根基。他们，正走在这条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