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起驾回宫后，杜府门前残留的皇家车辙印记尚在。
杜远已收敛起方才应对天子的温和笑意，眉宇间恢复了惯常的冷静与决断。
他深知“圣心已动，事不宜迟”的道理，任何宏图伟略若不能迅速落到实处，便可能沦为空中楼阁。
他即刻唤来最为信赖、脚程迅捷的心腹护卫首领杜仲，沉声下令，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紧迫感：
“杜仲，即刻挑选四组快马信使，分头行动！一组速往洛阳方向，魏王殿下（李泰）多半在督修两京官道；
另一组去寻房遗爱公子，他应在京畿道协理物料调度。
传我口信：有关‘车同轨’国策之紧要深化事宜，关乎未来工程全局，请他们务必放下手中次要事务，火速返回长安共商大计！
记住，语气要急，但要说明非关祸事，乃是重大机遇。”
“属下明白！”杜仲抱拳领命，没有丝毫拖沓，转身便如疾风般离去安排。
杜远心中盘算，李泰身为工程总揽，其支持至关重要；
而房遗爱虽年轻，却因其父房玄龄的关系，在工部人脉颇广，且对新鲜事物接受度高，是具体执行层面的关键人物。
此事必须得到他们从技术到资源上的全力配合。
送走信使，杜远并未停歇，而是径直回到了他那间堆满书籍、图纸和各式奇巧模型的书房。
他屏退左右，只留下两盏明亮的油灯，映照着窗外渐沉的暮色。
他铺开一张特制的、韧性极佳的巨幅宣纸，用镇纸仔细压平四角，随后取出了他惯用的、经过精细打磨的炭笔——此物画出的线条清晰且易于修改，远胜毛笔用于设计制图。
杜远凝神静气，脑海中浮现的是超越这个时代的道路影像。
他笔下的，不再仅仅是一条被水泥覆盖的土路，而是一条结构科学、功能完备的“大唐标准官道系统工程”。
· 坚实基础（路基）：他首先在图纸一侧，用精准的线条勾勒出一条道路的详细剖面图。
摒弃了当下简单将水泥倾覆于夯土之上的粗糙工艺，他描绘的道路拥有深厚的“路基”。
图纸旁标注着细密的小字：“路基需深挖三尺，分层填入大石为骨、中石填缝、沙土找平，每层不得超过半尺，以巨型石碾或夯杵反复碾压坚实，直至人以重脚踏之不留痕。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此乃道路百年大计之根本，不可吝啬工时人力。” 这坚实的路基，被他视为道路承载重压、抵抗沉降的“骨骼系统”。
· 智慧路面（路拱与排水）：在夯实路基之上，是水泥混凝土浇筑的路面。
但他并未画成平板一块，而是细致地描绘出路面中央略高于两侧的微妙“路拱”（抛物线形拱度）。
并在旁注释：“路拱之设，利在导水。雨雪之水，可顺拱势自然流向两侧，汇入排水沟渠，确保路面无积水，车马不打滑，路基免浸泡。”
他对路面的平整度要求极高，标注需用长直尺校验，“确保舆轮之上，颠簸减半，驰骋如履平地”。
· 秩序分割（车道与人行道）：接下来是最具革新性的部分。
在代表宽阔主干道的横截面上，他用醒目的双粗实线，在道路正中央画出了“中心分隔线”，明确划分对向车流，防止撞车。
在同向行驶的多条车道之间，则用单虚线进行分隔，并注明：
“虚线之意，允许临时借道超车，但需确保安全。”
他甚至在最外侧，精心预留了以不同材质（或铺青砖，或嵌卵石，或用三合土硬化）铺设的、略高于车行道的“步道”，并标注“人行专用，车马禁入”。
这初步的“人车分流”理念，旨在从根本上解决混合交通的混乱与危险。
· 周全设施（排水与标识基础）：道路两侧，他画出了标准尺寸的梯形“排水明沟”或加盖板的“暗渠”。
注明需以砖石砌筑，防冲刷。在关键路口、桥梁两端，他画出了预留的方形石础或深埋木桩，作为将来树立指路牌、警示牌的基座。
“凡事预则立，这些基础需与道路同期施工，一体成型，避免日后反复开挖，劳民伤财。”
杜远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他在图纸空白处详细列出了材料替代方案和因地制宜的考量：
主干道必须严格遵循标准，但山区支路可酌情减窄宽度；水泥不足处，可考虑用三合土（石灰、黏土、砂石）强化路基；
标识牌初期可用优质硬木涂刷桐油防腐，待条件成熟再换为石刻。
所有设计，都力求在当下大唐的工艺水平和财政承受范围内，达到效能最大化。
放下炭笔，指尖已被染黑。杜远稍事活动手腕，又铺开一叠稿纸，取过狼毫小楷，开始奋笔疾书。
制定那与硬件设施相辅相成的 《大唐道路交通管理暂行条例》 草案。他深知，再坚固平坦的道路，若没有清晰、强制性的规则约束，很快便会因无序而重归拥堵与危险。
其核心条款，他字斟句酌，力求简洁、明确、具备可操作性：
1. 靠右行走原则：“凡于大唐官道行进之车、马、轿、行人等，无论官民贵贱，一律靠道路右侧行进。
违者，初犯罚铜钱二十文，再犯倍之，三犯罚役一日（疏通沟渠或修补道路）。
理由注解：臣观察，多数人右手便利，持缰、执鞭多在左侧，靠右行驶便于观察对向车马；
且车夫座位多在车厢左侧，靠右行驶能使其更好判断与路缘的距离，减少碰撞。”
2. 车道使用规定：“多车道官道，载重之货车、牛车、行进迟缓之队伍，须靠外侧车道行驶，不得长时间占用中心快道。
轻车快马欲超越前车，须从左侧进行，并需确保前方有足够距离，不得妨碍被超车辆正常行进。强行超越引发事故者，负主要罪责。”
3. 标识遵行义务：“所有朝廷设立之路标、指示牌，如指路牌、警示牌（‘险’、‘缓’）、禁令牌（‘停’、‘禁’），行人车马必须严格遵守。
尤其遇红色八角形‘停’字牌，无论有无他车行人，必须完全停止，观察左右确认绝对安全后，方可续行。
故意损毁标识者，以破坏公物罪论处，重罚不贷。”
4. 行人优先与安全：“于划设人行步道之处，行人须行走于步道，不得无故逗留车马道。
无人行道处，行人须紧靠路右边缘行走。车马遇老者、幼童、残疾者横穿道路，或于市集人群密集处，必须主动减速、停车避让，彰显仁政教化。”
5. 夜间行车规定：“日暮之后至黎明之前，所有行驶于官道之车马，须于车辆左侧显眼位置悬挂防风灯笼至少一盏（以红光为佳），以便对向及后方辨识。
无灯夜行者，罚铜钱十文，若引发事故，罪加一等。”
6. 载重与速度限制：“重要桥梁、陡坡、急弯路段，由工部设立限重（如‘过桥重车不得超过xx石’）、限速（如‘此坡缓行’）标识。
严禁超载、超速通行，违者不仅罚款，若对道路设施造成损害，需照价赔偿并服劳役。”
7. 纠纷处理与道路畅通：“若发生车马碰撞、摩擦等事故，涉事双方须立即将车马移至路旁安全处协商，或报请附近里正、坊正及巡街武侯、金吾卫处置。
严禁当街争吵、斗殴、阻塞道路，违者双方皆罚，并承担因此导致的交通延误损失。”
这些规则，杜远准备附上详细的解释说明，强调其目的在于“保畅通、护人命、增效率”。
他知道，推行之初必然会遭遇习惯性的抵触和不解，因此必须辅以大规模的张贴告示、市井宣讲，并严格执法，方能“令行禁止”，逐渐将秩序观念植入民心。
图纸与条例草案初定，墨迹渐干。杜远走到悬挂着的长安城详图前，目光锐利地扫过纵横交错的街坊市井。
试点之地必须具有代表性、问题突出，且成功后能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
他的手指最终坚定地点在了几处关键位置：“长安城内，东西两市乃商贾云集、财富汇聚之所，每日往来车马货担如潮水般汹涌，是拥堵最为严重、交通矛盾最尖锐之地。
且此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往来频繁，若能在此地将新路与新规成功推行，其说服力与影响力无与伦比！
皇城脚下，天子瞩目，亦能震慑一切敢于挑战新规的势力，便于集中力量办成此事。”
他最终选定了两条试点路线：其一，是从西边金光门入城，直通繁华西市，并延伸至朱雀大街的一段；
其二，则是从东市出发，连接皇城东南角官署区及权贵住宅区的要道。
这两条路线上，商业活动、公务往来、日常生活交通流密集交织，几乎囊括了长安城交通的所有典型问题。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杜远将绘制精细的图纸小心卷起，以丝线系好；又将写满条陈的草案整理装订。
他将其并置于书案最显眼处，仿佛已能听到不久后，李泰看到这份超越时代的工程蓝图时的惊叹，以及房遗爱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兴奋。
一场旨在为大唐帝国强健的“筋骨”注入高效“灵魂”、重塑帝国“血脉”流通秩序的宏大变革，其最初的星火。
已然在这静谧的书房中，于图纸与文字间，被悄然点燃，静待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