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昭那一番“变法才是最大的祖制”的宏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巨石，激起的涟漪，久久未曾平息。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以及钱谦益那铁青的脸色，都清晰地标志着，在第一回合关于“道统”的宏大叙事交锋中，传统理学派已经输得体无完肤。
然而，这些浸淫于经史子集、将道德文章视作毕生信仰的大儒们，显然不会如此轻易地认输。短暂的沉默之后，钱谦益身后，一位面容清癯、眼神锐利，据说是得了阳明心学真传的理学名家——黄道周，缓缓站了起来。
他没有像钱谦益那样引经据典，而是另辟蹊径，从一个更加刁钻、也更加触及儒家思想核心的角度，发起了第二轮攻势——“义利之辨”。
“镇国公高论，黄某佩服。”他先是对着顾昭微微一躬，姿态做得十足，但话语中，却藏着锋利的刀刃，“然则，公爷方才所言，皆是‘术’，而非‘道’也！强秦之术，可得天下，然二世而亡，何也？人心不附也！王安石之术，可富国库，然新法一行，天下汹汹，何也？与民争利也！”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道德上的优越感，目光扫过台下所有被顾昭言论所鼓动的听众，一字一顿地质问道：
“国公爷推行新学，重算学，兴工商，无非一个‘利’字当头！长此以往，天下之人，眼中将只有金银，心中再无忠义！士农工商，四民之序，将荡然无存！人人皆为逐利之市侩之徒，丧失廉耻，败坏人心！老夫试问，当此之时，我大明与那蛮夷之邦，又有何异？若人心皆为利动，当国难再临时，当建奴铁蹄再度叩关之时，又有谁人，肯为陛下一死？又有谁人，肯为我江山社稷，尽忠赴难？”
这番诛心之论，比之前的“祖制”攻击，更为歹毒！
它直接将顾昭的所有改革，都打-上了“唯利是图，败坏人心”的道德烙印。毕竟，“重义轻利”，是千百年来，儒家思想灌输给每一个读书人的金科玉律。黄道周的这番话，瞬间就让刚刚有些动摇的国子监学生们，重新找到了理论的支撑，一个个又变得义愤填膺起来。
整个大讲堂的气氛，再一次，变得对顾昭极为不利。
所有人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在了他的身上。
然而，这一次，顾昭却连身都未起。他只是平静地转过头，对着身旁那位身穿工部官服、神情一直严肃而专注的中年人，微微点了点头。
那人，正是如今大明实学派的领军人物、西山书院的祭酒、工部左侍郎孙元化。
孙元化站起身，他没有像那些大儒一样，先行礼，后放言。他只是用一种近乎于工程师测量般的、毫无感情波动的眼神，扫视了一眼对面的黄道周，而后，用一种平静而庄重的声音，对着全场说道：
“诸位大人，诸位学子。在下孙元-化，一介工匠出身，不善言辞，更不懂什么高深的义理之辩。我们今天，只算三笔账。”
话音刚落，他身后立刻走上来几名西山书院的学生，合力抬上了三块巨大无比的、刷着黑漆的木板，稳稳地立在了高台的正中央。这种被称之为“黑板”的教具，对于在场的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第一次见到。
孙元化拿起一根白色的“粉笔”，在一片惊异的目光中，走向了第一块黑板。
“第一笔账，我们算一算，九边将士的军饷。”
他的粉笔，在黑板上，划出了一道道清晰的、代表着年份和地点的表格。紧接着，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被他用工整的字体，清晰地填写了进去。
“崇祯元年，大同镇，因欠饷三月，兵变，杀总兵……崇祯二年，延绥镇，因粮草不济，逃卒过半，掠民为食……崇... ...”
他没有念下去，只是用粉笔，重重地敲了敲黑板上那一长串密密麻麻的、记录着哗变、逃亡、易子而食的精确数字。每一个数字的后面，都清晰地标注着资料的来源——或是兵部的陈年旧档，或是地方督抚的紧急奏报。
“自天启末年至崇祯十一年，据兵部不完全统计，我大明九边军镇，因军饷不足、粮草不济而导致的士兵哗变，共计一百七十三起！有名有姓，饿死、冻死的士兵，共计一万一千三百余人！因饥饿而被迫卖掉兵器铠甲，沦为流寇者，不计其数！”
整个大讲堂，雅雀无声。那些冰冷的数字，背后仿佛站立着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士兵冤魂，在无声地控诉着。
孙元化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擦掉了黑板上的旧数据，又画出了一个新的表格。
“如今，顾公治下之新军，一个普通士兵，月饷白银三两，顿顿有肉，人人识字，家有余钱，可养活妻儿老小五口之家。敢问在座的黄大人，”他突然转头，目光锐利如刀，直刺黄道周，“是您口中那虚无缥-缈的‘忠义’二字，能让那些在边关挨饿受冻的士兵吃饱穿暖？还是这白花花的、被您斥之为‘利’的银子，能让他们拿起武器，心甘情愿地，为国效死？”
黄道周的脸，“唰”的一下，变得惨白。他嘴唇翕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孙元化没有停顿，他走向了第二块黑板。
“第二笔账，我们来算一算，黄河两岸的水利。”
黑板上，一张简单的河南地图被勾勒了出来。紧接着，一串串同样血淋淋的数字，被标注在了地图之上。
“大明立国二百六十年，黄河在河南境内，大小决口共计三百余次。其中，自万历末年起，因朝廷财政困窘，水利失修，决口愈发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仅河南一省，在过去二十年间，因黄河水患而淹死的百姓，超过三十万人！毁弃的田亩，近千万亩！流离失所，最终沦为流寇者，数以百万计！”
他顿了顿，拿起一块浸湿的布，将那些代表着死亡与毁灭的数字，狠狠擦去。然后，用更加粗大的字体，写下了新的内容。
“去年，河南建设兵团，奉顾公之命，采用新式‘水泥’技术，辅以精密之算学勘探，用时仅仅半年，便修复了长达三百里之黄河大堤，开垦屯田五十万亩，安置流民二十余万！敢问各位大人，”他的声音，在寂静的讲堂中，如同洪钟，“是诸位案头上那些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的圣贤文章，能堵住滔滔的黄河决口？还是这些被你们视作‘奇技淫巧’的水泥与算学，能活人无数，让百万生灵，免于鱼腹之灾？”
这一刻，台下那些国子监的学生们，许多人的脸上，已经露出了羞愧和迷茫的神色。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苦读了十几年的圣贤书，在这些残酷的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的苍... ...无力。
孙元化的脚步，已经移到了第三块，也是最后一块黑板前。
“第三笔账，我们就来算一算，朝廷的国库。”
这一次，黑板上只出现了两组巨大的数字，一组用红色的粉笔书写，一组用白色的粉笔书写，对比鲜明，触目惊心。
“白色这边，是从万历末年到崇祯十一年，朝廷为应对辽东战事和镇压内地流寇，所加派的‘辽饷’、‘剿饷’、‘练饷’，三饷总额，共计白银，一亿三千余万两！而这笔钱，最终给国家带来了什么？是辽东的节节败退，是内地的烽烟四起，是民穷财尽，是国库空虚！”
“而红色这边，”孙元化的粉笔，重重地指向那一串崭新的数字，“是今年，仅仅一年，朝廷通过推行‘一体纳粮’、‘官绅一体当差’，以及通过皇家银行发行战争债券、盘活工商业资本，所获得的新增税收与财政总额！这个数字，是白银，三千二百万两！而这笔钱，又给国家带来了什么？是新军的建立，是天津工业的兴盛，是京津铁路的通车，是河南流民的安置！”
他放下粉笔，转过身来，面对着台下那一张张已经被彻底震撼到麻木的脸庞，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掷地有声的语气，做出了最后的陈词。
“现在，在下也想问一句：何为真正的‘义’？让百姓流离失所，让士兵挨饿送死，让朝廷无钱可用，是为‘义’？还是让百姓安居乐业，让士兵衣食无忧，让国库钱粮满仓，是为‘利’？”
“若此‘利’，能救国！能救民！能让我大明，摆脱内忧外患，重现汉唐盛世！那么，此‘利’，便是这天底下，最大最大的‘义’！”
无言的震撼！
孙元化的三笔账，就如同三记呼啸而至的重锤，狠狠地，砸在了现场每一个人的心上。那些冰冷、精确、却又无可辩驳的数字，比任何华丽的辞藻，比任何高深的哲理，都更具说服力！
它将一层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给无情地撕开，露出了其背后，那个由财政、民生、军事所构成的，冷酷而真实的国家运转逻辑。
高台之上，以钱谦益、黄道周为首的一众大儒，个个脸色惨白如纸。他们发现，自己引以为傲了一辈子的道德文章、义理思辨，在这些残酷的现实数据面前，竟然显得如此的苍白，如此的“无用”。
二楼的包厢里，崇祯皇帝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
他一生之中，从未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如此清晰、如此直观地，看到了自己这个庞大帝国的“病历本”。孙元化的那三块黑板，就如同三面镜子，照出了大明朝那早已腐朽、溃烂的内里。而顾昭所开出的那张“药方”，虽然苦口，虽然离经叛道，却又是如此地，对症下药！
这一刻，“实学”与“理学”的高下，已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