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干私家侦探这行第九年零七个月。
办公室安在老城区那栋爬满爬山虎的“钟表楼”三层。这楼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骨头，墙皮皲裂得像块泡发的霉面包，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渣。
楼道里永远盘踞着一股怪味——铁锈的腥气混着老木头的腐朽，阴雨天时还会添上潮湿的霉味，呛得人嗓子眼发紧。尤其到了梅雨季，墙面上会渗出一道道深色水痕，蜿蜒着爬满半面墙，远远瞅着像极了凝固的血痕。
我的办公桌正对着窗户，窗外是条窄得勉强容两人并排走的巷子。巷尾堆着个半人高的垃圾堆，常年无人清理，烂菜叶、破家具和不知名的黑色塑料袋搅成一团。
晴天还好，一到阴雨天，那堆东西就会蒸腾出一股甜腻的腐臭——有时像烂透了的西瓜瓤，泛着馊味；有时又像泡发的动物内脏，腥气直往天灵盖冲。干我们这行的，对这种味道格外敏感，它总在提醒你：这世上见不得光的事，比垃圾堆里的龌龊多得多。
2024年的秋雨来得格外蛮横，九月中旬就扯开了架势，没日没夜地往地上浇。整座城市被泡得透湿，柏油路泛着油亮的光，连空气都沉甸甸的，捏一把能拧出半盆水。
这天晚上九点四十分，我刚把一份跟踪报告收尾。委托人是个眼角堆着细纹的中年女人，揣着丈夫的工资卡来的，怀疑他跟助理有猫腻。
我蹲了整整三天，在咖啡馆的遮阳伞下晒得褪了层皮，拍回来的照片却寡淡得很——两人碰了三次手，一次是递文件时指尖相触，一次是碰杯时胳膊肘撞到了一起，最“出格”的不过是男人替女人拂掉肩上的梧桐叶，指尖在她肩头悬了半秒就收了回去。
这种活儿没劲，像嚼没味的口香糖，但能换下个月的房租。我把照片塞进牛皮纸袋，指尖刚碰到台灯的黄铜开关，桌上那部老式拨号电话突然响了。
铃声是最原始的“叮铃”声，黄铜撞针敲在金属片上，脆得像寒冬腊月屋檐下冻裂的冰碴子。这电话是前几年从旧货市场淘的宝贝，德国产的“西门子”，黑沉沉的机身带着岁月磨出的包浆，听筒沉甸甸的，握在手里像攥着块老石头。
样子是复古得招人喜欢，信号却比老掉牙的收音机还没准头，平时除了几个认死理的老客户，基本就是个镇桌的摆设。
“喂。”我捏起听筒，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听筒上磨得发亮的纹路。那纹路里藏着经年累月的温度，像是前几任主人的指纹还嵌在里面。
听筒里先是一片死寂。不是信号断了的那种空茫，而是像把耳朵死死摁在密封罐头口的窒息感——连自己的呼吸声都被吞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心脏在胸腔里擂鼓的闷响。
几秒钟后，一阵极轻的“滋滋”声钻了出来，像是老式收音机调频时的杂音，又裹着点别的动静——像是有人在浸了水的泥地上拖粗麻布，纤维蹭着黏糊糊的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带着股说不出的黏稠感，仿佛能透过听筒摸到那湿漉漉的布料。
“哪位？”我皱紧眉头，指尖已经按在了挂断键上。干这行的，警惕性是穿在身上的软甲，深夜的陌生来电多半是裹着糖衣的麻烦，要么是设好的套，要么是烧手的烫山芋。
“……救……”
一个声音突然从杂音里钻了出来，细得像蛛丝，却带着冰碴子似的寒气，顺着听筒爬进耳朵眼。
是个女人的声音，嘶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喉咙，每个字都打着颤，仿佛从牙缝里挤出来要耗尽全身力气，又像是在什么东西里拼命挣扎，每说一个字都要呛一口水。
我瞬间从椅背上弹直了身子，脊椎骨“咔嗒”响了一声。多年的职业病像根绷紧的钢弦，猛地在脑子里拉响警报——这声音里的绝望太真切了，绝不是普通的恶作剧。
“你是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声音不自觉地压低，带着职业性的冷静，手指却已经攥紧了听筒，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听筒上的凉意顺着掌心往上爬，和那女人声音里的寒气缠在了一起。
“……水……”女人的声音像被狂风撕扯的蛛丝，断断续续地飘过来。中间突然卡壳，紧跟着一声浑浊的“咕嘟”——像是有人在深水里呛了口腥气，气泡从喉咙里滚出来又炸开，又像是被粘稠的液体堵了气管，每一丝气流都得拼尽全力才能挤过那道狭窄的缝隙。
“好冷……”这两个字裹着冰碴子砸过来，我甚至能想象出她牙齿打颤的模样，那寒意不是来自秋夜的凉风，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带着股湿漉漉的腥气，顺着听筒钻进我的耳朵。
“具体位置！你在哪？”我猛地抓过桌上的钢笔，笔帽都没来得及拔，笔尖悬在便签本的空白处微微发颤。纸上印着我下午随手画的跟踪路线，此刻那些歪歪扭扭的线条竟像一条条扭曲的水纹。
这声音太真实了，真实得能闻见那股潮湿的霉味，能感觉到冰冷的液体顺着皮肤往下淌，让我的头皮一阵发麻，后颈的汗毛根根倒竖起来。
“……来……找我……”
声音越来越低，像风中残烛般忽明忽灭，几乎要被背景里的“滋滋”声彻底吞没。那杂音变得越来越汹涌，像是暴雨砸在铁皮棚上，又像是无数细沙在摩擦金属，裹挟着女人的声音急速下沉，如同信号正在深海里快速衰减，每一秒都在失去更多的频率。
“……在……”
她想说什么？在哪个路口？在第几层楼？还是在某个淹没一切的角落？这个字卡在喉咙里，只吐出半截气音，像根即将绷断的线，戛然而止。
下一秒，听筒里猛地爆出一阵刺耳的电流声——“吱——！”
那声音尖锐得像是用生锈的铁片在玻璃上狠狠刮过，带着撕裂空气的力道，瞬间灌满我的耳道。耳膜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又猛地撕扯开来，疼得我眼冒金星，下意识地想把听筒扔出去，手指却像被黏住般松不开。
几秒钟后，尖锐的噪音骤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单调而机械的“嘟嘟”声。忙音在寂静的办公室里回荡，敲打着斑驳的墙壁，撞在堆满文件的铁皮柜上，又弹回来钻进我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