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小了些，我们沿着屋檐慢慢走。清禾忽然指着街角的自动门——那是家高级养老院，玻璃擦得能照见人影，穿制服的护工推着轮椅出来，轮椅上的老人裹着羊绒毯，手里捏着银制的茶杯。隔壁巷子口，一个流浪汉正蹲在垃圾桶旁翻找，塑料瓶碰撞的声音，隔着条街都听得见。
“你看这两扇门，”清禾的声音裹着雨气，“都在东京的雨里，却像隔着两个世界。”她顿了顿，“他们的低保标准是每月八万日元，够吃饭，却不够住体面的房子。上次去区役所办事，看见申请低保的人排着队，个个都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孩子。”
我想起去年在新宿见过的露宿者，他们用纸箱搭的棚子，离灯火辉煌的歌舞伎町不过百米。“听说他们的贫困率快到百分之十六了，”我接过话，“可电视里永远在播温泉疗养院的广告，那些穿和服的老人笑得多体面。”
路过一家幼儿园，围栏里的孩子穿着统一的黄色雨衣，正在老师的口令下排队。清禾忽然停下：“你知道吗？公立幼儿园的伙食费每月三千，私立的要三万。就像这条街，往南走三个路口，房价能差十倍。”她指着对面的公寓楼，“那栋楼的业主会，每年要交五十万管理费，门口的保安认识每个住户的宠物，却不认识隔壁送报纸的大叔。”
雨又大了，我们躲进地铁口的屋檐下。几个穿西装的上班族跑过，皮鞋踩过水洼，溅起的泥点落在流浪汉的裤脚，他却像没看见似的，继续数着手里的硬币。
“他们的遗产税最高能到五十 percent，”清禾望着雨帘，“可富人总有办法避税，信托、海外账户……就像银座的那些画廊，一幅画能抵普通人数十年的工资，却挂在那里，连灰尘都有人专门擦。”她忽然笑了笑，“你注意过超市的临期食品吗？打折的货架永远在最角落，体面人是不会去碰的。”
我想起前阵子看的新闻，说日本的基尼系数是0.32，比很多发达国家低，可实际的阶层固化却像冻住的湖。“他们的再分配靠税收和社保，”我摸出烟，又塞了回去，“可工资差距能到几十倍。就像那些大企业的社长，退休金是普通员工的一百倍，却在电视上说‘我们都是工薪族’。”
雨里走来个穿校服的女孩，背着沉重的书包，鞋跟却磨得快要平了。清禾看着她的背影：“你知道‘格差社会’这个词吗？他们自己发明的。就像这雨，落在樱花树上是诗意，落在漏雨的屋檐下，就是麻烦了。”她忽然指着路边的自动售货机，“最便宜的矿泉水一百日元，便利店卖八十，可流浪汉连十日元的硬币都要数着花。”
地铁口的电子屏正在播首相讲话，说要“消除贫困代际传递”。屏幕反光里，能看见那个流浪汉正把空瓶塞进背包，动作熟练得让人心酸。
“他们的等级藏在细节里，”清禾的声音轻了些，“你看鞠躬的角度，递东西的手势，连说话的敬语程度，都在悄悄划着圈子。就像公司里的前辈，哪怕业绩不如后辈，也能在酒会上颐指气使，这不是规矩，是刻在骨子里的墙。”
我想起上次去参加的交流会，社长的座位永远在最里面，连茶杯的摆放都有讲究。“他们的分配靠年功序列，”我说，“你在一家公司待得越久，工资越高，可年轻人想跳槽，就像从水里往油里跳，难。”
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露出来。流浪汉收起纸箱，往公园的方向走，他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和写字楼玻璃幕墙上反射的云影，刚好重叠又错开。
清禾忽然挽住我的胳膊：“你发现没？他们的福利像给这堵墙上贴了层壁纸，看起来平整，可敲一敲，全是空的。”她抬头时，阳光刚好落在眼里，“就像刚才那对老夫妻，能领到养老金，却没力气互相牵个手——有些东西，不是政策能分配的。”
街角的樱花树下，穿和服的姑娘还在拍照，这次换了个姿势，裙摆扫过流浪汉留下的空瓶，动作轻得像没看见。远处的救护车响起来，笛声尖锐，却穿不透这城市层层叠叠的墙。
雨后的空气带着潮湿的凉意，清禾攥着我的手拐过街角，樱花花瓣粘在她发梢，像沾了层薄雪。“前阵子在区立图书馆查资料，认识个叫松本的教授，”她忽然开口，语速比平时快些，“教东洋史的，说自己组了个‘边境谈话会’，可不是什么激进团体。”
我踢开脚边的水洼，看涟漪里的云影碎成小块。“什么样的团体？”
“学生、上班族、退休的老人都有，”她从帆布包里掏出张折叠的便签，纸角被雨水浸得发皱，“松本说，就是找个地方聊聊‘国家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上次听他讲起日俄战争时的民间舆论，客观得不像教科书里写的。”她忽然笑了，眼里的光比刚才亮些，“他们今晚在新大久保的一间居酒屋聚会，主题是‘日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去吗？”
暮色漫过电车轨道时，我们坐在中华街的面馆里。清禾把卤蛋剥得完整，蛋白上沾着细碎的葱花。“等会儿进去别说中文，”她用筷子尖戳了戳蛋黄，橙黄的流心慢慢晕开，“松本说他们不排斥外国人，可我们先当回听众。”
居酒屋的暖帘上印着褪色的“藏”字，掀开时混着烧酌和烤秋刀鱼的香气扑面而来。松本坐在吧台最里侧，看见我们便抬手招呼，他的西装袖口沾着墨迹，像刚从书堆里钻出来。“这是我的学生，吉冈；那位是在三菱上班的内海；穿和服的是佐伯奶奶，以前在NhK做过记者。”他的日语带着关西腔的柔和，“这位是清禾，那位是……”
“叫我曹就好。”我微微欠身，眼角的余光瞥见墙上的挂历，红笔圈着明治维新的日期。
角落里的暖炉烧得正旺，烤网上海苔的焦香漫过来时，吉冈先站了起来。他的学生证别在帆布包上，早稻田大学的字样在暖光里发着浅白的光。“说到战争，我爷爷总说‘那是场被野心家绑架的劫难’，”他指尖在吧台上划出一道线，“他1943年被征召到马尼拉，负责看管仓库里的橡胶和锡矿。他说每次清点那些印着‘南洋拓殖会社’的箱子，都能闻到橡胶里混着的血味——当地人反抗时被打死在橡胶园里，血渗进泥土，跟着胶乳一起被收割。”吉冈忽然攥紧拳头，指节泛白，“可去年家族聚会上，叔公却说‘要不是那些资源，战后哪能重建得那么快’，这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内海把玻璃杯底的冰块磕得脆响，他的领带松垮地挂在颈间，领带夹上的三菱标志闪着冷光。“我父亲在神户港当装卸工，80年代常跟我讲起那些从中国运回的‘战利品’，”他往杯子里倒烧酌，酒液撞出细密的泡沫，“不是金银珠宝，是机床和图纸。他说1946年美军清查仓库时，发现三井物产从沈阳搬走的纺织机械，足够装备十个工厂。那些东西后来成了丰田纺织的基础，我母亲年轻时就在那里做工，拿工资给我买过美军罐头。”内海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去年公司组织去靖国神社，社长说‘要感谢那些为国家牺牲的人’，可我站在那里，总想起父亲说的——那些机器上的铁锈，说不定是中国人的血凝成的。”
佐伯奶奶用小茶壶给自己续了茶，她的和服纹样是江户时期的浮世绘，袖口磨得发亮。“昭和二十年夏天，我在广岛的亲戚寄来封信，”她的声音像浸过温水的棉线，柔软却有韧性，“信里说‘皇军在南京的战绩，让我们在防空洞里都觉得光荣’。可三个月后，原子弹落在广岛，她的儿子——我的表兄，那个在步兵联队当文书的年轻人，连骨灰都没剩下。”老人摘下眼镜，用和服袖口擦了擦镜片，“现在去靖国神社的，大多是像我这样的老人。不是崇拜战犯，是想在那里找到表兄的名字——哪怕知道他的‘功绩’，是别人的苦难换来的。这种心情，就像捧着淬了毒的糖，明知有毒，却舍不得扔。”
松本往暖炉里添了块木炭，火星噼啪地跳起来。“我研究过1938年的《国家总动员法》，”他从公文包里掏出本泛黄的旧报纸，头版印着“产业报国”四个黑体字，“当时的工厂主把女儿送到‘挺身队’，说是‘为了国家获取资源’，其实是为了拿到军部的订单。那些从中国掠夺的煤炭，在九州的钢铁厂炼成军舰，又开到太平洋去打仗。现在的教科书说‘那是场错误的战争’，可当年的普通人，不少是既得利益者——我祖父的酱油厂，就是用从朝鲜半岛运来的廉价大豆，才在战时扩大了三倍。”
居酒屋的钟敲了九下，暖炉里的木炭渐渐红透。我看着清禾，她正往小碟里挤芥末，绿色的膏体在酱油里慢慢化开，像片晕开的青苔。没人注意我们两个沉默的听众，吉冈在争论“为什么学校不教南京事件的细节”，内海在抱怨“公司年会还在唱战时军歌”，佐伯奶奶用茶筅搅着抹茶，绿色的泡沫浮在碗沿，像层凝固的春溪。
雨又开始下了，清禾把传单折成小方块塞进兜里。“听见没？”她的声音混着雨声，“他们没回避那些肮脏的细节，却也没单纯地骂谁是魔鬼。就像佐伯奶奶说的，那代人心里，光荣和罪恶缠成了死结。”
我望着窗外的霓虹灯，那些光在雨里晕成彩色的雾。车厢里的上班族在看手机，屏幕上是日元汇率的涨跌，有人对着新闻叹气，有人对着漫画笑，没人知道刚才那间居酒屋里，几个日本人正把自己国家的战争记忆，像解剖标本似的，一点点剖开，露出里面纠缠的血管——有荣耀，有羞耻，有得利者的沉默，也有受害者的哀嚎。
居酒屋暖炉里的木炭爆出一串火星时，穿藏青色制服的远山推门进来。他的肩章还没摘下，明显是刚从自卫队驻地赶来，军靴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松本老师，听说你们在聊‘国家的路’？”他把军帽往吧台上一放，帽檐的阴影刚好遮住半张脸，“刚才在营区听见几个新兵说‘战争是错误’，简直是笑话——没有甲午战争的赔款，哪来的八幡制铁所？没有满洲的资源，昭和初年的电气化怎么推进？”
吉冈猛地站起来，帆布包上的校徽晃得人眼晕：“远山先生，您难道忘了南京……”
“南京？”远山冷笑一声，伸手扯开制服领口，露出里面印着“武运长久”的贴身t恤，“那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祖父在第六师团当辎重兵，他说每次攻占一座城，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战胜者有权获得所有战利品！”他抓起桌上的清酒一饮而尽，酒液顺着下巴淌进领口，“现在的年轻人被和平教傻了，靖国神社里供奉的英灵，哪一个不是为了日本的未来战死的？他们带回的资源，让你们这些大学生能安稳坐在教室里，倒反过来骂起他们了？”
角落里突然传来木屐敲击地面的声响，七十多岁的河合拄着拐杖站起来，他的和服下摆沾着泥点，像是刚从乡下赶来。“远山说得对！”老人的声音抖得厉害，手里的拐杖在地上戳出一个个小坑，“我父亲1942年死在缅甸，抚恤金买了半亩地，让我们全家没在战后饿死。那些说‘侵略’的，都是没吃过苦的！”他忽然指向墙上的日历，“看看现在的Gdp，能稳居世界第三，靠的是什么？是前辈们在战场上拼来的根基！”
“根基？”清禾的声音突然响起，我转头时，看见她捏着筷子的手在微微发抖，指尖泛白。还没等我拉住她，穿格子衬衫的小林已经跳了出来，他胸前挂着“靖国神社崇敬会”的徽章，说话时唾沫星子溅在烤秋刀鱼上：“我每年都去参拜，那些甲级战犯都是民族英雄！东条首相推动的‘战时统制经济’，让日本在五年内建成了完整的军工体系——现在的丰田、三菱，哪个不是那时打下的底子？”他忽然凑近我们，鼻息里带着劣质烧酒的味，“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被《朝日新闻》洗脑了，忘了‘强者生存’的道理！”
“强者生存？”我终于忍不住开口，日语的语调因为愤怒有些发飘，“那南京城里三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算什么？被731部队当成实验品的中国人，算什么？”
整个居酒屋突然静下来，连暖炉的噼啪声都变得刺耳。远山猛地转头，军靴在地上碾出半圈泥痕：“你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