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我不知道我们在这座废弃的宅院里躲了多久。
三天？还是五天？
时间失去了意义。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
徐知微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的时候，她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只是用那双依旧明亮的眼睛看着我，眼神复杂。昏迷的时候，她依旧会呓语，叫着我的名字，说着“对不起”。
我们带来的那点食物和清水很快耗尽了。
我必须出去寻找吃的和水。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我一个瘫痪的人，在街上爬行，无异于自寻死路。但我没有选择。
在一个天色灰蒙蒙的清晨，我安顿好依旧昏睡的徐知微，将一把之前找到的，生锈的剪刀紧紧攥在手里，然后用双臂支撑着身体，艰难地爬出了这座院子。
街道上空无一人，到处都是断壁残垣，烧焦的木头，散落的杂物，还有……随处可见的，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尸臭味，令人作呕。
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小心翼翼地沿着墙根爬行，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我不敢走远，只在附近的几处看起来被洗劫一空的民居里搜寻。
幸运的是，我在一处坍塌了半边的厨房角落里，找到了一小袋没有被完全烧毁的米，还有半缸浑浊的，带着泥沙的积水。
我如获至宝，将米袋死死抱在怀里，又用自己的外套浸透了水，然后艰难地往回爬。
回去的路上，我听到不远处传来日本兵的嬉笑声和女人的哭喊声。我吓得魂飞魄散，死死地贴在墙角的阴影里，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
直到那些声音远去，我才敢继续移动。
短短几百米的路程，我爬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我终于回到我们藏身的那间厢房，看到徐知微还安然地躺在那里时，我几乎要虚脱过去。
我把找到的米用水泡软，一点点喂给清醒过来的徐知微。她吃得很艰难，但最终还是吃下去了一些。
我们靠着这点微不足道的食物和浑浊的积水，艰难地维系着生命。
在照顾徐知微的过程中，我那颗被仇恨填满的心，似乎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
我看着她虚弱地靠在我怀里，像一只寻求庇护的幼兽；我听着她在睡梦中无意识地抓着我的衣角；我感受着她生命的脆弱和顽强……
恨，依旧存在。但它不再是我生命的全部。
它混合了太多其他的东西：依赖、怜悯、责任，还有那种在生死边缘被无限放大的，扭曲却无比真实的……爱。
我们像两只互相撕咬得遍体鳞伤的野兽，在寒冬来临之时，不得不依偎在一起，靠彼此的体温取暖。
她说得对。
我们非倾城不能恋。
我们的恨，只有在国仇家恨这根最尖锐的刺上，才能发出最凄厉，也最动听的歌唱。
（十二）
徐知微的伤口在缺乏有效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愈合得很慢，并且开始发炎化脓。她的高烧反反复复。
我知道，再这样下去，她撑不了多久。
我们必须冒险离开南京。
这个决定无比艰难。离开相对熟悉的藏身之所，进入更加不可控的外界，风险极大。但留下，同样是等死。
我开始利用出去寻找食物和水的机会，更加留意外面的情况，试图找到一条可能的生路。
我从一些同样躲在废墟里的，惊魂未定的市民只言片语的交谈中得知，下关码头那边，似乎偶尔有外国人的船只或者红十字会的救援船在设法撤离难民，但防守极其严密，很难靠近。
这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回去和稍微清醒一些的徐知微商量。
她虚弱地靠在墙上，听完我的想法，沉默了许久，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听你的。”她说，声音微弱，却带着全然的信任。
这个认知，让我的心微微一动。
我们开始做准备。其实也没什么可准备的。我把找到的所有能吃的——一小把米，几块干硬的，不知从哪里找到的饼饵——都包起来。用找到的一个破瓦罐装满了水。
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移动徐知微。
我瘫痪，她重伤，我们都无法行走。
最终，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在院子里找到了一块破旧的门板，又找到了一些还算结实的绳子。我让徐知微躺在门板上，然后用绳子将门板的一端绑在我的腰上。
我将用我的双手，拖着这块门板，拖着她，一起离开这座死亡之城。
这是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但我别无选择。
在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我们出发了。
我双手撑着地，用尽全身的力气，拖动着我毫无知觉的下半身，以及身后那块承载着徐知微生命的门板。
门板在满是瓦砾和尸体的街道上摩擦，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在这死寂的清晨，显得格外刺耳。
我拼命地爬着，不敢停歇。手掌早已被粗糙的地面磨破，鲜血淋漓。手臂酸痛得仿佛不属于自己。汗水混合着灰尘，流进眼睛，又涩又痛。
徐知微躺在门板上，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的时候，她会用那双盈满水光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我爬行的背影，一言不发。
我们穿过废墟，绕过燃烧的房屋，躲避着偶尔出现的日本巡逻队。
南京城，这座六朝古都，如今已成人间炼狱。随处可见惨绝人寰的景象，冲击着我们的神经。我们麻木地爬行着，求生本能是支撑我们前进的唯一动力。
我不知道爬了多久，也不知道方向对不对。我的意识开始模糊，全凭着一股意志在支撑。
我不能停下。停下，就是死。
为了我，也为了她。
我们之间的恨与爱，在这漫长的，通往未知希望的爬行中，彻底地交织在一起，再也分不清彼此。
（十三）
当我们终于远远看到长江，看到下关码头那片混乱的景象时，我已经几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码头上人山人海，哭喊声、叫骂声、汽笛声混作一团。人们像疯了一样涌向停靠在江边的几艘悬挂着外国国旗的船只。日本兵在周围设立了警戒线，虎视眈眈，时不时对试图强行冲卡的人开枪。
希望近在咫尺，却又仿佛远在天涯。
我拖着徐知微，躲在离码头还有一段距离的一处残破的建筑物后面，绝望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我们怎么过去？就算过去了，又怎么能挤上船？
“未未……”徐知微不知何时醒了过来，她看着码头的景象，眼中也闪过一丝绝望，她挣扎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放下我……你自己……想办法……”
“闭嘴！”我厉声打断她，声音因为脱力和激动而颤抖，“我说过，你欠我的，没还清之前，不准死！也不准让我丢下你！”
她看着我，眼圈红了，最终，闭上了嘴，也闭上了眼睛，两行清泪从眼角滑落。
我观察着码头的情况，发现有一处地方，防守似乎相对薄弱一些，是一些外国记者和红十字会人员聚集的地方，日本兵的态度没有那么粗暴。
也许，那里有一线生机。
我深吸一口气，积攒着最后的力量。
“抓紧了。”我对徐知微说，然后，拖着门板，朝着那个方向，开始了最后的冲刺——如果我这蜗牛般的爬行也能被称为冲刺的话。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拼命地爬着，无视了手掌传来的剧痛，无视了几乎要断裂的手臂，无视了周围的一切。
有日本兵注意到了我们，举起了枪，嘴里叽里呱啦地吼叫着。
我没有停下。
有难民看到我们这奇怪的组合，投来或同情或麻木的目光。
我没有停下。
我的眼里，只有那个可能带来生机的方向。
就在我快要接近那片区域时，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拦在了我的面前，脸上带着狰狞和不耐烦的表情，刺刀闪着寒光，直指我的面门。
我停了下来，抬起头，看着那近在咫尺的刺刀尖，看着日本兵那张充满戾气的脸。
身后，是徐知微微弱而急促的呼吸声。
完了吗？
我们最终还是逃不出这里吗？
不！
我不知从哪里涌起一股勇气，猛地抬起头，用尽全身的力气，对着那个日本兵，对着这片灰暗的天空，发出了一声嘶哑的，不成调的，却用尽了全部生命力的呐喊：
“help! please!”
这一声，抽干了我所有的力气。我瘫软在地，再也动弹不得。
也许是我的喊声起了作用，也许是我们这悲惨的状况引起了注意。一个戴着红十字袖标的外国女人和一个拿着相机的西方记者朝我们跑了过来。
他们拦住了那个日本兵，用英语快速地交涉着。
我趴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视线开始模糊。
我感觉到有人将徐知微从门板上抬了起来，有人过来搀扶我。
我最后看了一眼徐知微，她似乎也正看着我，嘴角，好像微微勾起了一抹极淡极淡的，如同雨后初霁般的笑容。
然后，我便彻底失去了意识。
……
（十四）
再次恢复意识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条摇晃的船舱里。
身下是干燥的毯子，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小便混合的气味，但不再是那种令人作呕的血腥和尸臭。
我还活着。
我们……得救了吗？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却牵动了身上的伤口，痛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别动。”一个温和的女声用生硬的中文说道。是那个戴着红十字袖标的外国女人。
“她……和我一起的那个女人呢？”我急切地问，声音沙哑。
外国女人指了指我旁边的一个位置。
我艰难地转过头，看到徐知微就躺在我旁边的担架上。她依旧昏迷着，但脸色似乎好了一些，肩胛处的伤口被重新包扎过，看起来很专业。
她还活着。
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下来，巨大的疲惫和安全感袭来，我再次昏睡过去。
船只在长江上航行，将那座人间地狱般的南京城远远抛在身后。
（十四）
再次恢复意识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条摇晃的船舱里。
身下是干燥的毯子，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汗水和江水潮湿的气息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虽然不算好闻，但不再是南京城里那种令人作呕的血腥和尸臭。
我还活着。
我们……得救了吗？
这个认知像一道微弱的暖流，注入我几乎冻僵的心脏。我挣扎着想坐起来，想确认身边那个人的存在，却牵动了全身大大小小的伤口和过度使用的肌肉，痛得我倒吸一口凉气，眼前一阵发黑。
“别动。”一个温和但带着异国口音的女声用生硬的中文说道。我费力地抬眼，看到一张陌生的、带着关切神色的西方女性的脸，她年纪不大，棕色的头发有些凌乱，眼睛下方有着浓重的阴影，但眼神很坚定。她的手臂上戴着醒目的红十字袖标。
是救我们的人。
“她……和我一起的那个女人呢？”我顾不上疼痛，急切地问，声音干涩沙哑得如同破旧的风箱。
外国女人指了指我旁边不远处的一个位置。
我艰难地转过头，脖颈因为长时间的固定姿势而僵硬酸痛。透过昏暗的光线和攒动的人影，我看到徐知微就躺在我旁边的担架上。她依旧昏迷着，脸色苍白得像一张被揉皱的纸，但似乎不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灰败。她肩胛处的伤口被白色的绷带整齐地包扎着，看起来专业了许多。
她还活着。
这个事实像一块巨大的磐石落地，紧绷了不知多久的神经骤然松弛，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的疲惫和一种近乎虚脱的安全感。我甚至来不及再多看她一眼，便眼前一黑，再次沉入了无边的黑暗。
（十五）
船只在浑浊的长江上逆流而行，将那座浸泡在血与火中的六朝古都，连同里面无尽的苦难和哀嚎，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我时睡时醒，意识在模糊与清醒间徘徊。每次短暂醒来，我都能感觉到船只的摇晃，听到周围难民压抑的哭泣、痛苦的呻吟，还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轻柔的安抚声和脚步声。
偶尔，我会强撑着看向旁边的徐知微。她大多数时间都在昏睡，但呼吸似乎越来越平稳。有医护人员会定时来检查她的伤口，更换绷带，给她喂一些流质的食物和药物。
我们真的逃出来了。
这个认知，在一次比一次更清晰的清醒中，逐渐变得真实。
几天后，船只在一个临时码头靠岸。我们被转移到了后方的一所教会医院。这里同样拥挤不堪，充满了伤兵和难民，但至少有了相对稳定的治疗环境和食物保障。
我的身体主要是过度劳累、营养不良以及一些皮外伤，在得到休息和基本的营养补充后，恢复得很快。但双腿，依旧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奇迹发生。
徐知微的枪伤比较严重，加上之前的感染和延误治疗，她需要接受清创手术，并且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恢复期。
我们被安排在同一个拥挤的大病房里，两张病床挨着。
当徐知微终于彻底清醒过来，能够清晰地辨认出我，并用微弱的声音叫出我的名字时，我们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静静地对视了良久。
没有激动人心的拥抱，没有痛哭流涕的忏悔，甚至没有一句像样的问候。
经历了那样极致的生死与共，撕扯与纠缠，语言似乎变得苍白而多余。
她的眼神很复杂，有劫后余生的恍惚，有深可见骨的疲惫，有对我伤势的担忧，还有一种……我无法准确形容的东西，像是沉淀了所有激烈情绪后的平静，又像是某种更加沉重的东西在悄然滋生。
而我看着她，心中的感受同样五味杂陈。恨意并未消失，它像一块沉在心底的顽石，依旧存在着。但包裹着这块顽石的，不再是炽烈的火焰，而是一种更为厚重、更为复杂的情绪。有怜悯，有责任，有一种在废墟和鲜血中确认过的，扭曲而坚韧的共生关系。
“我们还活着。”最终，是她先开了口，声音微弱，却异常清晰。
“嗯。”我应了一声，目光落在她肩膀上厚厚的绷带上，“暂时死不了。”
对话干巴巴的，甚至带着点惯常的刺。但我们彼此都明白，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十六）
在教会医院的日子，缓慢而平静，像一潭被战争惊扰，却又勉强恢复了表面的死水。
徐知微的伤势在慢慢好转，虽然过程很痛苦，时常因为换药而疼得冷汗直流，但她从未吭过一声，只是死死咬着嘴唇，或者抓住床单，指节泛白。
我开始尝试适应这没有她在身边事事操持的生活。虽然医院有护工，但很多事情，我需要自己学着用双手去完成。移动身体，打理个人卫生，甚至想办法弄来一个旧轮椅，学习如何自己上下床，如何摇动轮椅在拥挤的医院里活动。
每一次尝试都伴随着挫败感和身体上的不适，但我咬着牙坚持。南京的经历像一场淬炼，烧掉了我身上一部分属于旧日林未的骄矜和脆弱。活着，本身就成了一种需要拼尽全力的任务。
徐知微常常靠在床头，默默地看着我笨拙地与轮椅搏斗，看着我用并不灵便的双手费力地做着一些简单的事情。她的目光不再带有从前那种仿佛能看透一切的掌控感，也没有了刻意表现出来的愧疚和怜悯，而是一种……近乎平等的注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赏和担忧。
有时，我会摇着轮椅到她的床边，两人就着昏暗的灯光，分食医院提供的寡淡的饭菜，或者分享一个好不容易得来的水果。
话依然不多。
她会简单地说一下医生对她伤情的判断，我会抱怨一下轮椅的不听使唤，或者某个护工的粗手粗脚。
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所有关于过去的话题。上海那栋华丽的洋楼，那场改变一切的“意外”，那些充斥着恨意和折磨的日日夜夜，以及南京那个血腥的吻和废墟中的爬行……都像被刻意封存的火山，暂时沉寂着，但我们都心知肚明，那滚烫的岩浆仍在底下奔流。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有一天，我看着她拆掉绷带后，肩膀上那个依旧狰狞的伤疤，问道。
徐知微沉默了片刻，目光投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去重庆吧。那里现在是陪都，相对安全一些。我……还有一些关系在那里，或许能找个安身之处。”
重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字。
我点了点头，没有异议。在这个烽火连天的时代，我们像两片浮萍，能有一个暂时的落脚点，已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