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东的政局，陷入了某种奇特的僵持。沙瑞金与李为民之间的公开冲突似乎暂时平息，但空气中弥漫的张力并未消散，反而转化为一种更隐蔽、更考验耐心的缠斗。
沙瑞金采纳了岳父蔡东兴的建议，不再进行正面强攻，而是转为利用省委书记的职权进行“程序性”防御和拖延。他牢牢把持着人事任免的最终建议权和重大项目的上会审批权，对李为民方面提交的关于“区域协同创新与发展试验区”的具体实施方案和关键岗位人选，采取“冷处理”态度。常委会的召开频率明显降低，即使召开，也尽量避开敏感议题。他试图通过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延缓李为民的推进速度，为自己争取时间和空间。
同时，他更加注重在意识形态和舆论领域巩固自己的阵地。他多次在内部会议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维护中央权威”，话语中隐隐将李为民描绘成某种“地方势力”的代表。宣传系统在他的授意下，加强了对党风廉政建设、组织纪律的常规宣传，试图在道义上继续保持某种压力。
然而，李为民的应对策略更为灵活和高效。他深知“发展是硬道理”，也明白在现行体制下，做出无可争议的政绩是最有力的武器。他不再过分依赖省委的决议和沙瑞金的配合，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省政府能够自主推动的领域。
在他的指挥下，省政府系统高速运转起来。省发改委、交通厅、商务厅等部门，在李为民旧部的强力驱动下，绕过需要省委层面协调的环节，全力推进“试验区”的前期工作。他们加强与江东、江南、边西三省的横向联系，频繁举行工作层面的协调会；他们积极跑部委，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利用李振邦、王建军等人在京城的关系网络，打通关键环节。
很快，“汉东省区域协同创新与发展试验区”虽然尚未得到省委的全面背书，但其前期规划和跨省协调工作取得了显着进展的消息，便开始在省内乃至更高层面流传。四省联合工作专班悄然成立，首批合作项目清单初步拟定，甚至有风声传出，国家发改委的引导资金有望在近期首批拨付。
这些实实在在的进展，与沙瑞金在省委层面的“按兵不动”形成了鲜明对比，让许多观望的干部和利益相关方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大势所趋。人心，进一步向李为民倾斜。
沙瑞金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他意识到，仅仅依靠拖延战术，恐怕难以阻挡李为民借助“发展”大势形成的洪流。他必须找到新的、更有力的反击手段。
他把目光再次投向了田国富。虽然张克俭案不能再扩大化，但他不相信李为民的整个“林城系”都如铁板一块。
“国富同志，”沙瑞金再次召见田国富，语气低沉，“张克俭的案子，要依法依规办好。但我们的反腐工作不能停。对于其他可能存在问题的干部，尤其是那些在关键岗位上，与某些商业活动联系密切的干部，也要保持必要的关注。工作要更细致，更深入。”
田国富心中叫苦不迭，他知道沙瑞金这是要他继续在李为民的阵营里“找茬”，但又不能像之前那样明目张胆。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指示手下人更加隐秘地对李为民其他几位核心旧部进行外围摸排，试图找到新的突破口。然而，经历了张克俭事件和李家警告后，纪委内部对此类“定向调查”也产生了抵触情绪，进展缓慢且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沙瑞金也开始动用自己的一些私人关系，试图从经济层面给李为民制造麻烦。他暗示个别与他和蔡家关系密切、且在汉东有投资的企业，可以对李为民主导的“试验区”项目采取不合作或消极态度，甚至在融资、供应链等方面设置一些障碍。然而，李为民早已预料到这一点，他通过刘伟、孙海等发小的商业网络，提前布局，引入了更多元化的资本和合作伙伴，有效地对冲了这种风险。
就在沙瑞金苦于找不到有效反击手段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似乎出现了。一直在暗中关注吕州、试图寻找祁同伟把柄的个别人，传回了一条模糊的信息：祁同伟在吕州新城建设初期，似乎与一家名为“宏远建设”的公司过往甚密，而这家公司的老板，据传与邻省某个颇有背景的商人关系匪浅，其中可能涉及一些不规范的操作。
这条信息非常模糊，缺乏细节和实证，更像是一种捕风捉影的猜测。但在此刻焦头烂额的沙瑞金看来，却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祁同伟是李为民最得力的臂膀之一，如果能在祁同伟身上打开缺口，无疑能沉重打击李为民的阵营。
他立刻将这条信息转给了田国富，要求他“务必谨慎核实”。
“记住，一定要合法合规，拿到确凿证据！”沙瑞金叮嘱道，但眼中闪烁的光芒暴露了他内心的急切。
田国富看着这条语焉不详的线索，心中充满了疑虑和不安。他感觉沙瑞金已经有些失去冷静，开始病急乱投医了。但在沙瑞金的压力下，他只能再次部署人手，对这条关于祁同伟和“宏远建设”的模糊线索进行极其谨慎的初步了解。
汉东的僵局，因为这条突如其来的模糊线索，似乎又泛起了一丝微澜。沙瑞金如同一个陷入困境的赌徒，将希望寄托在了这不确定的牌上。而李为民，则依旧稳坐钓鱼台，一边继续强势推进“试验区”的各项工作，一边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关注着沙瑞金和田国富的一切动向。他深知，沙瑞金绝不会甘心失败，下一轮的较量，或许就隐藏在这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