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使递交的国书措辞强硬，声称有“确凿证据”显示叛军得到了来自渊国的支持，要求渊国立刻停止这种行为，并赔偿西鹰损失，否则将视为对西鹰的挑衅。同时，国书中也“提醒”晟国，叛军活动严重影响了西域商路，关乎三国共同利益，暗示晟国应“明辨是非”，对渊国施加压力。
西鹰的通牒，将难题抛给了李余然。若站在西鹰一边向渊国施压，等于彻底撕破与渊国的联盟，“共管区”将名存实亡，且可能引发与渊国的直接冲突；若维护渊国，则开罪西鹰，西域商路可能彻底断绝，且背负“纵容包庇”之名。
朝堂之上，争论不休。主战、主和、中立者各执一词。李余然目光扫过沉默不语的陆其琛，心中复杂。此刻，他前所未有地需要这位太尉的军事判断，却又忌惮其影响力借此机会膨胀。
陆其琛在朝会上始终一言不发。直到李余然点名询问：“对此事有何高见？”
陆其琛出列，声音沉稳：“陛下，西鹰之言，不可尽信，亦不可不信。然边境流寇未清，乃眼前之患。臣以为，当务之急，是晟、渊两国携手，尽快剿灭境内流寇，恢复边境安宁。届时，西鹰无隙可乘，渊国亦可自证清白。至于其他，可容后缓议。”
他只谈军事，不谈政治，将问题的核心拉回到剿匪本身，并提出了“晟渊携手”的务实建议。这既符合晟国利益，也未彻底得罪任何一方，给了李余然一个缓冲的空间。
安湄则在后方，通过秘密渠道，将晟国朝堂的争论和陆其琛的态度，传递给渊国方面，尤其是传递给那些不希望与晟国彻底决裂的渊国大臣，试图影响萧景宏的决策。
在内外压力下，萧景宏最终选择了退让。他下旨矢口否认支持叛军，称此为西鹰“污蔑”，但同时也下令，单方面暂停了对西域叛军的任何潜在支持，并约束边境军队，避免与西鹰发生摩擦。他意识到，玩火已然失控，必须及时止损。
由于西鹰的通牒和叛军的共同威胁，晟、渊两国暂时搁置了在“共管区”的争端。在李余然的默许和萧景宏的配合下，两国边境军队开始了有限的协同行动，共享情报，划分清剿区域。陆其琛的剿匪策略被更有效地执行，流寇的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
北境小院，安若欢得知两国暂时联手，微微颔首。
“危局之下，方知唇齿相依。”他对白芷道，“只是这联盟……能维持多久？”
陆其琛在太尉府的日子，表面平静，内里却暗流汹涌。他不再穿着铠甲，换上了锦袍，每日里不是翻阅兵书，便是与几位同样闲居京城的老将品茗手谈，仿佛真成了富贵闲人。然而，送往北境的剿匪方略，依旧每隔三五日便由可靠亲随送出，条陈清晰，切中要害。他虽不在其位，北境军务却仿佛仍在他的掌控之中，只是换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
李余然对此心知肚明，却暂时无法发作。北境流寇未靖，仍需倚仗陆其琛的军事才能。他只能加派更多眼线，将太尉府盯得更紧，连每日采买了哪些菜蔬，陆其琛与哪位老将多下了几盘棋，都记录在案。这种无形的监视，如同蛛网，缠绕着府邸的每一个角落。
安湄身处王府，却是京城消息最灵通的人之一。她经营多年的关系网此刻发挥了作用。通过交好的命妇、宫中得力的内侍、乃至某些看似不起眼的中低层官吏，她不仅能及时获知朝堂动向，甚至能隐约感知到皇帝情绪的微妙变化。她知道李余然对王爷的忌惮与依赖并存，也清楚朝中哪些人是真心为国，哪些人只是跟风摇摆。
她将这些信息筛选、提炼，通过极其隐秘的渠道，或直接告知陆其琛，或融入日常闲谈， 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的决策和应对。她不再直接献策，而是提供情报，让陆其琛自行判断。同时，她也开始有意识地接触一些年轻的、尚未完全卷入派系之争的官员子弟，或施以小恩，或展露王妃的亲和，为未来更长远的关系铺路。
“共管区”内，两国官员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止。晟国新任的几位官员试图推行一些有利于晟国商贾的政策，却遭到渊国官员的集体抵制，理由是“违背共管章程”。双方在议事厅里唇枪舌剑，公文往来堆积如山，许多日常事务陷入停滞。商贸受到影响，物价时有波动，民间怨声渐起。
沈墨虽已调离，但其留下的几位得力下属，依旧秉承其“依法依规、维持平衡”的作风，在双方之间艰难斡旋，竭力不让局面彻底失控。他们偶尔会收到来自京城“老上司”沈墨的只言片语，无关具体政务，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与默契。
渊国，萧景宏对“共管区”的僵局似乎并不着急。他相信时间站在自己这边。李余然对陆其琛的猜忌，以及北境尚未完全平息的匪患，都牵制着晟国的精力。他不再大张旗鼓地增兵，转而进行更隐蔽的渗透。一些背景干净、能力出众的渊国商人，在官府的暗中支持下，开始更积极地收购“共管区”内关键位置的店铺、仓库，甚至尝试入股一些晟国背景的商行。这是一种经济上的蚕食，缓慢却持久。
同时，他并未完全放弃西域。只是手段更加隐蔽，不再提供武器，而是通过第三方渠道，向那些叛乱城邦输出一些布匹、药材等民用物资，维持着微弱的联系，静待局势变化。
山谷中的生活，依旧遵循着缓慢的节奏。安若欢的身体维持着那种脆弱的平衡，每日作息规律。他读的书愈发庞杂，经史子集，农工杂术，甚至一些西域传来的星象图谱，皆有涉猎。白芷则精心打理着药圃，研究新的食疗方子，将小院内外管理得井井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