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几位联名上书的勋贵同僚接连“意外”身亡的消息，如同冬日里的寒风般吹进英国公府那深邃的庭院时，张维贤独自坐在书房里，对着摇曳的烛火，感到了刺骨的寒意与一种大势已去的悲凉。
他明白，那把悬在头顶的剑，终究是落下了，只是斩向了他身边的人，而对他，皇帝显然选择了另一种更为复杂、也更需要政治智慧的方式。
他在等待，等待皇帝对他这个“首谋”的最终发落。这种等待，比直接的惩罚更令人煎熬。
崇祯皇帝并没有让他等太久。
数日之后，一道由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化淳亲自宣读的圣旨，抵达了英国公府。
旨意的措辞，出乎意料的温和，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体恤老臣”的温情。
圣旨的开篇，是对张维贤一生功绩的高度肯定，称赞他“勋劳卓着，忠勤体国，于社稷有定鼎之功”。
紧接着，笔锋委婉一转，提及“闻国公近染微恙，朕心甚忧。
年事既高，宜当静养，勿再为国事操劳”。
以此为理由，宣布免去张维贤在五军都督府的一切实际职务，包括他作为勋贵代表参与军机议事的权力。
然而，旨意同时明确，保留其英国公的崇高爵位和一切相应待遇，并加封其为“太师”（一个极高的荣誉虚衔）。
崇祯用最体面的方式，剥夺了张维贤所有的实权，将其高高挂起，荣养起来。
这道旨意如同一张柔软却坚韧的网，将张维贤牢牢罩住，让他有苦说不出。
若他抗旨，便是不识抬举，辜负圣恩；若他接受，则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
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道旨意发往五军都督府：任命洪承畴为左都督，全面主持都督府日常事务，孙承宗仍挂名中军都督府主帅但不过问具体事务，秦良玉、曹文诏等帝党将领的权力则进一步巩固和明确。
至此，帝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彻底、干净地落入了以洪承畴为首的“帝党”少壮派军官团手中，再无任何旧勋贵的掣肘。
就在张维贤心情复杂地接旨谢恩后不久，另一则消息传来，如同在苦涩的药汤中投入了一颗蜜枣。
他的儿子，张之极，原在御马监担任不太起眼的副职，突然被皇帝破格提拔！
崇祯在召见张之极时，对他大加赞赏，称其“勤勉王事，忠勇可嘉，颇有其父之风”，当场擢升其为御马监实权副统领，地位仅次于掌印太监曹化淳，具体负责掌管御马监精锐骑兵的日常训练和一部分禁宫卫戍事务。
这是一个极其要害的职位，非皇帝绝对信任之心腹不能担任。
崇祯还时常在公开场合勉励张之极，表现出对这位年轻勋贵后代的极大期许和信任。
这一手“施恩子嗣”，其政治含义极其深刻：
安抚与补偿： 明确告诉张维贤，皇帝对他个人并无恶意，打击仅限于其政治主张。你张维贤退下去，你的儿子朕会重用，英国公府的富贵荣华乃至未来的政治前途，依然有保障。
人质与纽带： 张之极在御马监担任要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皇帝手中的人质，使得张维贤投鼠忌器，绝不敢再有异动。同时，张之极也成了连接皇帝与英国公府的新纽带，维持着表面上的君臣和睦。
分化与示范： 此举做给其他勋贵看：顺服者，子孙前程似锦；逆悖者，身死族灭。鼓励勋贵集团将未来寄托在忠于皇帝的下一代身上，而非固守旧势力的老一代。
最高潮的部分，是崇祯皇帝决定亲自驾临英国公府“探病”。
这在外界看来，是无上的荣宠。
那日下午，皇帝的銮驾抵达英国公府。
府中上下，早已跪迎一片。崇祯身着常服，神情温和，亲手扶起颤巍巍的张维贤，连声道：“老国公快快请起，朕是来探望您的，不必多礼。”
在张维贤的书房内，崇祯与他进行了长达一个时辰的“闲谈”。
崇祯绝口不提之前的奏疏风波和几位勋贵的“意外”，而是深情地回顾了张维贤在关键时刻稳定朝局的功绩，感慨道：“若无老国公当年鼎力相助，朕初登大宝之时，局势恐更为艰难。此情此景，朕至今铭记于心。”
他环顾着书房内象征英国公府荣耀的丹书铁券和御赐匾额，郑重承诺：“英国公一脉，与国同休。只要大明江山在，英国公府的富贵尊荣，便世代不绝。”
“朕希望老国公能安心静养，含饴弄孙，享天伦之乐，朝廷之事，自有晚辈们去操持。”
这番话，既是定心丸，也是最后的通牒。它清晰地划定了界限：你张维贤的历史功绩，朕记得；你家族的荣华富贵，朕保证；但未来的朝局，请你彻底放手。
面对皇帝这一套组合拳——架空的现实、儿子的前程、亲临的体面、以及血淋淋的警告——
张维贤彻底无言以对。
他还能说什么？反抗？
那不仅会毁掉自己一世的忠名，更会立刻将整个家族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皇帝给足了他台阶，甚至为他的后代铺好了路。他除了接受这份“荣养”，别无选择。
送走皇帝后，张维贤独自站在庭院中，望着四角的天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口气中，有无奈，有失落，有对过往时代的眷恋，但也有一丝如释重负的解脱。
他或许心有不甘，但看到儿子张之极因祸得福，备受重用，家族门楣得以保全，甚至可能在新朝焕发新的生机，他内心深处，也未尝没有一丝欣慰。
他最终选择了沉默，接受了被时代浪潮推向岸边的命运，从此闭门谢客，真正过上了“太师国公”的荣养生活。
通过这番极致娴熟的政治操作，崇祯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最具象征意义的反对派领袖。
他既展现了冷酷无情、清除障碍的决绝，也体现了网开一面、稳定人心的手腕。
他没有制造一个壮烈的殉道者，而是成功地将其转化成了一个无害的象征符号。
英国公张维贤的“荣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
旧勋贵集团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从此退出了大明帝国的权力核心。
朝堂之上，思想高度统一；军队之中，指挥权彻底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