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燕京，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的窗户敞开着，夏日的阳光透过窗棂，在青砖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人明坐在长桌一端，手里的香烟已经燃到一半。周明、刘王、刘少、任弼等人分坐两侧。
桌上摊着厚厚一摞材料，最上面是“关于原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李宇轩情况的调查报告”。这是中共中央关于“重要战犯处置问题”的特别会议，已经开了三个小时。
周明坐在人明右侧，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档案。档案封面上写着“李宇轩”。他刚念完李宇轩的履历摘要：黄埔军校办公室总务主任、第三战区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东南军政长官……
“情况就是这样。”周明放下档案，环视与会者，“李宇轩现在金陵，由第三野战军临时看管。怎么处置，请大家发表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是总政治部，他五十来岁，豫章口音很重：“按政策，李宇轩属于甲级战犯。陆军一级上将，东南最高指挥官，这个级别不送功德林，说不过去。下面的同志会有意见——为什么杜与明、王耀五这些中将都进去了，他一级上将反而特殊？”
“但他抗日有功。”说话的是统战部副部长，戴眼镜，文质彬彬，“1938年江城会战，他的第三战区在皖南牵制了日军一个师团。1942年浙赣会战，他指挥部队在金华、衢州一线血战，伤亡三万人，拖住日军两个月。这些，历史档案里都有记载。”
“功是功，过是过。”一位副部长摇头，“抗日有功的国民党将领多了，难道都不算战犯？那我们还搞什么战犯管理所？”
会议室里沉默了片刻。角落里的电扇嗡嗡作响，吹不动凝重的空气。
“我来说几句。”说话的是陈义。他刚从魔都赶来，风尘仆仆，但精神很好，“李宇轩这个人，我打过交道，周明同志知道。
周明点头：“是的。当时我们在重庆得到情报，李宇轩给第三战区的命令是‘以驱赶为主，勿使事态扩大’。
“这是事实。”陈义继续说，“还有1946年内战爆发后，他的第三战区和我们接触不多。
“相对较轻也是罪责。”一个年轻的干部说，“他毕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代表反动阶级。不处置，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怎么体现革命的彻底性？”
争论开始升温。有人主张严惩，有人主张宽大，有人主张“关起来再说”。
人明一直没说话。他坐在主席位置，一根接一根抽烟，眼睛半眯着，像在听，又像在想别的事。烟灰缸里已经堆了七八个烟头。
“主席，您的意见呢？”周明看向人民。
人明掐灭手里的烟，缓缓开口：“李宇轩……我认识。”
会议室安静下来。
“1914年，我在星城第一师范读书，他是兼课老师，教军事理论。那时他20出头，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穿一身笔挺的西装，但讲课很平和，没有旧军人的架子。”人民的声音有些悠远，“有一次课后，我问他：李先生，您觉得华夏怎样才能强大？”
他顿了顿，仿佛回到那个年轻的午后。
“他说：人民同学，这个问题很大。但我认为，第一要统一，第二要工业化，第三要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我说：那农民问题呢？土地问题呢？他想了一会儿说：你说得对，这是我没想到的。军队和工业很重要，但基础还是老百姓要吃饱饭。”
人明又点起一支烟：“那时我就觉得，这个人虽然站在统治阶级那边，但至少……愿意听不同意见，愿意思考。后来他去了黄埔，跟了大队长，走了另一条路。但听说在黄埔，他讲课还是强调‘军人为民’，不是为某个人、某个党。”
他吸了口烟，看向周明：“周明，你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吧？”
“听过。”周明点头，“他讲《军人伦理学》，说‘军人的忠诚，首先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然后才是对长官的忠诚’。这话在当时很大胆，因为大队长正强调‘绝对服从’。”
“所以这个人，”人明敲了敲烟灰，“有他自己的原则。抗日时期，他打得不错。内战时期，他消极对待。最后时刻，他让部队放下武器，减少流血。这些，都是事实。”
总政治部副主任欲言又止。
人明看出来了，摆摆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功是功，过是过，政策是政策。我的意见是：该送功德林，还是要送。”
与会者都有些意外。
“但是，”人明话锋一转，“送进去，怎么对待，是另一回事。李宇轩和其他战犯不一样。第一，他抗日有大功。第二，他保护过我们的同志。第三，他在最后时刻做了正确选择。所以，我的意见是：送进去，走程序，但内部要特殊关照。”
他看向总政治部：“你们担心下面有意见？那就把道理讲清楚。抗日有功的，我们永远承认；做过好事的，我们永远记得。但历史问题要处理，程序要走。送进功德林，不是要整他，是要保护他——现在外面还有国民党特务想救他吧？”
周明接话：“确实。我们得到情报，军统有一支特别行动队潜入大陆，目标之一就是‘清除叛将’。李宇轩如果不在我们控制下，反而危险。”
“所以，”人明总结，“送功德林，对外体现政策的严肃性，对内实际是保护。等过一段时间，局势稳定了，再考虑下一步。你们看怎么样？”
没有人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