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夜幕降临，坐在灯光明亮、四壁书香的安静书房里，品着清香袅袅的龙井新茶，看着窗外北京城璀璨的、象征着文明与进步的灯火，丁父丁母越发觉得，那个需要钻原始老林子、能与熊瞎子搏命、身上总带着汗味和土腥气的知青——和自己那位从小在书香门第长大、漂亮温婉、知书达理、拉得一手好小提琴的女儿，是何等的“不搭”，何等的“不般配”。
一种基于现有生活圈子和价值观念的、巨大的落差感与不适感，强烈地冲击着他们的认知。
他们再次选择性遗忘了，正是这个“钻老林子”的青年，钻通了他们身处绝境的道路；正是这份他们如今鄙夷的“汗土气”，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节，曾是他们全家唯一能抓住的、温暖的救命稻草；正是他们眼中“不入流”的粗野狩猎本事，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为他们提供了活下去的额外食物，更在关键时刻，逆转了看似不可更改的命运判决。
“秋红，不能再待在那个地方了。”丁母放下茶杯，眉头微蹙，语气里充满了真切的忧虑，这忧虑并非完全虚假，却掺杂了太多基于自身处境变化的衡量，“她正是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难道就这样，跟一个……一个钻老林子的，在那种穷乡僻壤埋没了？我们得为她做长远打算，为她负责啊！”
“没错，”丁父摘下眼镜，用绒布仔细擦拭着，语气恢复了他在科研讨论时常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感，“林墨同志，对我们丁家，确实有恩，这一点，我们永远记得，也会找机会报答。但是，感恩是感恩，女儿的终身幸福是终身幸福，这是两码事，绝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因为一时感动而糊涂！我们必须让秋红回来。北京，才是她应该待的地方，这里才有她施展才华的舞台，才有与她相匹配的社会关系和未来。”
决心一旦下定，行动便紧随其后。他们开始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和心思，为了将女儿“拉回正轨”。一封封家书，如同候鸟般，带着父母的焦灼与“智慧”，跨越千山万水，飞往那个他们已不愿再回忆的靠山屯。
信中的内容，悄然发生了质的改变。字里行间，不再有劫后余生的唏嘘与对黑土地质朴人情味的描述，不再有对林墨真诚的感激与嘱托女儿的殷切。
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频繁地对北京复苏的繁华、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家里社会关系网络重新织就的描绘；是越来越隐晦，却越来越尖锐地对林墨的贬低——不再直斥其非，而是用“虽勇敢正直，但终究野性难驯”、“与我们家风学识差距甚大”、“非我辈中人，难以长久共鸣”之类的文雅辞藻来包装那份轻视；是反复强调“婚姻自古讲究门当户对，精神层面契合更为重要”；是不断地暗示甚至明示“父母在京已为你多方筹谋，颇有进展”、“某某世伯家公子如何儒雅，青年才俊，与你甚是相配”……
他们用精心编织的语言，苦口婆心，时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描绘着回到北京后的光明前景；时而则软硬兼施，流露出若不听劝告，恐令父母伤心失望、甚至影响家庭关系的意味。
核心要求始终明确而坚定：与林墨“保持应有的距离”，“淡化关系”，“做好万全准备，等待时机，尽快办理回城手续”。他们将自身的势利与凉薄，包裹在“为女儿幸福着想”的华丽外衣之下，试图用亲情和“理性”的丝线，一步步地将女儿从那片他们已然抛弃的黑土地，拉回这个他们重新拥有的、漂浮在空中的京华迷梦里。
残阳如血，洒在靠山屯小学那间简陋的教室窗棂上。丁秋红握着粉笔的手指微微颤抖，黑板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才写到一半，窗外邮递员老赵熟悉的自行车铃声便让她心头一紧。
该来的，总会来。
她放下粉笔，对教室里二十多个孩子勉强一笑：“同学们先自己读课文，老师出去一下。”
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在她身后响起，那是这两年来她唯一的精神慰藉。走出教室，公社的邮递员老赵递来那封印着北京地址的信，厚厚的，捏在手里沉甸甸的。
“丁老师，家里又来信啦？”老赵笑着问。
丁秋红点点头，嘴角扯出一个生硬的弧度。目送老赵骑车远去，她才低头凝视那封信。父亲的钢笔字依旧挺拔有力，可不知怎的，这一次，她竟没有立即拆开的勇气。
这是两个月来的第七封信了。
她走到教室旁的老槐树下，背靠着粗糙的树干，终于撕开了信封。信纸有三页，密密麻麻的字迹像一张无形的网，向她兜头罩来。
“秋红吾儿：见字如面。日前又托人打听……眼下正是关键时期……必须下定决心！快刀斩乱麻！和林墨彻底划清界限！你才能轻装上阵，爸爸妈妈在北京才能更好地为你活动，想办法把你捞出来！”
她的目光在“捞出来”三个字上停留许久，嘴角泛起一丝苦涩。在黑土地上的这两年，她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娇生惯养的北京姑娘了。靠山屯的乡亲，学校里的孩子，还有……林墨，这些人与事已悄然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
可是父母的信一封接着一封，那些话语像针一样扎进她的心里：
“你们之间，本来就不是一路人。一时的感动不能当饭吃。真正的婚姻，要讲精神层面的门当户对。听爸妈的话，不会错……”
她闭上眼睛，任凭风吹拂脸颊。对父母的信任，对回城的渴望，对眼前生活的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所有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终于慢慢压垮了她心中那座名为“林墨”的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