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多月之后，帝国的肌理在变革的阵痛中艰难重塑。
西北军区总督孙传庭的铁腕整军已初见成效，数万老弱被裁汰转屯，空额被严查。
虽引得卫所旧军官怨声载道，却也空出了粮饷，使得新募选的青壮得以加紧操练，等待着来自京师的燧发枪械。
西南，秦良玉持新颁操典返回石柱，以其在土司中的威望，开始整饬狼兵，抚慰苗疆，帝国对西南边陲的控制正悄然加强。
东南，李邦华对沿海卫所的清理触动了无数将门的利益，阻力重重，进展缓慢。
但他与那盘踞闽海的郑氏势力的秘密接触，也已透过层层中间人，传递出了初步的信号。
而在帝国的心脏，京畿军区的整顿更是关乎根本。
总督戎政满桂深知肩上重任，他不仅要确保京营八万精锐如臂使指，更需将辖下北直隶各处镇戍兵马逐一梳理。
他没有举行耗费巨大的演武，而是采取了更务实的方式——带着由京营老兵和兵部官员组成的稽查队，不定时、不预告地突袭点验各处卫所。
这一日，他亲临密云后卫。校场之上，兵员稀稀拉拉，军械锈迹斑斑，名册上的一千二百人，实到不足八百，且多为老弱。
满桂脸色铁青，随行的京营将领面露鄙夷。那卫指挥使还试图以“军户逃亡”、“春耕繁忙”等借口搪塞。
“放屁！”
满桂一声怒喝，如同惊雷炸响，“京畿重地，天子脚下，尔等竟敢糜烂至此！名册上的人呢？饷银都进了谁的腰包？”
他当即下令，将那卫指挥使及两名千户革职锁拿，所有空额克扣的饷银限期追缴。
合格兵员立即重编营哨，由他带来的京营教官负责，依新法严加操练。
“都给本帅听清了！”
满桂站在点将台上，声震四野，“京畿军区，不留废物，不养蠹虫！
往后再有类似情事，主官一律以贪墨军饷论处，军法从事！
合格的兵，好好练，陛下不会亏待你们，新式枪炮，很快就会配发下来！”
他这一番雷厉风行的处置，如同寒风扫过京畿各地的卫所，往日里吃空饷、役使军户的歪风为之一肃。
虽然怨言仍在暗处流淌，但明面上，京畿的军纪和备战状态，正在肉眼可见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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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变革，不仅在于军政，更在于那支撑强军的根基——军工与格物。
京城西山，昔日相对安静的皇家匠作苑，如今已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高大的水轮带动着锻锤起落，发出沉闷而有规律的轰鸣；
厂房一扩再扩，面积已经是原先十多倍。
新建的多个高炉日夜不息，喷吐着黑烟与火光；
匠人们按照“标准化”的要求，在严格监督下，批量打磨着燧发枪的枪机、铳管。
得益于抄没阉党、晋商以及南方士绅的巨额资金投入，以及从各地征辟而来的能工巧匠，还有大量的学徒在一旁打下手学习，西山匠作苑的产能正在稳步提升。
虽然合格的燧发枪月产尚不过数百支，精密的核心部件良品率依旧不高，但已能初步满足京营和孙传庭西北新标军的优先换装需求。
水泥已经另寻厂房搬离，产量则大为增加。
除了保障京城、通州等地的仓廪、道路修建外，已开始小规模向北直隶、河南等地的水利、城防工程供应。
而玻璃、香皂、白糖等“奇技淫巧”之物，则在皇家商行的运作下，变成了滚滚财源，反哺着内帑和格物研究。
在徐光启主持的皇家技术研究院内，另一场静默的变革也在进行。
此前获准在广州、泉州贸易的尼德兰东阿三公司，为了获取更多的贸易特权和大明独有的商品（如大量优质生丝、瓷器），
在其使者彼得·范·德·桑德的推动下，应大明皇帝“交流格物之学”的邀请，
派遣了一个由数名造船工匠、一名钟表匠和一名粗通几何、光学原理的随船文书组成的小型技术小组抵达京城。
这些西夷匠师起初颇为倨傲，但在参观了研究院内初步的标准化零件生产、以及徐光启、宋应星等人依据《泰西水法》、《几何原本》等书进行的探索后，态度收敛了许多。
双方的语言交流虽需通过澳门来的通译辗转进行，但在具体的“器”与“数”上，却找到了共通之处。
研究院的工匠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尼德兰人带来的更先进的船舶设计图纸（尽管对方有所保留）、大型风帆索具的操控经验、以及钟表精密齿轮的加工技巧。
而尼德兰人则对大明工匠娴熟的青铜火炮铸造技术（尤其是铁芯铜体法）、以及研究院正在尝试的、利用水力驱动的大型镗床（用于加工更直更光滑的炮管内壁）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朱由检在一次听取徐光启的汇报时，明确指示：“彼之长技，于我有用者，当虚心学习，务必深究其理，而非徒具其形。
尤其是造船、铸炮、计时、测量之法，可令研究院择聪慧子弟，专随其学习。
彼等若有所求，如观摩我朝典籍（非核心机要）、获取些许样品，可酌情应允，以技术换技术，但核心的东西决不可示人！。”
这种有限度的、以我为主的技术引进，正在为帝国未来的硬实力悄然积蓄着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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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帝国的南方，新政推行遇到了最为顽固的抵抗。
朝堂上的雷霆手段震慑了中枢的官员，却未能立刻铲除江南士绅在地方盘根错节的势力。
在苏州府吴江县，奉命清丈的户部郎中，面对的是致仕在家的前南京礼部侍郎率领的众多生员、乡老。
他们不吵不闹，而是手持《大明律》和历代田亩档案，引经据典，与清丈官员逐条辩论田亩性质、赋税沿革，
质疑清丈方法的“合理性”，将清丈工作拖入了繁琐的文书官司和律法辩论之中，进度缓慢如蜗行。
在松江府上海县，情况更为棘手。
当地海商兼大地主出身的官绅，利用其控制的水运网络和市舶关系，暗中威胁为清丈队伍提供向导、船只的本地人，
甚至散布谣言，称清丈后所有滩涂、沙田都要课以重税，引得沿海灶户、渔民人心惶惶，对清丈队伍充满抵触。
浙江绍兴府，阻力则来自于无形的文化网络。
这里的士绅家族通过联姻、师承、同年的关系，织成了一张覆盖整个府县，甚至延伸到省城杭州的巨大关系网。
清丈官员发现，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几个豪强，而是整个士林阶层或明或暗的抵触。
衙门的胥吏阳奉阴违，提供的鱼鳞图册陈旧错漏；
地方上的读书人则撰写诗词歌赋，讽刺新政“与民争利”；
甚至有被清丈出大量隐匿田产的士绅，发动家族中在朝为官的子弟，拐弯抹角地向京城同年、座师写信，诉苦喊冤，试图从上层施加压力。
这一日，朱由检召见了户部右侍郎王安国。
看着这位新政干臣眉宇间难以掩饰的疲惫与焦虑，朱由检沉声问道：“安国，南方清丈之事，朕已知其难。细细道来，彼等究竟用何手段？”
王安国深吸一口气，躬身奏道：“陛下，江南士绅，非西北豪强、晋商可比。
其抵抗，亦非聚众抗法那般直接。
其手段有三：一曰‘文抗’，借律法经义，鼓噪舆论，将清丈污名为‘苛政’，占据道德高地；
二曰‘情阻’，利用同乡、同窗、同僚之谊，织就庞大关系网络，使地方官吏投鼠忌器，胥吏敷衍塞责；
三曰‘利诱’，或直接行贿清丈吏员，或以其掌握的市舶、盐引等利益为饵，分化拉拢。
此三者交织，致使清丈之事，在江南寸步难行，臣……有负圣恩。”
说到最后，语气已带哽咽。
朱由检默默听着，脑海中图谱清晰显示着那些来自江南奏报的官员，名字大多泛着黄色，忠诚度摇摆不定。
他心中冷笑，这江南，果然是铁板一块，水泼不进。
“朕知道了，非卿之过。”
朱由检安抚道，“彼等依仗者，无非是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和自以为是的舆论清议。
你将各地受阻最甚、情由最典型之处，涉事主要人员之背景、关系，以及彼等可能违法之实证，详细列明，密封呈报。
记住，证据务必确凿，人证、物证、书证，皆要扎实。”
“臣，遵旨！”王安国精神一振，知道皇帝这是在酝酿下一次更为精准、或许也更为凌厉的打击。
他仿佛已经看到，一场针对南方这块最难啃骨头的风暴，正在悄然凝聚。
王安国退下后，朱由检独自立于巨大的舆图前，目光深沉。
辽东的局势在孙承宗和祖大寿的努力下刚刚稳住，军工生产与技术引进初见成效，但江南的难题却像一道深深的泥潭，牵扯着帝国前进的步伐。
他知道，与这些掌握着知识、财富和话语权的士绅集团的较量，将是一场考验智慧、耐心与决心的漫长斗争。
不过不急，有新法、有军队在手，一个个的来，都泛不起浪花来。
再说，边疆地区需要大量移民填充，他们不闹，我上哪找那么多的流放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