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墨家立论的根基便彻底崩塌。
因此，“圣人亦会出错”这条路，走不得。
一旦踏出，便是以墨子之矛，攻墨子之盾，用自家的道理，击碎自家的信念。
可若坚持周公是圣人无疑，且圣人之言绝无谬误——
那唯一的出路，便只剩下承认：墨家所倡的“兼爱”“非攻”，才是错误的。
但这更是万万不能点头的选项！
毕竟，若否定了周公的圣位，顶多被人讥为狂妄无知；
若承认圣人亦有错，也不过让太子借此瓦解“明鬼”之说；
可若是低头认错，说是“兼爱”“非攻”不对，那便等于亲手斩断墨家思想的根本，否定了墨子毕生所求的道义。
但如果墨家坚持奉行墨子与季师所倡导的“兼爱”“非攻”理念本身就是一条歧路，那墨家迟早会因内部分裂、理念崩塌而自行瓦解。
当所有方向都被堵死，相里季唯一能做的，便只有沉默不语。
等了片刻，见相里季未作回应，太子扶苏也不以为意，继续说道：“古时的商汤、周武王，皆被尊为上古至德至贤的圣君。”
“若依季师之言，圣王圣人所持之见皆无谬误，那么商汤建立的商朝、周武王开创的周室，理应是他们心目中最为理想、毫无瑕疵的政体，足以世代传承、永享太平。”
“可为何商朝最终被周武王所取代，而周室又终为我祖父庄襄王所倾覆？”
“倘若圣人之思无差，那商汤、周武王、周公所确立的治国之道，自然也是他们心中最善、最正的法则。”
“可周武王灭商之后，为何并未沿用商汤旧制？”
“反倒是周公重新制礼作乐，为周朝另立一套典章制度？”
“这是否意味着，商朝的法度本就存有偏差，而周武王与周公所立之法才是正道？”
“可若说商法有误，那为何在商汤时代，这套制度却能成就一代盛世？”
“再看周平王东迁以后，列国为何不再恪守周初礼法，反而纷纷推行变法？”
“譬如齐国有邹忌改革，楚国行吴起新政，燕国任乐毅图强，韩有申不害执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魏国启用李悝变法，还有我秦国，商君厉行变革。”
“这些变法虽程度不同，却都令各国日渐强盛……”
“尤其我大秦自商君变法以来，国力日增，如今已有席卷八荒之势！”
“难道能说这些变革皆是错误之举吗？”
“若变法并无差池，岂不反证周室旧法已不合时宜，乃至根本有弊，这才导致周王朝走向衰亡？”
“可若说周法有失，那为何在周武王、周公执政之时，又能成就礼乐昌明、天下归心的治世？”
听着太子一席话，坐在对面的相里季眉头紧锁，陷入沉思。
若商汤之法错了，为何其时天下安定、国势鼎盛？
若其法正确，又怎会被后来者彻底抛弃，连周武王与周公都不肯继承？
若周初之法不对，为何周初能成一代典范？
若其法正确，为何列国弃之如敝履，转而变法图强后反而一一崛起？
如此看来，先贤圣王的主张，到底是对是错？
一旁的秦王嬴政，则面露思索之色。
他听着扶苏所言，心中隐约有所触动。
而相里季越想越乱，思路纠缠不清，始终无法给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答案，最终只得起身，向扶苏深深一拜：“恳请殿下赐教！”
他百思不得其解，但太子既敢发此问，必有其深意。
扶苏见状急忙抬手虚扶：“季师不必如此，你我本为论道，何须行此大礼。”
待相里季落座，扶苏才缓缓道：“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商君推行变法之时，便已有答案。”
“那就是——治世不一道，强国不必循古。”
“商汤、周武王、周公所立之法，在他们那个时代，确是顺应时势、最为妥当之策。”
“因此，商汤治下商邦兴盛，周初之际天下安宁。”
随着时间推移，就像大海慢慢变成农田一样，原本适用于商朝和周朝初期的治国之道，逐渐无法适应后来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
因此，商朝由盛转衰，最终被周武王所灭，建立周朝；而周公在治理周室时，审时度势，因应时局，重新制定了一套契合当时国情的政令制度。
可到了周朝中后期，统治者未能随着世事变迁而调整方略，依旧固守旧制，结果也一步步走向衰微。
最终周室倾覆，各路诸侯纷纷变法图强，崛起于乱世之中。
这正说明了一个道理：时代不断前行，社会状况也在持续演变。
即便是圣王贤人当年行之有效的治国之道，在彼时再正确不过的方法，也可能在日后变得不合时宜、难以为继。
而那些能够洞察这种变化，并依据现实情况重新创设出新的、切实可行的治国之道的人，才真正配得上“圣王”或“圣人”的称号！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思想观点——圣王贤人的见解，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或许完全正确。
但当他们离世之后，岁月流转，环境更迭，曾经被视为真理的看法，未必还能经得起今日的检验。
关于鬼神之事也是如此。
也许在过去，由于认知有限，圣王贤人乃至当时所有人都对鬼神了解不深。
因而得出“鬼神确实存在”这一在当时看来合理的结论。
然而到了今日，我们有了更多的观察与思考方式，可以重新审视鬼神是否真实存在。
通过深入探究，我们完全可能得出一个符合当下认知的新判断：鬼神并非实有其物。
天幕之下，相里季与其他几位墨家博士望着太子扶苏的一番言论，面露震惊。
他们本以为太子会另辟蹊径来驳斥墨家“明鬼”的主张，甚至私下还盘算着——一旦天幕中的“相里季”应对失措，便立即起身替他反驳，以正视听。
尽管他们的声音无法真正传入天幕，但至少能让始皇帝、满朝文武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者们明白：墨家“明鬼”之说是站得住脚的。
错的只是天幕里那个不够机敏、答不上来的“相里季”，而非墨家学说本身。
谁知太子扶苏并未另起炉灶，而是直接借用墨子当年用来证明鬼神存在的论点反将一军。
墨子不是说过，圣王贤人的言论皆为可信，因其德高望重，故其所言必真？既然如此，为何商汤不沿用夏启的治国之策？
为何周武王与周公旦不照搬商朝的制度？
后来列国又为何纷纷舍弃周初礼法，改行新政？
难道商汤、周武王、周公这些人不是公认的圣王吗？
如果他们是圣王，那他们的治国之道理应万世不易，为何后人弃之如敝履？
而且正是抛弃旧法之后，各国反而实现了富强昌盛，这不是恰恰说明，昔日圣王的做法也有局限甚至错误？
既然圣王的治国之道都可能过时，那他们对于鬼神的看法，又怎可断定永远正确？
反之，若说商汤、周武王、周公并非圣王，那么他们的话还有多少权威性可言？
若是连他们都算不得圣王，墨家引用他们的言论来支撑鬼神之说，又怎能令人信服？
无论怎么回应，最终都会导向同一个结果：圣王贤人的观点，并非绝对正确，也不一定值得盲从。
更要紧的是，太子这番话，并非凭空立论，而是完全基于墨子自己提出的逻辑展开推演。
要想驳倒太子，就必须先否定墨子原有的立论基础。
可一旦否定了墨子用来证明鬼神存在的根本依据，岂不是等于从根本上动摇了“鬼神实有”的说法？
在这一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应对中，无论是代表相里氏墨学的相里季等人，还是栖居齐地的相夫氏一脉，抑或是扎根楚地的邓陵氏传人，此刻皆无言以对。
倘若抛开那神秘莫测、超越凡俗认知的“天幕”不谈，
单凭太子扶苏方才那一段推理论述，便足以令整个墨家阵营不得不重新审视乃至放弃“明鬼”这一立派根基般的信条。
相较之下，相里季等墨家博士只能瞠目结舌，默然无语；而立于群臣前列的廷尉李斯，以及诸多法家门徒，则难掩心中喜悦，脸上浮现出会心笑意。
毕竟，面对墨家提出的难题，太子扶苏并未借助儒者的辞令或道家的玄思，而是直接援引法家先师商君之言作答——且说得如此有力、如此透彻。
“治世不一道，变国不必法古！”
仅此一句，便道尽了商汤何以革除夏启旧制，周武王与周公又为何舍弃殷商成规；更解释了为何法家要突破周室礼法，另辟新径！
想到此处，李斯心中不禁生出一丝热望：不知何时，太子扶苏能真正跟随天幕中的“自己”修习法家学问？
这哪里是寻常弟子？分明是天生契合法家精神的奇才！
未曾系统研习过法家典籍，只是长久伴于天幕中“秦王嬴政”身侧，耳闻目染些许法家故事与治国理念，竟已能领悟至此等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