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晚清“卷王”的逆袭与洋务“翻车”记
第一章 科举界的“六边形战士”与清流界的“嘴炮王者”
1.1 神童的“凡尔赛”童年：不是在背书，就是在赶考
道光十七年（1837年），张之洞出生在贵州兴义府的官署里。他爹张瑛是当地知府，典型的“学而优则仕”代表，对儿子的教育抓得比衙门断案还严。据说张之洞四岁开蒙，六岁就能背《论语》，八岁写八股文比秀才还溜，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
不过神童的童年也不全是光环。有次张瑛抽查功课，张之洞背到“吾日三省吾身”突然卡壳，正想偷偷翻书，被老爹一眼识破。张瑛没打没骂，就把他关在书房里，指着窗外说：“你看街上挑担的小贩，朝不保夕还在谋生；府学里的老秀才，头发白了还在赶考。你有现成的书读，有什么资格偷懒？”这话像根刺扎在张之洞心里，从此他读书比吃饭还积极，甚至发明了“三不读书法”——不读完当天的量不睡觉，不理解透彻不放手，不背熟原文不罢休。
十三岁那年，张之洞第一次参加科举，直接拿下秀才第一名，轰动了整个兴义府。主考官看完他的卷子，拍着桌子喊：“这孩子将来要么是翰林，要么是封疆大吏！”这话还真没说错，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位“神童”后来会从“死读书”变成“办实事”，画风转得比翻书还快。
1.2 殿试“踩线”进前三：给慈禧的“高分作文”藏着小心机
咸丰二年（1852年），十五岁的张之洞考中举人，成了贵州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举子之一。可接下来的会试之路却成了“闯关游戏”，一连考了三次都落榜。不是他水平不行，实在是晚清科举“水太深”——要么碰上关系户挤占名额，要么考题偏到姥姥家，张之洞的“清流”脾气又不肯走门路，只能硬熬。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终于熬出头，一路闯进殿试。殿试考策论，题目是“论国之根本”，别的考生要么夸乾隆盛世，要么喊“忠君爱国”的空口号，张之洞却剑走偏锋，开篇就说“国之根本在民心，民心之根本在吏治”，接着列举了官场腐败、民生疾苦的实例，最后提出“整吏治、兴实业、重教化”三条对策。
阅卷大臣一看，这卷子写得太尖锐了，想给个二甲。可轮到慈禧太后复核时，眼睛一亮：这小子敢说真话，还懂实务，比那些只会拍马屁的强多了！当即朱笔一挥，把张之洞改成了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探花”。放榜那天，张之洞站在榜单前，差点哭出来——十年科考路，终于从“落榜生”熬成了“天子门生”。
1.3 清流界的“喷子担当”：弹劾官员比写文章还上瘾
考中探花后，张之洞进了翰林院，成了妥妥的“京官”。当时的官场分两派：一派是“洋务派”，以李鸿章为首，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另一派是“清流党”，以骂洋务派、弹劾贪官为己任，号称“清议”。张之洞刚入职，就凭着一手好文笔和敢说敢骂的脾气，成了清流界的“顶流”。
他的“成名作”是弹劾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是满洲贵族，仗着身份在湖北贪赃枉法，还打压汉官，没人敢惹。张之洞搜集了官文的十大罪状，写成奏折递上去，开头就说“官文一日不去，湖北一日不宁”，措辞狠得像刀。慈禧太后本来想护着官文，可张之洞的奏折写得有理有据，连官文挪用军饷的具体数目都列得清清楚楚，实在没法偏袒，最后只能把官文革职。
这一骂，张之洞名声大噪，成了清流党里的“弹劾专业户”。不管是地方督抚还是朝中大臣，只要被他抓住把柄，必遭“痛骂”。有人统计，他在翰林院那几年，写的弹劾奏折比别人一辈子写的公文还多。李鸿章私下里吐槽：“张之洞这小子，笔杆子比刀还利，惹不起惹不起。”可张之洞却理直气壮：“身为言官，不骂贪官污吏，难道要夸他们贪得好？”
第二章 从“嘴炮”到“实干”：张之洞的洋务“转型记”
2.1 山西任上的“打脸时刻”：空谈误国不如动手办事
光绪七年（1881年），张之洞被外放为山西巡抚，终于从“京官”变成了“地方官”。刚到山西，他还带着清流的脾气，打算先弹劾几个贪官，结果一调研差点傻眼：山西连年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灾民饿死在路边，官府仓库里却连赈灾的粮食都没有；鸦片泛滥，连士兵都抽大烟，枪都扛不动；所谓的“官署”，墙皮掉得能看见砖，衙役穷得穿草鞋。
有天他去视察粮仓，发现仓里全是沙子，只有表面铺了一层粮食。管粮仓的小吏哭着说：“大人，不是我们贪，是上面层层克扣，实在没粮了。”张之洞这才明白，以前在京城骂的那些“腐败”，到了地方比他想象的更严重；而他喊了多年的“救国”，光靠骂是骂不出粮食和银子的。
痛定思痛，张之洞收起了“嘴炮”，开始办实事。他先拿鸦片开刀，贴出告示：“凡吸鸦片者，三个月内戒断，否则抓去服劳役；种鸦片者，一律铲平，改种庄稼。”接着又向李鸿章借了十万两银子，买粮赈灾，还办了“桑蚕局”，教农民种桑树、养蚕缫丝，增加收入。不到两年，山西的灾情缓解了，鸦片少了，百姓居然能吃饱饭了。张之洞自己也感慨：“以前总说洋务派‘舍本逐末’，如今才知‘实干’比‘清议’有用百倍。”
2.2 两广总督的“洋务初体验”：办工厂比写奏折难十倍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当时的广东，法军军舰在珠江口游弋，清军的大炮还是几十年前的旧款式，打出去的炮弹要么不爆炸，要么偏得离谱。张之洞急得睡不着觉，连夜给朝廷写奏折，请求办兵工厂、造新式武器。
可真办起来，才知道有多难。首先是缺钱，朝廷只给了十万两，连买机器的零头都不够。张之洞只能自己想办法，一方面向商人募捐，许以“免税”的好处；另一方面扣下海关关税，硬凑了八十万两。然后是缺人，懂洋务的人才都在李鸿章手下，张之洞三顾茅庐，才请来了留洋归来的工程师徐建寅。
最搞笑的是买机器。张之洞不懂外语，也不懂机器型号，就让翻译给外国厂商写信，说“要最好的造枪机器”。结果外国厂商发来一堆乱七八糟的机器，有造步枪的，有造手枪的，还有一台居然是造农具的。张之洞气得拍桌子，只能让徐建寅重新挑选，来回折腾了半年，兵工厂才开工。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兵工厂造出的“汉阳造”步枪，虽然一开始老卡壳，但后来越造越好，成了晚清军队的主力武器，甚至用到了抗日战争。张之洞摸着新造的步枪，笑着说：“以前骂李鸿章办洋务不行，如今自己办，才知道这活儿比弹劾官员难十倍！”
2.3 与李鸿章的“相爱相杀”：从死对头到“洋务战友”
张之洞和李鸿章，堪称晚清官场的“一对冤家”。早年张之洞是清流，天天骂李鸿章“卖国求荣”“洋务误国”；李鸿章则骂张之洞“纸上谈兵”“只会说不会做”。两人见面必掐，连慈禧都知道他们的“恩怨”。
可自从张之洞办了洋务，两人的关系居然缓和了。有次张之洞办铁厂，缺煤缺得厉害，四处求购都没结果，只好硬着头皮给李鸿章写信求助。李鸿章收到信，本来想趁机嘲讽他几句，可一看信里写得情真意切，还附了铁厂的图纸，心软了——毕竟都是为了国家办实业，没必要揪着过去的恩怨不放。
李鸿章当即回信，推荐了唐山的开平煤矿，还派了自己的人去帮张之洞解决运煤问题。张之洞收到回信，又惊又喜，特意让人给李鸿章送了两箱广东的荔枝。后来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遇到资金困难，张之洞也主动帮忙协调广东的商人入股。
有人问李鸿章：“您以前不是最讨厌张之洞吗？怎么还帮他？”李鸿章叹口气说：“这小子虽然脾气臭，但办洋务是真上心。现在国家危难，能多一个办实事的人，总比多一个骂人的清流强。”而张之洞也在日记里写：“少荃（李鸿章字）虽有过错，但办洋务的本事，我不如他。”这对“死对头”，终于成了“洋务战友”。
第三章 督鄂十六年：把湖北打造成“洋务模范生”
3.1 汉阳铁厂的“翻车与逆袭”：从“外行领导内行”到亚洲第一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一到湖北就干了件大事——办汉阳铁厂。他想造铁轨、办铁路，可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铁厂，铁轨全靠进口，又贵又不方便。张之洞拍板：“咱自己造！要造就造亚洲最大的铁厂！”
可刚开工就“翻车”了。张之洞不懂冶金，选厂址的时候没勘察，直接把铁厂建在了龟山脚下。结果开工后才发现，这里缺煤缺铁矿，铁矿要从大冶运，煤要从萍乡运，运费比矿石本身还贵。更要命的是，他买的炼钢炉和矿石不匹配，炼出来的钢全是废品，堆得像小山。
消息传到京城，御史们纷纷弹劾张之洞“浪费国帑”“好大喜功”。张之洞压力山大，头发都白了不少。但他没放弃，一方面向朝廷请罪，请求暂缓拨款；另一方面请来英国工程师帮忙，重新勘察厂址，换了合适的炼钢炉，还自己办了煤矿和铁矿，形成了“采矿—炼铁—炼钢”的产业链。
整整折腾了六年，汉阳铁厂终于炼出了合格的钢，还造出了中国第一条国产铁轨。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汉阳铁厂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其技术和规模堪比欧洲的钢铁厂。”张之洞站在铁厂的烟囱下，看着滚滚浓烟，激动得热泪盈眶——这口“翻车”的锅，他终于掀翻了！
3.2 办教育的“疯狂操作”：从书院到学堂，把湖北变成“教育强省”
张之洞办洋务时发现，最缺的不是钱和机器，而是人才。当时的书院教的都是八股文，没人懂外语、懂技术、懂西学。张之洞说：“要办洋务，先办教育；要育人才，先改书院。”
他先把武汉的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改造成新式学堂，加设了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一开始，老秀才们闹着反对：“我们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凭什么要学洋鬼子的东西？”张之洞没跟他们废话，直接贴出告示：“不愿学西学者，一律退学；学好西学者，优先推荐去洋务企业当官。”这招真管用，老秀才们要么退学，要么乖乖上课。
接着，他又办了一系列专业学堂：办自强学堂教外语（后来变成了武汉大学），办农务学堂教农业技术，办工艺学堂教工业制造，办武备学堂教军事。甚至还派学生去日本留学，说“日本学西方学得好，我们去抄作业都行”。
到了光绪末年，湖北的新式学堂有两百多所，学生超过一万人，是全国新式教育最发达的省份。后来的辛亥革命，很多骨干都是张之洞办的学堂里出来的——估计张之洞自己也没想到，他办教育是为了“保大清”，最后却培养出了“反大清”的人。
3.3 修铁路、办银行：把武汉变成“东方芝加哥”
张之洞督鄂十六年，不仅办工厂、兴教育，还搞基础设施建设，把武汉从一个普通的省城，变成了“东方芝加哥”。
最值得说的是修铁路。当时朝廷计划修卢汉铁路（从北京卢沟桥到武汉汉口），张之洞主动请缨，负责南段的修建。修铁路要占地、要花钱，还得和洋人打交道。有人反对：“修铁路会破坏风水，还会让洋人趁机入侵。”张之洞反驳：“风水能当饭吃？能挡洋人的军舰？铁路修好了，运兵、运粮都方便，这才是真的保家卫国！”
他亲自勘察路线，和地方官协商占地补偿，还创办了湖北官钱局（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发行纸币，解决铁路的资金问题。整整花了十年，卢汉铁路南段终于通车。通车那天，武汉万人空巷，老百姓围着火车看稀奇，有人摸着火车头说：“这铁疙瘩跑得比马还快，张大人真是办了件大好事！”
除了铁路，张之洞还修马路、建码头、办电报局，让武汉成了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当时的武汉，外国商人云集，工厂烟囱林立，连上海的商人都羡慕地说：“如今的武汉，比上海还热闹！”
第四章 晚年的坚守与无奈：在变法与守旧中“走钢丝”
4.1 戊戌变法中的“墙头草”？其实是“务实派”的算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爆发，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图强，光绪皇帝大力支持，而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坚决反对。当时的官员要么站变法派，要么站守旧派，只有张之洞左右为难。
其实张之洞是支持变法的，他早就写过《劝学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是保留儒家的根本，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变法刚开始，他还主动给康有为写信，说“变法是好事，我支持你们”，甚至捐了五千两银子给强学会。
可后来康有为、梁启超要“废科举、改官制、裁冗员”，张之洞就慌了——废科举会得罪天下的读书人，改官制会得罪守旧派的官员，这简直是“自杀式变法”。他赶紧给光绪皇帝写奏折，说“变法要慢慢来，不能一刀切”，还和康有为划清界限，说“我和他不是一路人”。
戊戌变法失败后，守旧派要清算变法派，有人揭发张之洞给强学会捐过钱。张之洞吓得赶紧把《劝学篇》献给慈禧，说“我这书是主张维护大清的，和康有为的邪说不一样”。慈禧看了《劝学篇》，觉得张之洞虽然支持变法，但还是“忠心耿耿”的，就没追究他的责任。
有人骂张之洞是“墙头草”，可他自己却说：“变法是为了保大清，不是为了送大清去死。康有为那套太激进，只会把事情搞砸。”其实张之洞的算计很简单：他要的是“务实的变法”，而不是“冒险的革命”。
4.2 义和团运动中的“神操作”：东南互保，保住半壁江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脑子一热，向十一国宣战，还命令各省督抚“杀洋人、灭洋教”。当时的北方，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八国联军趁机入侵，北京城乱成一团。
南方的督抚们都慌了：跟着慈禧宣战，肯定打不过洋人，到时候南方也得遭殃；不宣战，就是“抗旨”，要杀头的。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张之洞站了出来，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搞了个“东南互保”——南方各省不参与宣战，不杀洋人，洋人也不进攻南方。
这招简直是“顶风作案”，有人说张之洞要“谋反”。可张之洞理直气壮：“朝廷的命令是错的，我们不能跟着错。保住南方的百姓和实业，才是真的忠于国家。”他一边和洋人谈判，保证保护洋人的生命财产；一边派兵镇压南方的义和团，防止局势失控。
最后，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烧杀抢掠，北方一片狼藉，而南方却安然无恙，工厂照开，学堂照办。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后，不仅没怪罪张之洞，还夸他“顾全大局”——毕竟要是南方也乱了，大清就真的完了。张之洞这步“险棋”，硬生生保住了大清的半壁江山。
4.3 新政中的“老黄牛”：拖着病体办“最后一件实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北京后，终于想通了，开始搞“清末新政”，派张之洞和袁世凯一起主持。当时的张之洞已经六十五岁了，得了严重的胃病，吃不下饭，连走路都要有人扶，可他还是硬撑着干活。
新政的核心是“改革官制、编练新军、废除科举、发展实业”，这些都是张之洞多年来想干的事。他亲自起草改革方案，和袁世凯商量编练新军的细节，还主持废除了科举制度——这个他考了十年的制度，最终由他亲手终结。
有人问他：“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命干嘛？”张之洞叹口气说：“我这辈子，从清流到洋务，从地方官到京官，就是想让大清变强。现在还有机会办点实事，就算累死也值了。”
可新政搞了没几年，张之洞的身体就垮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病倒在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来看他，他拉着慈禧的手说：“太后，新政不能停，实业不能废，人才不能丢啊！”慈禧点点头，说：“你放心，我记着了。”
没过多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掌权。载沣是个年轻人，不懂政务，还排挤袁世凯，新政搞得一团糟。张之洞气得病情加重，临终前还在喊：“国运尽矣！国运尽矣！”
第五章 历史的回响：张之洞的“功与过”该怎么算？
5.1 洋务派的“集大成者”：比李鸿章更懂“实业救国”
张之洞和李鸿章都是洋务派的代表，但两人的洋务路线不一样。李鸿章办洋务，主要是为了“求强”，重点放在军事工业上，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北洋水师，可这些工业大多靠政府拨款，没有造血能力，一旦朝廷没钱就难以为继。
而张之洞办洋务，是“求强”和“求富”并举。他不仅办兵工厂、武备学堂，还办铁厂、纺织厂、煤矿，甚至办银行、修铁路，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比如汉阳铁厂，不仅能造铁轨，还能造钢材，供应全国的铁路建设；湖北织布局生产的布匹，能和洋布竞争，减少了进口。
更重要的是，张之洞注重“商办”，鼓励商人入股洋务企业，让企业有了自己的资金来源。他说：“官办不如商办，官督商办才是长久之计。”这种理念比李鸿章的“官办为主”先进多了。后来的民国时期，很多民族企业都是在张之洞创办的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汉阳铁厂后来变成了武汉钢铁公司，自强学堂变成了武汉大学。可以说，张之洞是真正懂“实业救国”的人。
5.2 教育改革的“先驱”：一不小心培养了“革命者”
张之洞办教育，本来是为了给洋务企业培养人才，给大清培养“忠臣”，可没想到，他办的学堂里，居然走出了一大批革命者。
比如自强学堂的学生黄兴，后来成了辛亥革命的领袖；武备学堂的学生吴禄贞，是反清革命的骨干；甚至他派去日本留学的学生，比如宋教仁、蔡锷，回来后都成了推翻大清的“急先锋”。有人开玩笑说：“张之洞是大清的‘掘墓人’，还是自己亲手培养的。”
其实这也不奇怪，张之洞办的学堂教西学、讲民权，还让学生接触西方的民主思想。学生们学了这些，自然会反思：为什么大清这么落后？为什么百姓这么苦？最后得出结论：要救中国，就得推翻大清。张之洞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晚年曾说：“我办教育，本想为朝廷育才，没想到育出了‘乱党’。”可他也没办法——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5.3 历史的评价：是“功臣”还是“保守派”？
张之洞去世后，有人骂他是“保守派”，因为他维护大清统治，反对激进的变法；有人夸他是“功臣”，因为他办实业、兴教育，为中国的近代化打下了基础。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张之洞就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是“保大清、强中国”，为了这个理想，他可以从清流变成洋务派，从“嘴炮”变成“实干家”；他可以放下和李鸿章的恩怨，一起办洋务；他可以顶着“抗旨”的风险，搞“东南互保”。他的“保守”，是怕激进的变革搞垮国家；他的“实干”，是想一点点让国家变强。
就像历史学家蒋廷黻说的：“张之洞是个好人，也是个能干事的人。他比李鸿章有理想，比康有为务实。如果大清多几个张之洞，也许不会亡得那么快。”
如今，武汉的龟山脚下，汉阳铁厂的遗址还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还能看到张之洞当年办学堂的痕迹；“汉阳造”步枪，还在博物馆里诉说着当年的故事。这些都是张之洞留给中国的遗产——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实业和教育根基。
这位晚清的“卷王”，用一辈子的时间，从“神童”到“探花”，从“清流”到“洋务派”，从“地方官”到“封疆大吏”，一直在为“强中国”而努力。虽然他没能保住大清，但他的实干精神，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