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先生蒲松龄：把狐鬼写成段子手的清代“故事大王”
第一章 淄川少年：从“书痴”到“狐鬼迷”的养成记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山东淄川（今淄博）蒲家添了个男娃，老爹蒲盘掐着手指头算了算，自家虽说祖上是“世传旧业，田连阡陌”的地主，可到自己这辈早败落了，只能靠做点小生意糊口——今天卖卖丝绸，明天倒倒粮食，活像个“清代版个体户”。看着怀里皱巴巴的娃，蒲盘没指望他将来重振家业，只盼着这孩子能认几个字，别跟自己似的“睁眼瞎”，于是给娃取名“松龄”，字“留仙”，意思简单直白：好好活着，多留几年仙气儿，别跟家里的家业似的说没就没。
谁知道这蒲松龄打小就不按常理出牌。别的小孩在村口追鸡撵狗时，他抱着本《山海经》蹲在墙角啃得津津有味，连老妈喊他吃饭都得喊三遍——第一遍“松龄吃饭了”，没反应；第二遍“再不吃菜凉了”，还是没反应；第三遍“你那本画妖怪的书被你爹收了”，他“噌”地一下就蹿回来了，活像被踩了尾巴的小狐狸。村里老人见了都笑：“蒲家这娃，怕不是被书里的妖精勾了魂哟！”
蒲松龄的“妖精情结”，打小就刻在骨子里。淄川这地方本就多山多树，村口老槐树下、后山破庙里，总流传着各种狐仙鬼怪的故事。夏夜纳凉时，街坊邻居围坐在院里，张大爷说“前儿个见着个穿白衣服的姑娘，从坟堆里出来，手里还拎着个篮子，里面全是野果子”，李大妈接话“我娘家侄子更邪乎，晚上走夜路，见着个狐狸站在石头上说话，说他家祖坟埋错地儿了”。别的小孩听得缩在大人怀里发抖，蒲松龄却凑到跟前，睁着圆溜溜的眼睛追问：“那姑娘穿的是素色裙子还是花裙子？狐狸说话是尖嗓子还是粗嗓子？”气得他妈拍他后脑勺：“傻孩子，听这些不吉利的干啥！”他却振振有词：“这比先生讲的‘之乎者也’有意思多了！”
19岁那年，蒲松龄迎来了人生第一个小高峰——考秀才。清代考秀才要过“三关”：县试、府试、院试，跟现在考驾照似的，得一关一关过。别的考生熬夜背“四书五经”，他倒好，晚上还偷偷在油灯下写小纸条，把听来的狐鬼故事记下来，怕被老爹发现，还藏在《论语》的夹页里。谁知道考试时，他写文章竟顺手把故事里的“灵气”带了进去——别人写“君子喻于义”，干巴巴地讲道理；他写“君子当如狐，虽处山野，亦守本心”，把狐狸比成君子，既合规矩又有新意。主考官施闰章一看卷子，眼睛都亮了，提笔批了句“观书如月，运笔如风”，直接把他列成秀才里的“头名”。
消息传回淄川，蒲家炸开了锅。老爹蒲盘拿着录取通知书，手都抖了：“我儿这是要出息了！以后咱蒲家也有读书人了！”街坊邻居都来道贺，有人喊他“蒲秀才”，他却摸着后脑勺笑：“别叫我秀才，我还是喜欢听你们讲狐狸的故事。”那会儿没人想到，这个爱听狐鬼故事的秀才，后来会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聊斋先生”——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这会儿的蒲松龄，还沉浸在“一战成名”的喜悦里，以为接下来考举人、中进士是“手拿把攥”的事。他背着书箱，揣着老妈烙的煎饼，意气风发地去济南考乡试，临走前跟老爹打包票：“您等着，儿子下次回来，给您带个举人功名！”谁知道这一去，竟开启了他长达四十多年的“科举陪跑生涯”，活脱脱成了清代科举界的“最长情考生”。
第二章 科举浮沉：“考公钉子户”与“聊斋”的诞生
蒲松龄第一次考乡试，信心满满地进了考场。清代的乡试考场叫“贡院”，每个考生都得待在一个不到两平米的“号房”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跟现在的“隔离舱”似的，一待就是三天。别的考生进去就埋头写文章，蒲松龄倒好，白天写文章，晚上睡不着，就盯着号房的窗户发呆，琢磨着“这窗户外面要是跑过一只狐狸，会不会扒着窗户看我写卷子？”
结果可想而知，他的文章又写得“剑走偏锋”。考题是“不患人之不己知”，别人都写“君子当修身立德，不必在意他人眼光”，他却写“人不知我，如狐居穴中，虽无人见，亦自有明月清风”——又把狐狸搬出来了。主考官看了，皱着眉头说“文虽奇，却不合时宜”，直接把他的卷子扔到了一边。蒲松龄拿着落榜通知书，站在贡院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举子，心里五味杂陈：“我这狐狸，咋就不受考官待见呢？”
可他偏是个不服输的性子。落榜了没关系，下次再来！于是从20岁到60岁，蒲松龄前前后后考了十几次乡试，每次都背着书箱、揣着煎饼去济南，每次都满怀希望地进去，灰头土脸地出来。有一回，他都快50岁了，头发都白了一半，还跟年轻考生一起挤在号房里。旁边的小伙子见他年纪大，还劝他：“老伯，您这把年纪了，还来遭这份罪干啥？”蒲松龄叹口气，摸出怀里的小本本：“我不是为了功名，就是想看看，我这写故事的脑子，啥时候能让考官看顺眼。”
其实蒲松龄心里清楚，他不是写不好“标准答案”，只是他骨子里的“故事魂”不允许。每次写科举文章，他总忍不住把听来的奇闻异事揉进去——写“仁政”，他会写“某县令善待狐仙，狐仙帮他治理蝗灾”；写“孝道”，他会写“某书生为救母亲，跪求鬼医赐药”。这些故事在他看来“既合情理，又有温度”，可在考官眼里，就是“离经叛道，不务正业”。久而久之，蒲松龄也看开了：“既然考官不喜欢我的故事，那我就把故事写给老百姓看！”
康熙元年（1662年），22岁的蒲松龄在自家院子里盖了间小书房。书房不大，也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窗户对着后院的菜园，夏天能听见蝉鸣，秋天能看见落叶。他给书房起了个名字，叫“聊斋”——“聊”是聊天、闲谈的意思，“斋”是书房，合起来就是“用来聊天讲故事的书房”。每次从济南落榜回来，他就坐在聊斋里，把路上听来的、街坊说的狐鬼故事整理出来，写在纸上。那会儿纸贵，他就用废纸、旧账本，甚至把别人写坏的卷子翻过来写，写完了就用线串起来，堆在书架上。
有一回，他邻居家的仆人晚上走夜路，遇到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姑娘说自己是后山的狐仙，迷路了，想让仆人送她回家。仆人吓得拔腿就跑，第二天跟蒲松龄说这事，还心有余悸：“那姑娘的眼睛绿油油的，跟灯笼似的！”蒲松龄一听，眼睛都亮了，拉着仆人问了半天：“姑娘穿的红衣服是绣花的还是素面的？她说话有没有口音？你跑的时候，她有没有追你？”仆人被问得哭笑不得：“蒲先生，您咋比我还关心那狐仙呢？”蒲松龄笑着说：“你这故事，比我考场上写的文章有意思多了，我得记下来，不然明天就忘了。”
慢慢的，“蒲秀才爱听故事、写故事”的名声在淄川传开了。有人路过蒲家，看到聊斋的窗户亮着灯，就会隔着墙喊：“蒲先生，我给您说个新鲜事，您要不要听？”蒲松龄一听，赶紧开门迎客，还泡上一壶粗茶，拿出小本本等着。有一回，一个卖货郎来给他送针线（他妻子刘氏要做针线活），顺便说“我在青州遇到个鬼，那鬼还跟我讨酒喝，说他生前是个酒坊老板”，蒲松龄赶紧放下手里的笔，拉着卖货郎不让走：“你先别急着走，把那鬼讨酒的细节跟我说说，我给你加钱买针线！”卖货郎乐了：“蒲先生，您这不是买针线，是买故事啊！”
就这样，聊斋里的故事越来越多，堆在书架上的纸卷也越来越高。蒲松龄给这些故事起了个总名，叫《聊斋志异》——“志”是记录，“异”是奇异的事，合起来就是“在聊斋里记录的奇异故事”。他在序言里写：“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意思是“我把零碎的故事凑起来，像收集狐狸腋下的白毛织成皮衣，不过是胡乱续写阴间的记录；喝着酒写这些字，也只是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懑罢了”。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这部“孤愤之书”，后来会成为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而他“聊斋先生”的名号，会比他求之不得的科举功名，流传得更久、更远。
第三章 西宾岁月：毕府里的“故事捕手”与“聊斋先生”的传开
康熙九年（1670年），30岁的蒲松龄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被淄川首富毕际有请去当“西宾”，也就是家庭教师。毕家是淄川的名门望族，毕际有当过知府，家里藏书多、客人多，还自带一个大花园，比蒲家的小院气派多了。蒲松龄一开始还挺犹豫：“我这天天写狐鬼故事的人，能教好人家的公子吗？”毕际有却笑着说：“我早就听说蒲先生才学高，还会写奇闻异事，我家公子就爱听这些，您去了，正好能教他读书，还能给我们解闷。”
就这样，蒲松龄搬进了毕府，住进了专门为他准备的书房——这书房比他家的聊斋大多了，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珍本典籍，窗户对着毕府的花园，春天能看见桃花，夏天能闻到荷香。毕际有对他很客气，不仅给的薪水高，还允许他自由安排时间：“公子的功课教完了，先生想写东西、听故事，都随您。”蒲松龄这下可乐坏了，他把自己的小本本带到毕府，一边教公子读书，一边继续搜集故事——毕府的客人多，有当官的、经商的、读书的，每个人都能带来一堆新鲜故事，简直是“故事宝库”。
有一回，毕际有请了个从京城来的官员吃饭，官员说“京城里有个御史，晚上回家，见着个穿官服的人坐在自家客厅里，那人说自己是前朝的御史，埋在御史家的院子里，最近院子里要挖井，怕挖到自己的坟，特来求个情”。御史一开始不信，结果第二天让人在院子里挖，真挖出来一具棺材，棺材上还刻着前朝御史的名字。蒲松龄正好在旁边陪客，一听这故事，赶紧掏出小本本记，连饭都忘了吃。官员见了，笑着说：“毕府的西宾，怎么还跟个小记者似的？”毕际有赶紧解释：“这是蒲松龄先生，他在写一部奇书，专记这些狐鬼故事。”官员点点头：“原来如此，蒲先生这爱好，倒也别致。”
还有一次，毕府的一个老仆人跟蒲松龄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山上砍柴，遇到个老太太，老太太说自己是山精，能预知天气，还教他“要是看见蚂蚁搬家、蛇过道，第二天准下雨”。老仆人照着做，从来没错过。蒲松龄听了，不仅记下来，还跟老仆人约好：“以后您再听着什么新鲜事，可得第一时间告诉我。”老仆人笑着说：“放心吧，蒲先生，我知道您爱听这些，以后有故事，我先给您留着！”
在毕府的这三十年，是蒲松龄搜集故事最多、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不仅从客人、仆人那里听故事，还经常去毕府周边的村子里串门，跟老百姓聊天。有一回，他去村里的茶馆喝茶，见着个老头在给人讲“狐仙报恩”的故事：有个穷书生，冬天在雪地里救了一只冻僵的狐狸，后来狐狸变成姑娘，天天来给书生做饭、缝衣服，还帮书生考中了秀才。蒲松龄听得入了迷，等老头讲完，他赶紧递上一壶茶：“老伯，您这故事真好听，还有没有别的？”老头见他客气，又讲了好几个，蒲松龄一直听到天黑才回毕府，回去后连夜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还在后面加了句点评：“狐虽异类，亦有感恩之心，比有些人强多了。”
慢慢的，“蒲先生爱听故事、写故事”的名声从淄川传到了周边的区县，有人甚至专门从外地来毕府，就为了给蒲松龄讲个故事。有一回，一个从潍坊来的商人，特意绕路来毕府，跟蒲松龄说“我在海上遇到个美人鱼，美人鱼还跟我要了块绣花手帕”。蒲松龄赶紧问细节，商人说“美人鱼的头发很长，皮肤很白，说话像唱歌似的”。蒲松龄记下来后，还跟商人说：“要是您下次再遇到美人鱼，记得帮我问问，她有没有见过海上的鬼船。”商人被逗得哈哈大笑：“蒲先生，您可真有意思，我看您不叫蒲松龄，叫‘聊斋先生’才对！”
“聊斋先生”这个称呼，就这么传开了。一开始，只有毕府的客人、周边的老百姓这么叫他，后来连淄川的官员、读书入也这么叫。有一回，淄川知县来毕府拜访毕际有，问起蒲松龄，毕际有说“就是那个在书房里写狐鬼故事的蒲先生”，知县笑着说：“我知道，就是那个‘聊斋先生’嘛，我还听人说过他写的《画皮》，写得可吓人了！”蒲松龄听了，心里又高兴又感慨：“我考了这么多年科举，没人记住我的名字，倒是这些狐鬼故事，让大家记住了‘聊斋先生’这个称呼。”
在毕府的三十年，蒲松龄不仅搜集了大量故事，还完成了《聊斋志异》的大部分篇章。他把写好的稿子整理出来，装订成册，放在毕府的书房里。毕际有的公子、客人都爱借来看，有人看完还会跟他讨论：“先生，您写的《聂小倩》里，宁采臣要是没遇到燕赤霞，会不会被小倩害死啊？”蒲松龄笑着说：“宁采臣心善，就算没遇到燕赤霞，小倩也不会害他——狐鬼虽异，亦懂善恶。”
康熙四十年（1701年），61岁的蒲松龄因为年纪大了，从毕府辞了职，回到了自家的聊斋。临走前，毕际有拉着他的手说：“先生在我家三十年，不仅教好了公子，还留下了这么多好故事，我真舍不得您走。”蒲松龄笑着说：“毕公放心，我回到聊斋，还会继续写故事，以后有新故事，我再给您送过来。”就这样，“聊斋先生”带着他的故事，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只是这时候，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山东，甚至传到了京城。
第四章 《聊斋志异》：“狐鬼代言人”的心血之作与流传趣事
回到聊斋的蒲松龄，虽然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但写故事的劲头一点没减。他把在毕府搜集的故事重新整理、修改，还加入了自己这些年的感悟。比如《促织》里，他写一个老百姓因为官府要蟋蟀，被逼得家破人亡，最后儿子变成蟋蟀，帮家里渡过难关——这个故事其实是他听一个老农民说的，老农民说自己年轻时就因为没抓到蟋蟀，被官府打得半死。蒲松龄在写的时候，忍不住加了句点评：“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这话里的愤懑，既是老农民的，也是他自己的——他考了一辈子科举，见多了官场的黑暗、老百姓的苦难，这些都藏在他的狐鬼故事里。
那会儿《聊斋志异》还没刻印，只有手抄本在民间流传。有人抄了稿子，拿去茶馆里念给老百姓听，每次念到“聂小倩宁死不害宁采臣”“小翠帮元丰考中秀才”，老百姓都听得津津有味，有的还会跟着哭、跟着笑。有一回，淄川的一个茶馆老板，因为天天念《聊斋志异》，生意火得不行，特意给蒲松龄送了两斤茶叶：“蒲先生，您这书就是我的‘招财符’，我得好好谢谢您！”蒲松龄笑着说：“只要大家爱听，我就没白写。”
可手抄本也有麻烦——有人抄的时候，会偷偷改情节。比如《画皮》里，本来是王生被女鬼害死，后来被道士救活，有人觉得“太吓人了”，就改成“王生识破女鬼的计谋，把女鬼赶走了”；还有《婴宁》里，婴宁本来爱开玩笑，甚至有点“没规矩”，有人觉得“不符合大家闺秀的样子”，就改成“婴宁后来变得端庄稳重，再也不笑了”。蒲松龄知道后，又气又无奈，只好在自己的稿子上写：“抄书者请勿擅改，若改之，便失我本意矣。”可还是挡不住有人改，他只好叹口气：“算了，只要大家能从故事里明白点道理，改就改吧，总比没人看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70岁的蒲松龄终于迎来了一个“迟到的功名”——他被补为“岁贡生”。岁贡生是清代科举制度里的“安慰奖”，就是给那些年纪大、屡试不第的秀才一个“官方身份”，不用再考乡试，也能享受一点小特权，比如见了知县不用下跪。淄川知县亲自来蒲家道贺，说“蒲先生，您这岁贡生，可是实至名归啊！”蒲松龄却笑着说：“我考了一辈子，最后拿了个‘岁贡生’，说起来还得谢谢我那些狐鬼朋友——要是没有它们陪着我，我早放弃了。”
这时候的蒲松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眼睛花得厉害，手也有点抖，写东西得靠儿子蒲箬帮忙抄。他把《聊斋志异》的稿子交给蒲箬，说：“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你要好好保存，等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把它刻印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蒲箬点点头：“爹，您放心，我一定办到。”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二十二日，76岁的蒲松龄在聊斋里走完了他的一生。临终前，他还摸着书架上的《聊斋志异》稿子，跟蒲箬说：“我这辈子，没中过举人，没当过官，可我写了这些故事，也算是没白活……以后别人问起我，别说我是岁贡生，就说我是‘聊斋先生’吧。”
蒲松龄去世后，蒲箬按照父亲的遗愿，开始整理《聊斋志异》的稿子，准备刻印。可刻印需要钱，蒲家不富裕，蒲箬只好四处找人帮忙。有一回，他找到当时的大文学家王士祯，王士祯早就听说过“聊斋先生”的名声，还读过《聊斋志异》的手抄本，一看蒲箬送来的稿子，赶紧说：“这是天下奇书，必须刻印！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在王士祯的帮助下，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聊斋志异》终于第一次刻印出版，书的扉页上写着“淄川蒲松龄留仙着 聊斋先生手订”——“聊斋先生”这个名号，正式印在了书上，传遍了天下。
《聊斋志异》刻印后，立刻成了“畅销书”，无论是读书人还是老百姓，都爱读。有人说“读《聊斋》，比读四书五经有意思多了”，有人说“聊斋先生写的狐鬼，比人还懂人情世故”。就连当时的乾隆皇帝，都偷偷读《聊斋志异》，还跟大臣说：“这个蒲松龄，真是个奇才，要是他活在朕的时代，朕一定让他当翰林！”可惜乾隆皇帝不知道，蒲松龄这辈子，最想要的不是翰林，而是有人能懂他故事里的“孤愤”——那些藏在狐鬼故事里的对公平的渴望、对善良的赞美、对黑暗的批判。
第五章 多才多艺：“聊斋先生”不只是写鬼故事的
很多人提到“聊斋先生”，就想到《聊斋志异》，想到狐鬼故事，其实蒲松龄可不是个“只会写鬼故事的作家”——他会写诗、会写词、会写散文，还懂农业、懂医学、懂戏曲，简直是个“清代全才”。
蒲松龄的诗写得很接地气，不像当时的文人那样“无病呻吟”。他写农民种地的辛苦：“农夫日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比李绅的《悯农》更具体，更真实；他写自己考科举的无奈：“年年科举苦奔忙，老去空添鬓上霜。莫道功名如粪土，也曾梦里到金銮”——没有抱怨，只有自嘲，让人看了又好笑又心疼。他的诗集叫《聊斋诗集》，里面有几百首诗，每一首都像“生活日记”，记录着他的喜怒哀乐。
他的词也写得很好，尤其是爱情词，写得缠绵悱恻。比如《蝶恋花·赠内》，是写给妻子刘氏的：“二十年来同冷署，忍说分离，只恐伤卿意。别后相思空寄与，梦中犹自寻君去。”刘氏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读过多少书，却一辈子支持蒲松龄写故事——蒲松龄在毕府教书时，刘氏在家操持家务，还帮他整理故事素材；蒲松龄考科举落榜时，刘氏从不埋怨，只说“没关系，下次再来，家里有我呢”。蒲松龄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和刘氏结婚二十年了，词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对妻子的感激和思念，读来让人感动。
蒲松龄还懂农业，写了本《农桑经》，专门教老百姓怎么种地、怎么养蚕。他在《农桑经》里写“种麦要趁早，早种早收粮”“养蚕要勤扫，扫净蚕不病”，都是他从老百姓那里学来的经验，简单实用。淄川的农民都爱读《农桑经》，有人说“照着蒲先生的书种地，收成比以前好多了”。蒲松龄写《农桑经》的时候，还跟人说：“我写狐鬼故事，是为了给人解闷；写《农桑经》，是为了给人帮忙——都是正经事。”
他还懂医学，写了本《药崇书》，里面记录了很多民间偏方，比如“治感冒：生姜三片、葱白三段，煮水喝，出汗即愈”“治腹泻：炒山药研成粉，用开水冲服，每日三次”。这些偏方都是他从老中医、老百姓那里搜集来的，经过自己验证，确实有效。有一回，邻居家的孩子得了感冒，发烧不退，邻居急得不行，蒲松龄赶紧让他按《药崇书》里的方子煮水，孩子喝了之后，果然出了汗，烧也退了。邻居感激地说：“蒲先生，您不仅会写故事，还会治病，真是个活菩萨！”
蒲松龄还会写戏曲，他写过《闹馆》《钟妹庆寿》等好几出戏，都是民间小戏，语言通俗，情节有趣，很受老百姓欢迎。有一回，淄川的戏班演《闹馆》，讲的是一个穷书生在茶馆里教书，跟茶馆老板斗智斗勇的故事，台下的老百姓笑得前仰后合，还有人喊：“再演一遍！再演一遍！”戏班老板跟蒲松龄说：“蒲先生，您写的戏比那些大戏好看多了，以后您得多写几出！”蒲松龄笑着说：“只要大家爱看，我就写。”
其实，蒲松龄的这些“多才多艺”，都跟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一辈子生活在底层，跟农民、商人、仆人打交道，听他们说种地的事、治病的事、唱戏的事，然后记下来，整理成书。他不像当时的文人那样“高高在上”，而是把自己当成“老百姓中的一员”，所以他写的东西，老百姓都爱读、爱用。
有人问蒲松龄：“您又写故事、又写诗、又写农书，不累吗？”蒲松龄笑着说：“累是累，可我觉得有意思。我这辈子，没当过大官，没发过大财，可我能用我的笔，给老百姓带来点快乐、带来点帮助，就够了。”这就是“聊斋先生”——不只是个写鬼故事的，更是个接地气、懂生活、爱老百姓的文人。
第六章 身后名：“聊斋先生”如何成为不朽的文化符号
蒲松龄去世后，“聊斋先生”的名号不仅没有被遗忘，反而越来越响，《聊斋志异》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几百年来，人们读《聊斋》、评《聊斋》、改编《聊斋》，“聊斋先生”的故事，也成了中国文化里的一段佳话。
清代的时候，就有很多文人给《聊斋志异》写点评，其中最有名的是王士祯和冯镇峦。王士祯说“《聊斋志异》是‘一书而兼二体’，既有志怪小说的奇，又有传奇小说的情”；冯镇峦说“聊斋先生写狐鬼，不是为了吓人，而是为了‘借鬼讽人’，把人世间的道理藏在故事里”。这些点评，让更多人看懂了《聊斋志异》的深意——它不只是一本“鬼故事集”，更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人世间的善恶、美丑、悲欢。
到了近现代，《聊斋志异》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传到了国外。法国大作家雨果读了《聊斋志异》后，说“这个中国作家，用狐鬼故事写出了人类共有的情感”；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也说“《聊斋志异》里的故事，比欧洲的童话更有深度”。“聊斋先生”这个名号，也成了中国文学的“名片”，让世界知道了中国有个会写狐鬼故事的文人。
现在，《聊斋志异》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戏曲、动漫，成了“Ip常青树”。比如《聂小倩》，先后被改编成了《倩女幽魂》《新倩女幽魂》等电影，张国荣、王祖贤演的“宁采臣与聂小倩”，成了几代人的回忆；《画皮》也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里面的“狐妖”形象，既美丽又吓人，让人印象深刻。每次有《聊斋》改编的作品上映，都会有人说“这是聊斋先生的故事，必须看”——“聊斋先生”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文学界，走进了大众的生活。
在淄川，“聊斋先生”更是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那里有“蒲松龄故居”，就是当年的“聊斋”，里面保存着蒲松龄的手稿、书桌、椅子，还有他搜集故事用的小本本；有“聊斋城”，里面有“狐仙园”“鬼狐一条街”，还原了《聊斋志异》里的场景；每年还会举办“蒲松龄文化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这里，听《聊斋》故事、看《聊斋》戏曲，感受“聊斋先生”的文化魅力。
有人说，蒲松龄这辈子“怀才不遇”，没中过举人，没当过官，很可惜。可要是他真中了举人、当了官，也许就没时间写《聊斋志异》，也成不了“聊斋先生”了。就像他自己在《聊斋志异》里写的：“人生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唯有文章，能传之久远。”他的科举功名早就被人忘了，可他的《聊斋志异》、他的“聊斋先生”名号，却流传了三百多年，还会一直流传下去。
现在，每当有人翻开《聊斋志异》，读到“聂小倩”“婴宁”“画皮”的故事，都会想起那个在聊斋里听故事、写故事的老人——他穿着粗布衣服，坐在油灯下，手里拿着小本本，眼睛里闪着光，仿佛在说：“来，我给你说个狐鬼故事，这里面，有你想听的人情世故，有你想懂的人生道理。”
这就是“聊斋先生”蒲松龄——一个用狐鬼故事写尽人间冷暖的文人，一个把平凡人生过成不朽传奇的“故事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