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亭亭长李宝嘉：把官场写成“段子集”的清代“吐槽大师”
第一章 常州少年：从“书香子弟”到“失意秀才”的反转人生
清同治六年（1867年），江苏常州的李家添了个男娃，老爹李翼清抱着娃笑得合不拢嘴——这李家可不是普通人家，祖上出过举人，到李翼清这辈还在河南当知县，虽说官不大，但也算“书香官宦世家”。按家里的规矩，得给娃取个文雅的名字，李翼清翻了半天《论语》，敲定“宝嘉”二字，字“伯元”，又怕娃将来太文弱，补了个小名“李伯”，意思是“既要有文人的宝贝才华，也要有男子汉的元气”。
谁知道这李宝嘉打小就不按“官宦子弟剧本”走。别的少爷在书房里背“四书五经”时，他偷偷把《三国演义》藏在《礼记》下面，看得入迷时还会拍着桌子喊“曹操这招太损了！”；别的少爷学骑马射箭时，他蹲在院子里跟老仆人聊“衙门里的新鲜事”，听老仆人说“知县老爷昨天收了商户的银子，就把偷税的事压下来了”，他还会追着问“那银子是五十两还是一百两？老爷收的时候脸红不红？”气得李翼清拍桌子：“我让你学当官的本事，不是让你学当‘衙门探子’！”
李宝嘉的“吐槽天赋”，打小就藏不住。常州城里有个张秀才，天天装模作样背诗，其实连“平仄”都搞不清，还总爱跟人吹嘘“我跟知府大人吃过饭”。李宝嘉见了，当场编了个顺口溜：“张秀才，爱吹牛，见了知府头就勾；背诗错了平仄韵，还说‘是诗太别扭’”，气得张秀才追着他满街跑，他却边跑边喊：“我说的是实话！你要是真有本事，咋不考个举人给大家看看？”
12岁那年，李宝嘉迎来了人生第一个“暴击”——老爹李翼清在河南任上病逝了。家里没了顶梁柱，家产很快被亲戚们“借”走大半，从“不愁吃穿的少爷”变成“得靠典当度日的穷书生”，李宝嘉只用了半年。有回他去当铺当母亲的银镯子，掌柜的故意压价：“这镯子是旧的，最多给你十两银子。”李宝嘉盯着掌柜的算盘，慢悠悠说：“掌柜的，我爹以前当知县时，你还送过他一对金镯子，说‘大人清廉，小的一点心意’，怎么到我这，银镯子就不值钱了？”掌柜的脸一红，赶紧给了二十两——这是他第一次靠“嘴皮子”护着家里的东西。
18岁那年，李宝嘉按家里的期望去考秀才。清代考秀才要过“县试、府试、院试”三关，跟现在考驾照似的，得一关一关熬。他进考场前，母亲塞给他两个肉包子：“好好考，将来考中举人，咱李家就能再站起来了。”李宝嘉咬着包子点头，心里却犯嘀咕：“要是当官都像老仆人说的那样，考中了又有啥意思？”
结果他还真考上了秀才。主考官看他的文章，写得“条理清晰，还带着点锐气”，批了句“观其文，知其有骨”，直接把他列进了“秀才名单”。消息传回常州，母亲哭着摸他的头：“你爹在天有灵，终于看到你有出息了！”可李宝嘉却没多高兴——他在考场里听考生聊“谁给考官送了礼”“谁找了枪手代笔”，心里凉了半截：“原来这秀才功名，也不是靠真本事就能拿到的。”
接下来考举人，李宝嘉彻底“摆烂”了。别人熬夜背“八股范文”，他在客栈里写“官场小段子”；别人琢磨“怎么讨好考官”，他在卷子上写“当官若只为捞钱，不如回家卖红薯”。不出所料，他落榜了。朋友劝他：“你就不能写点考官爱听的？稍微装装样子也行啊！”李宝嘉笑着说：“让我装模作样哄考官，还不如让我去街头说书——至少说书还能说点实话。”
就这么着，20岁的李宝嘉彻底放弃了“科举当官”的路。他背着书箱，揣着母亲给的最后五十两银子，跟母亲说：“娘，我去上海闯闯，听说那地方能靠写东西吃饭，我不想当贪官，就想把贪官的事写出来，让大家看看！”母亲抹着眼泪点头：“你爹要是知道你有这骨气，肯定高兴。”谁也没想到，这次上海之行，不仅让李宝嘉找到了“人生赛道”，还让他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南亭亭长”——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第二章 上海打拼：从“报馆小编”到“南亭亭长”的进阶之路
光绪十八年（1892年），25岁的李宝嘉背着书箱走进上海时，差点被眼前的景象吓着——黄浦江里的外国轮船冒着黑烟，马路上的黄包车跑得比马车还快，穿西装的洋人跟穿长袍的商人挤在一起，连街边的茶馆都贴着“今日讲《海国图志》”的海报。他站在南京路路口，摸了摸怀里的五十两银子，心里犯嘀咕：“这地方跟常州差太远了，我能靠写东西活下去吗？”
幸运的是，他很快找到了“饭碗”——上海的《指南报》缺个编辑，老板听说他是秀才，还会写“段子”，就招他来当“社会新闻撰稿人”。这活说好听点是“编辑”，其实就是“跑街记者”，天天得去茶馆、码头、衙门门口打听新鲜事，写点“张三丢了驴”“李四告官被驳回”的短讯。别人嫌这活累，李宝嘉却乐在其中——他终于能光明正大地“听八卦、写实话”了。
有一回，他听说上海道台（相当于市长）跟外国商人勾结，把江边的码头低价卖给洋人，老百姓去抗议还被衙役打了。他赶紧跑到码头，找受伤的老百姓聊天，又偷偷去道台衙门门口蹲点，看见道台坐着轿子去洋行赴宴，轿子后面还跟着两个扛着礼盒的仆人。他把这些都记下来，写成一篇《道台卖码头，百姓受欺凌》的短文，刊登在《指南报》上。文章一出来，上海的老百姓都炸了锅，道台气得要封报馆，老板吓得要删文，李宝嘉却梗着脖子说：“我写的都是实话，要封报馆先把我抓起来！”最后还是洋行老板怕事情闹大，出面调解才算了结——这是他第一次靠文章“硬刚”官员。
后来他又换了几家报馆，从《指南报》到《游戏报》，再到《海上繁华报》，越干越顺手。他写的文章不只是“新闻”，还加了很多自己的调侃，比如写某个官员贪污：“这位大人的口袋比仓库还能装，老百姓的银子进去了，就跟石沉大海似的——哦不对，石沉大海还能听见响，这银子进去连个响都没有。”老百姓爱看他的文章，报馆的销量也跟着涨，老板笑着说：“李伯元，你这不是写新闻，是写‘官场笑话集’啊！”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宝嘉自己创办了《指南报》（跟之前的同名报馆没关系），还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南亭亭长”。有人问他为啥取这个名，他笑着解释：“‘南亭’是我在上海租的小院子里的一个亭子，我天天在亭子里写文章，就跟个‘亭长’似的管着这方小天地；再说了，汉代的刘邦以前也是亭长，我这‘南亭亭长’，说不定也能写出点‘惊动天下’的东西。”其实他没说的是，“南亭”的“南”，还藏着对家乡常州的思念——常州在上海北边，他在南边的亭子里写文章，也算“以亭为桥，连着家乡”。
“南亭亭长”这个笔名一用，很快就火了。上海的老百姓买报时，都跟报童说：“要南亭亭长写的那版！”有回他去茶馆喝茶，邻桌的两个商人在聊他的文章：“你看南亭亭长写的那个‘知府吃回扣’的事，我跟你说，那就是真的！我表哥就在那知府手下当差，天天跟我吐槽。”李宝嘉听了，偷偷把这话记在笔记本上——这又是一个“官场素材”。
在上海的十年，李宝嘉成了“官场素材收集专业户”。他的笔记本里记满了各种“官员糗事”：有个知县为了升官，给上司送了个金菩萨，结果金菩萨是镀金的，被上司发现后贬到了偏远地区；有个知府怕老百姓告他贪污，把告状的人都抓起来，说“你们是‘刁民’，敢告官就是违抗朝廷”；还有个海关官员，跟洋人勾结走私，把国家的银子装进自己口袋，还说“我这是‘为朝廷创收’”。这些素材，后来都成了他写《官场现形记》的“弹药库”。
有一回，他的朋友吴趼人（后来也成了着名作家，写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来他家做客，看见他的桌子上堆着十几本笔记本，翻开来全是“官员八卦”，忍不住笑：“伯元，你这哪是当编辑，你是在给官场‘编档案’啊！”李宝嘉也笑：“我就是要把这些档案整理好，写成一本书，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这些官员到底在干些啥！”吴趼人点点头：“好！你要是写，我肯定第一个读，还帮你宣传！”
第三章 《官场现形记》：“南亭亭长”的“官场吐槽大全”诞生记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36岁的李宝嘉坐在南亭里，看着桌子上堆得像小山似的笔记本，终于下定决心：“就现在，开始写！”他要写一本“把官场扒得底朝天”的书，书名早就想好了——《官场现形记》，意思简单直白：“把官场的真面目，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为了写这本书，李宝嘉把自己的“作息表”改成了“昼夜颠倒模式”。白天他去茶馆、码头“挖素材”，听三教九流聊官场新鲜事；晚上回到南亭，点上油灯，趴在桌子上写稿子，有时候写得太投入，天亮了都不知道。他的妻子心疼他，端来一碗热粥：“你天天这么熬，身体会垮的。”他头也不抬：“我要是不抓紧写，这些官员的糗事就被新的糗事盖过去了，我得赶在他们‘换花样’前写下来！”
《官场现形记》里的故事，几乎全是“有原型、有细节”的真事，只不过换了个名字。比如“华中堂卖官”的故事，原型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刚毅——刚毅为了捞钱，把“知县”“知府”的官帽明码标价，知县一百两，知府五百两，还说“这是‘为朝廷筹钱’，不算贪污”。李宝嘉在书里写：“华中堂坐在家里，就跟开杂货店似的，官帽摆了一桌子，谁给的银子多，谁就拿走——只不过杂货店卖的是东西，他卖的是老百姓的命。”
还有“钱典史买官”的故事，原型是上海的一个小吏——这小吏花了两百两银子买了个“典史”（相当于派出所所长），上任第一天就跟手下说：“我花了两百两买这个官，得在半年内赚回来，你们看着办。”手下心领神会，天天去老百姓家里“找茬”，今天说“你家的鸡叫得太响，影响官老爷休息”，明天说“你家的门槛太高，挡了官老爷的路”，逼着老百姓送钱。李宝嘉在书里写：“这钱典史哪是来当官的，是来当‘土匪’的——土匪还讲点规矩，他连规矩都不讲！”
写这本书的时候，李宝嘉还发明了“幽默吐槽法”——明明是很严肃的官场黑暗，他偏用调侃的语气写，让读者笑着笑着就心里发堵。比如写一个官员贪污赈灾款：“这位大人拿到赈灾款，先给自己买了个小妾，再给儿子买了匹好马，最后剩下的十两银子，还跟手下说‘这是给老百姓的“救命钱”，你们可别乱花’——老百姓要是知道，怕是要哭着喊‘大人，我们的命还不如您的小妾金贵啊！’”
《官场现形记》一开始是在李宝嘉自己办的《世界繁华报》上连载，每星期登两回。老百姓等着看连载，比等着领俸禄还积极——有个茶馆老板为了吸引顾客，专门把报纸贴在墙上，让识字的人念给大家听，念到“官员贪污”的地方，大家就拍桌子骂；念到“官员出糗”的地方，大家就哈哈大笑。有回李宝嘉去这家茶馆，老板认出他，赶紧端来一壶好茶：“南亭亭长，您这书就是我们茶馆的‘招牌’，您可得多写点！”
连载还没写完，麻烦就找上门了。有个被影射的官员，派手下拿着银子来找李宝嘉：“李先生，这五百两银子您拿着，把书里那几段改改，别让人认出是我。”李宝嘉把银子推回去，笑着说：“大人，我写的是‘官场现形’，不是‘某个人现形’——要是您觉得书里的人像您，那说不定是您自己对号入座了。”手下气得脸都红了，放下狠话：“你等着，我们大人不会放过你的！”李宝嘉却一点不怕：“我要是怕，就不写这本书了。”
还有些官员想封报馆，李宝嘉就找朋友帮忙——上海的文人、报馆老板都支持他，联名写了封信给两江总督，说“《官场现形记》是‘醒世之作’，让老百姓知道官场的真相，才能让官场变好”。两江总督怕事情闹大，只好作罢。李宝嘉笑着跟吴趼人说：“你看，只要我写的是实话，就有人帮我——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谁对谁错，他们清楚得很。”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官场现形记》已经连载了二十多回，成了上海最火的“畅销书”。有人把连载的内容抄下来，装订成小册子，在街头巷尾卖，一毛钱一本，比《三国演义》还卖得好。有个考生去考科举，在卷子上引用了《官场现形记》里的话，主考官看了不仅没生气，还批了句“南亭亭长之书，可醒世，可警人”——这大概是对李宝嘉最大的肯定。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本书快要写完的时候，李宝嘉的身体垮了。他天天熬夜写稿，又要应付官员的刁难，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他把大部分钱都投到报馆和写作上，自己天天吃咸菜稀饭），得了严重的肺病，咳嗽得连笔都握不住。妻子哭着劝他：“别写了，身体要紧啊！”他却摇摇头：“我得把这本书写完，我答应过老百姓，要让他们看到官场的‘全脸’，不能半途而废。”
第四章 多才多艺：“南亭亭长”不只是“官场吐槽博主”
很多人提到“南亭亭长”，就想到《官场现形记》，想到他吐槽官场的样子，其实李宝嘉可不是个“只会写官场段子的作家”——他会画画、会写戏曲、会编灯谜，还懂音律，简直是个“清代跨界艺术家”。
李宝嘉的画，跟他的文章一样，满是“讽刺味儿”。他最爱画“官场人物图”，画里的官员要么挺着大肚子（代表贪污），要么弯着腰（代表讨好上司），要么闭着眼睛（代表不管老百姓死活）。有一回，他画了幅《群官图》，里面有个官员的帽子上插着一根“钱串子”，手里拿着“百姓诉状”，却扔在地上，旁边配了句诗：“官帽插钱串，诉状当废纸；百姓喊冤苦，他说‘没看见’。”这幅画在上海的画坊里展出，老百姓看了都拍手叫好，官员看了却气得扭头就走。
他还会画“民间生活图”，比如《茶馆听书图》《码头卸货图》，画里的老百姓要么笑得开心，要么累得满头大汗，特别真实。有个画商想花一百两银子买他的《码头卸货图》，说“我把这幅画卖给洋人，能赚两倍的钱”。李宝嘉却摇摇头：“这幅画是给老百姓看的，不是给洋人当‘稀罕物’的——你要是想卖，就按原价卖给老百姓，别赚黑心钱。”画商只好作罢。
李宝嘉的戏曲写得也很精彩，尤其是“讽刺小戏”。他写过《爱国歌》《新茶花女》等好几出戏，语言通俗，情节有趣，还藏着对时事的看法。比如《爱国歌》里，他写了个“假爱国”的官员：天天喊着“要爱国，要抗洋”，背地里却跟洋人做生意，把国家的矿产卖给洋人，还说“我这是‘以洋制洋’”。这出戏在上海的戏园子里演出时，台下的老百姓一边笑一边骂，戏园老板说：“南亭亭长的戏，比那些‘才子佳人戏’好看多了——既解闷，又让人明白道理。”
他还会编灯谜，而且专编“官场灯谜”。比如“谜面：官员收礼（打一成语）”，谜底是“贪得无厌”；“谜面：知县升知府（打一俗语）”，谜底是“花钱买官做”。这些灯谜在上海的茶馆里流传很广，老百姓没事就互相猜，猜中了还会哈哈大笑：“南亭亭长这灯谜，真是说到咱们心坎里去了！”
李宝嘉还懂音律，会弹琵琶。他弹的琵琶曲不是“阳春白雪”的名曲，而是自己编的“民间小调”，比如《官场叹》《百姓苦》，曲调里满是对官场的愤懑和对老百姓的同情。有一回，他在朋友的聚会上弹《官场叹》，弹到“官员贪污老百姓苦，哭声传到天上去”时，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睛。朋友说：“伯元，你这琵琶弹得比唱的还好，比那些戏子的曲子有味道多了。”
其实，李宝嘉的这些“多才多艺”，都跟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在常州时跟老仆人学过画画，在上海时跟报馆的排版师傅学过刻字，跟戏园子里的戏子学过戏曲——他从不把自己当“文人”，而是把自己当成“老百姓中的一员”，所以他的画、他的戏、他的灯谜，都带着“老百姓的烟火气”，老百姓都爱听、爱看、爱玩。
有一回，上海的老百姓给李宝嘉送了块牌匾，上面写着“百姓喉舌”四个大字。李宝嘉捧着牌匾，眼睛都红了：“我这辈子没当过大官，没发过大财，可我能成为‘百姓喉舌’，能为老百姓说几句话，就够了。”妻子笑着说：“你看，老百姓都记着你的好呢。”
李宝嘉还特别关心“新事物”。那时候西方的报纸、书籍刚传到上海，很多文人都觉得“洋人的东西不好”，李宝嘉却主动去学——他跟洋人学英语，虽然只会说“hello”“thank you”，但能看懂英文报纸的标题；他看西方的小说，觉得“洋人写小说也会吐槽社会，跟我写《官场现形记》差不多”。他还在自己的报馆里开了个“新事物专栏”，介绍“火车怎么跑”“电灯怎么亮”，跟老百姓说“洋人的好东西，咱们也能学，也能用——只要别像官员那样，把洋人的坏东西也学来就行”。
有个年轻人问李宝嘉：“先生，您又写文章、又画画、又写戏，不累吗？”李宝嘉笑着说：“累是累，可我觉得有意思。我这辈子，就想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让官场干净一点——我写文章是为了骂贪官，我画画是为了让大家看清贪官的样子，我写戏是为了让大家笑着骂贪官，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第五章 身后名：“南亭亭长”如何成为不朽的“醒世符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38岁的李宝嘉在上海的南亭里走完了他的一生。临终前，他把《官场现形记》的手稿交给妻子，断断续续地说：“把……把稿子交给吴趼人……让他帮我……写完……别让老百姓……等急了……”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支写了无数“官场吐槽”的毛笔。
李宝嘉去世后，吴趼人按照他的遗愿，整理了《官场现形记》的手稿，又补写了几回，终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版了完整的版本。书的扉页上写着“南亭亭长李宝嘉着 吴趼人补订”，一出版就卖疯了——上海的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老百姓宁愿花一个月的工钱，也要买一本回家看；甚至连北京的官员，都偷偷托人买，想看看“书里有没有写自己”。
《官场现形记》很快就成了“清代第一谴责小说”，还被翻译成了英文、法文、日文，传到了国外。法国的汉学家马伯乐读了之后，说“这个中国作家，用幽默的笔调写出了官场的黑暗，比西方的讽刺小说更有力量”；日本的作家夏目漱石也说“《官场现形记》里的官员，跟日本明治时期的贪官很像，这是一本‘全人类的醒世书’”。“南亭亭长”这个名号，也跟着这本书，传遍了全世界。
在李宝嘉的家乡常州，老百姓为他建了个“南亭祠”，祠堂里挂着他的画像，画像下面写着“百姓喉舌，官场镜鉴”。每年清明，都有老百姓来祠堂祭拜，给画像前摆上他最爱吃的常州麻糕——有个老人说：“南亭亭长为老百姓说了一辈子实话，咱们不能忘了他。”
民国时期，《官场现形记》还是“畅销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官场现形记》乃谴责小说之集大成者，南亭亭长以其敏锐之观察，幽默之笔调，揭官场之丑，醒国民之魂，功不可没。”茅盾也说：“我小时候最爱读《官场现形记》，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当官的不是都像戏里演的那样‘清正廉洁’——这本书让我学会了‘睁眼看世界’。”
到了现代，《官场现形记》被改编成了电视剧、话剧、评书，成了“长盛不衰的Ip”。比如1997年的电视剧《官场现形记》，里面的“华中堂”“钱典史”等角色，让观众看得又气又笑；还有评书大师单田芳讲的《官场现形记》，在电台里播放时，听众来信堆成了山，都说“单先生讲的南亭亭长的故事，比现在的电视剧还好看”。
有人说，李宝嘉这辈子太短了，才38岁就走了，要是他能多活几年，肯定能写出更多好作品。可要是他真的多活几年，说不定会因为得罪太多官员，连《官场现形记》都写不完——就像他自己在书里写的：“人生在世，能做一件对得起老百姓的事，就不算白活。”他用38年的人生，做了一件对得起老百姓的事，就已经足够了。
现在，每当有人翻开《官场现形记》，读到“官员贪污”“买官卖官”的故事时，还会忍不住拍桌子骂；读到“老百姓受欺负”的故事时，还会忍不住心疼——这就是“南亭亭长”的厉害之处：他写的是清代的官场，可里面的人和事，却能让不同时代的人都“感同身受”。
就像南亭里的那盏油灯，虽然李宝嘉已经不在了，但油灯的光，却一直照着后来的人——照着大家看清官场的真相，照着大家守住心里的正义，照着大家为老百姓多说几句话。这就是“南亭亭长”李宝嘉——一个用幽默写尽官场黑暗的“吐槽大师”，一个用生命为老百姓发声的“醒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