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的雪，下起来便没了休止。
金州卫城头，一夜之间便覆上了半尺厚的积雪，将昨日激战留下的血迹、焦痕尽数掩埋，只余下一片刺目的白。寒风卷着雪沫，刀子般刮过垛口，守城的振明军士兵蜷缩在临时搭建的、蒙着毛毡和草席的避风棚里，轮流值哨。他们的棉甲外大多套着从清军府库中缴获的、不甚合身的羊皮袄或狗皮坎肩，手脚冻得麻木，呵出的白气瞬间凝成冰霜。
李九成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沿城墙巡视。这位登州老兵的脸颊和手背上都生了冻疮，红肿发亮，但他似乎毫无所觉，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个哨位，检查火铳是否受潮，火药是否保管妥当。城下，被俘的清军和征发来的民夫正在军官的监督下，清理被炸塌的城墙豁口，用冻土、碎石和砍伐的树木进行紧急加固。进度缓慢，严寒让泥土坚硬如铁，一镐下去只能留下个白点。
“将军，城东三里外的墩台哨回报，北面官道上发现大队人马行进痕迹，蹄印和车辙很新，方向朝南，估计是昨天后半夜过去的。”一名斥候什长顶着风雪跑来，低声禀报，“人数不好说，但从痕迹看，骑兵不少，可能还有炮车。”
李九成心头一紧。来了！比他预想的还要快。清廷在辽东再是空虚，金州、旅顺这样的要地失陷，也必然会第一时间调兵反扑。只是没想到，盛京（沈阳）的反应如此迅速。
“再探！弄清楚是哪部分的旗号，具体人数，有没有在附近扎营的迹象。”李九成沉声下令，“另外，多派几组人，沿着海边向东，看看旅顺口那边有没有陆上援军过去的动静。”
斥候领命而去。李九成快步走下城墙，回到临时作为指挥部的金州卫衙门。大堂里生着炭盆，稍微暖和些，但墙壁上依旧结着霜花。几个参谋和郑省英带来的向导正围着一张简陋的辽东地图争论。
“从盛京到金州，急行军也得四五日。看这痕迹，来的应该是前哨，或者是从辽阳、海城方向就近调集的兵马。”一个熟悉辽东地理的向导指着地图，“人数不会太多，但肯定是精锐，估摸着是满洲正身旗丁，或许还有些蒙古骑兵。”
“旅顺口那边，黄大帅的水师还在轰击，但口内水寨坚固，陆上营垒也多，急切难下。若陆上援军赶到，与水寨守军里应外合，黄大帅就危险了。”另一名参谋忧心忡忡。
李九成盯着地图，金州和旅顺相隔不过数十里，陆路相通。清军援兵若至，必然先解旅顺之围，还是先攻金州？或者，分兵两处？
“不能让他们合兵一处。”李九成斩钉截铁，“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打掉这支前哨，至少拖住他们！给黄大帅争取时间！”
“将军，我们只有两千人，守城尚可，野战……”参谋面露难色。
“守城是等死！”李九成打断他，“等他们大队人马汇集，把金州围死，咱们就是瓮中之鳖！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先敲掉一棍子！让他们知道疼，不敢肆无忌惮！”
他看向郑省英：“郑哨官，附近地形你最熟，有没有适合伏击的地方？离官道不能太远，要能让他们的骑兵施展不开，最好是能让他们的大炮使不上劲的地方。”
郑省英思索片刻，手指点在地图上一个位置：“这里，金州城北十五里，‘石门子’。官道从两座矮山之间穿过，道路狭窄，两侧是结了冰的河滩和乱石坡，骑兵很难展开冲锋。而且这段路有个急弯，视野不好。若能提前在两侧山上布置火炮和火铳手……”
“好！就是这里！”李九成一拍桌子，“传令：第一哨燧发铳手三百人，携带所有轻便的虎蹲炮和弗朗机（小型后装炮），由郑哨官带领，即刻出发，抢占石门子两侧制高点，构筑阵地！记住，多带火药和铅子，但炮弹省着用，以火铳杀伤为主！”
“第二哨长枪手、刀牌手五百人，由我亲自率领，埋伏在石门子出口的河滩乱石后！等山上火力打乱敌军阵脚，我们便杀出，堵住他们去路，争取短兵相接，搅乱他们！”
“剩余一千二百人，由王守备率领，留守金州，加紧城防！若我等失利，敌军兵临城下，务必死守！”
命令一下，军营立刻行动起来。士兵们默默整理装备，将冻硬的干粮塞进怀里，检查火铳的燧石和药池。没有人多话，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坚毅。他们都知道，这是一场兵力悬殊的硬仗，很可能有去无回。但没有人退缩。从跨越风暴踏上这片土地起，他们就已有了觉悟。
风雪稍歇时，李九成带着八百人悄然出城，向北没入茫茫雪原。白色的披风与大地融为一体，只有偶尔金属碰撞的轻响和压抑的呼吸声，显示着这支队伍的存在。
与此同时，南京城。
与辽东的冰天雪地不同，南京的初冬带着江南特有的湿冷，侵入骨髓。但这种冷，远不及某些人心头的寒意。
原南京户部衙署，如今已挂上了“江南布政使司咨议局”的牌子。大堂内，炭火烧得正旺，却驱不散弥漫的凝重气氛。陈子龙坐在主位，眉头紧锁，看着手中一份墨迹新鲜、措辞却异常激烈的联名呈文。下首坐着十几位江南各府县推举出来的“咨议”，其中既有白发苍苍、德高望重的老儒，也有正当壮年、在地方颇有影响力的士绅代表。此刻，大多人脸上都带着或明或暗的不满与焦虑。
呈文是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二十八位有进士、举人功名的士绅联名所上，洋洋洒洒数千言，核心却只有一个：坚决反对“摊丁入亩”新政！文中引经据典，痛陈此举“上违祖制，下悖人情”，乃“与民争利”、“动摇国本”的苛政，并暗示若强行推行，恐致“江南不稳，士林寒心”。
这已不是第一次反对的声音，但如此集中、如此激烈的联名上奏，却是首次。显然，“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并入田亩税，实际上增加了占有大量土地的士绅的负担）的试点风声传出后，触及了江南士绅最根本的利益。
“诸位，”陈子龙放下呈文，声音平缓却带着压力，“新政之议，乃为革除积弊，均平赋役，使小民稍得喘息，国库亦能充实，以支应北伐大业，光复神州。此乃王爷与武昌诸公，深思熟虑之策。试点之举，亦是审慎。苏州等地，赋税最重，民困最深，试点于此，正是要解民倒悬。诸位皆是乡里表率，读圣贤书，当明‘民为贵，社稷次之’之理，何以……”
“陈先生！”一位来自松江的老进士忍不住打断，颤巍巍起身，“非是我等不明大义！北伐光复，我等亦翘首以盼！然赋役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祖宗成法，自有深意。丁银（人头税）虽微，却是朝廷编户、征发徭役之依据。若摊入田亩，有田者负担骤增，无田者看似得利，实则朝廷户籍紊乱，徭役无凭，长久必生大乱！且江南田土，多系祖产，经营不易，若再加赋，恐致业户破产，流民滋生，岂非与新政‘安民’之本意背道而驰？”
这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实则还是为了维护自身阶层的赋税特权。陈子龙心中了然，却也不便直接点破。
另一位中年士绅接口道：“陈先生，王爷在武昌、在襄阳，推行新政，或可见效。然江南情势不同！数百年来，赋税重地，全赖士绅输将、胥吏操办，方能维系。若骤改旧章，非但士绅离心，底下那些胥吏差役，失了丁银常例，必生事端，上下其手，恐怕新税未收，乱象先生！届时，莫说支援北伐，便是江南自家安定，亦不可得啊！”
这是软中带硬的威胁了，暗示若强行推行，士绅和基层胥吏可能联手消极对抗，甚至制造混乱。
陈子龙心中叹息。他知道这些人说的，并非全无道理。改革触及利益，必然引发反弹。江南士绅势力盘根错节，与基层胥吏关系千丝万缕，确实不能简单粗暴行事。但“摊丁入亩”是林慕义确立的、改变明朝财政崩溃根源的关键一步，绝不可能因为阻力而放弃。
“诸位所虑，不无道理。”陈子龙缓缓道，“新政推行，自当稳妥。胥吏之弊，亦需整治。王爷已有明令，新政试点，同时整饬吏治，裁汰冗员，并许士绅子弟经考核后，充任新设之‘税政司’吏员，以新代旧。至于赋额……”他顿了顿，加重语气，“王爷亦言，北伐功成，天下底定之后，必将根据各地实情，重新清丈田亩，核定赋税总额。届时，多占田亩、逃避赋税者，恐怕就不只是多交些银子那么简单了。”
这话绵里藏针。前半部分给出了安抚和出路（允许士绅参与新税务系统），后半部分则是隐含的警告：现在配合改革，将来或许还能保住根本；若顽固抗拒，等大局已定，秋后算账时，新账旧账一起算，后果难料。
堂内一时寂静。几位领头士绅交换着眼神，都从对方脸上看到了犹豫和挣扎。武昌方面势大，北伐捷报频传，甚至跨海击辽，威望正隆。硬顶，未必有好果子吃。但要让出实打实的利益，又实在肉痛。
陈子龙趁热打铁：“王爷还有言，江南乃财赋重地，亦是人文物华之邦。将来光复神州，开万世太平，江南贤达，于国家制度、文教振兴、工商百业，大有可为之处。眼前赋税之事，不过一时之调。孰轻孰重，诸位都是明理之人，当有远见。”
这是画了一个更大的饼，将江南士绅的未来利益与新政成功、国家复兴捆绑在一起。
良久，那位松江老进士长叹一声，拱了拱手：“陈先生苦心，老朽……明白了。且容我等回去，再与乡里贤达商议。”语气已然软化。
陈子龙心中稍定，知道今日算是暂时压住了最激烈的反对声浪。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推行新政，如同在激流中砥柱，既要坚定方向，又要化解冲力，稍有不慎，便是舟毁人亡。
他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仿佛能听到北方真定城下的炮声，和更遥远、更寒冷的辽东海域的风浪。他知道，林慕义、金声桓、黄得功、李九成……所有人都在各自的战场上，面对着数倍于己的压力和危险。他这里，绝不容有失。
砥柱中流，力挽狂澜。这不仅仅是对个人勇气的考验，更是对一个新兴政权智慧、韧性与远见的全面试炼。而江南这块最难啃的骨头，才刚刚开始显露它坚硬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