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的晨雾裹着海水的咸涩，漫进许氏老宅的客厅时，许峰正对着父亲的遗像发怔。
这黑框里的老人遗照穿着中山装，藏青色的料子洗得有些发白，领口的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嘴角噙着抹浅淡的笑，眼角的皱纹里像藏着未说尽的话…！
——那是许峰的父亲临终前清醒时，他特意请相馆师傅修的照片，原片里老人的眉头一直紧锁着，连摄影师都说“许老先生这愁绪，怕是要带进骨灰盒里”。
而桌案上的怀表敞开着，黄铜表壳被摩挲得发亮，边缘磨出细密的纹路，被撕掉的账页边缘还留着参差不齐的齿痕，露出的“红船”二字被指尖磨得泛白，墨迹都快要看不清了，倒像是用指甲一遍遍刻上去的。
“少爷，廉政公署的人又来了。”管家福伯的声音带着迟疑，他端着托盘的手微微发颤，托盘里的早茶冒着热气，是父亲生前爱喝的普洱，茶梗在琥珀色的茶汤里浮沉着，像沉在水底的枯枝。
“说要再看一眼先生的遗物，特别是书房里那几箱旧报纸。”
这位管家福伯，在许家待了四十年，上衣的袖口总是熨得笔挺，浆得发硬的白衬衫领口还别着枚银质领针，此刻却沾着点灰尘，想来是凌晨打扫灵堂时蹭上的。
他往灵堂的方向瞥了眼，香烛还在燃着，青烟笔直地往上升，在横梁处打了个旋儿。
许峰抓起怀表塞进西装内袋，金属的凉意透过布料渗进来，贴着心口的位置，像父亲的手搭在他肩上。
昨晚，他守在父亲灵前，回想着父亲过世前的一切，而寻思过于入神，香烛的蜡油滴在他手背上，烫出个小水疱，他却没察觉——借着烛火，他看清了怀表内侧的刻字：“1949，沪港红船渡”？
那年份，正好是爷爷带着家族产业从上海迁来香冮的日子，父亲总说“那年头，船开得慢，走了七天七夜，你奶奶在船上晕得直吐，甲板上飘着粤剧的调子，你爷爷就着浪声跟司徒班主唱了段《紫钗记》”。
廉政公署的办公室在中环的高楼里，玻璃窗外的维多利亚港被雾笼罩着，货轮的鸣笛声隔着雾传进来，闷闷的像隔了层棉花。
李警司的继任者姓王，是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人，袖口卷到手肘，露出腕上的电子表，他翻着残缺的账本，眉头拧成个结，指腹划过泛黄的纸页，留下浅浅的印子：“关键页被撕得很干净，边缘还带着浆糊的痕迹，像是早就知道会查，特意处理过。”
他忽然指着账本空白处的淡痕，用铅笔轻轻拓了拓，铅末落在纸上，显出模糊的轮廓，“这里有印子，像是画过船，还有桅杆的影子，倒像是粤剧团戏班里画的行头样稿。”
许峰的心猛地一跳，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父亲临终前虽然失忆，却总对着空气呢喃“红船”，有时还会比划着掌舵的动作，枯瘦的手指在空中划着弧线，原来不是胡话。
他想起司徒雄传呼里说的“粤剧班船，首尾画着脸谱”，传呼机上的字迹还洇着水迹，是司徒雄在医院走廊里急着发的，数字键按得太重，有些笔画都晕开了。
与此同时，许峰突然抓起外套，羊毛料的西装还带着昨晚灵堂的香火味，他立马往门口走，穿着皮鞋脚踩在地板上发出“噔噔”的响，走廊里的老挂钟正敲着九点，黄铜钟摆晃得厉害。“我知道在哪。”
上海的午后，阳光透过医院的玻璃窗，在司徒倩额头的纱布上投下块暖融融的光斑，像块融化的黄油。
这时，她刚给哥哥削好苹果，果皮连成条不断的线——这手艺是许峰教她做的。
那时，在香江的小厨房里，许峰握着她的手转着苹果，说“这样削出来的苹果，像你唱的粤剧，圆润又完整”，那时煤气灶上还炖着汤，咕嘟咕嘟的声响混着他的笑声，在狭小的厨房里撞来撞去。
正在这一刻，却听见走廊里传来林晓曼的声音，带着哭腔，被风刮得断断续续：“爸，司徒倩是无辜的，那些账跟她没关系，放过她吧……”
司徒雄的手顿了顿，把苹果核扔进纸篓，铁制的纸篓发出“哐当”一声轻响。他的指关节上还有没消的淤青，是被林坤的人打的，紫黑色的痕迹像朵难看的花。
“别信她。”他往窗外瞥了眼，住院部楼下的梧桐树正落叶子，“林坤的女儿，从小就跟着学演戏，眼泪比谁都假，上次在片场演哭戏，导演喊停了她还在哭，转头就去买奶油雪糕。”
然后，他从枕头下摸出张揉皱的纸条，边缘都磨得起了毛，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画着艘船，首尾带着粤剧脸谱，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颜料都褪成了淡粉色。
“这是我在重庆大厦的旧物里找到的，压在修表工具盒底下，爸生前总说，咱家的根，在船上，跟戏文里的红船是一回事，船底的桐油味，比家里的饭菜香。”
司徒倩的指尖抚过脸谱的眉眼，铅笔的铅粉沾在指腹上，灰灰的。
她忽然想起母亲说的，外公曾是粤剧红船班的武生，专攻“武松”，1949年从香江回了内地，临走时带走了半箱戏服，“你外公说，红船在哪，家就在哪，戏服上的亮片，比星星还能照路”。
难道父亲和许家的牵扯，早在祖辈就开始了？传呼机在这时震动，放在床头柜上的金属壳“嗡嗡”响，是许峰的消息：“红船，粤剧班，查1949年迁港记录。上海档案馆有存底。”
她摸了摸传呼机，外壳还带着体温，是早上查房时护士帮忙充的电。
司徒倩刚要回传信息，指尖在按键上悬着，就看见林晓曼站在病房门口，白连衣裙上沾着泪痕，眼圈红肿得像核桃，手里的药盒用塑料袋包着，袋口还系着个蝴蝶结。
“我来送药，护士说司徒先生该换药了。”她把药盒放在桌上时，一枚玉佩从口袋滑出来，“啪嗒”落在司徒倩脚边——那玉的纹路，缠枝莲的半朵花瓣，正好能和许振海日记里的碎玉拼上半块，缺口严丝合缝，像早就说好的一样。
“这玉……”司徒倩捡起玉佩，指尖微微发颤，玉面还带着林晓曼的体温，温温的，像揣在怀里的暖手宝，“我见过类似的。”
林晓曼慌忙抢过去，手心都在冒汗，把玉佩攥得紧紧的，指节都泛白了：“我妈的遗物，从小戴到大的，洗澡都不摘。”
她说着往外走，脚步有些踉跄，帆布鞋踩在地板上没声音，衣角扫过桌角的传呼机，屏幕上还没消的“红船”二字一闪而过，像被风吹灭的烛火。
香江的粤剧博物馆藏在中环的老巷里，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亮，倒映着两侧骑楼的影子，木质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每一步都像踩在老时光里，扶手上的包浆滑溜溜的，是几十年的人来人往磨出来的。
许峰在档案柜前翻到1949年的记录，纸页泛黄发脆，边缘都卷了起来，得小心翼翼地捧着，生怕一使劲就碎了，上面用毛笔写着“红船班主司徒远，武生，擅演《武松打虎》，携班底三十人迁香江，搭许氏货轮‘安福号’”，墨迹是沉在纸上的，像吸足了水的海绵。
司徒远，正是司徒倩外公的名字，母亲提过，外公的艺名就叫“远武松”，当年在戏园子里，只要他一亮相，台下的茶碗都忘了碰。
这位馆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捧着杯热茶进来，青花瓷杯沿凝着水珠，茶香混着老木头的味道漫开来，像浸了水的茶叶在舒展。
“许先生也对红船感兴趣？”他指着墙上的老照片，照片用玻璃框裱着，边角有点褪色，“当年许老先生的货轮，不仅运货，还帮了不少粤剧艺人。”
“在1949年那阵子，时局乱，好多班主都想走，是许老先生偷偷腾出仓位，分文不取，还让厨子给艺人做叉烧饭，说‘吃饱了才有力气唱戏’。”
照片里的货轮甲板上，站着年轻的爷爷和位穿戏服的男子，男子戴着翎子，威风凛凛，眉眼像极了司徒倩的外公——尤其是那双眼睛，亮得像有光，连照片都挡不住。
许峰的手抚过照片，玻璃有点凉，他突然明白父亲说的“欠司徒家的”是什么意思。
1949年的红船班，根本不是迁徙，是许家借着货轮，掩护了不愿留在内地的粤剧艺人。账本上的“运输费”，其实是资助金，给艺人们安家的，父亲怕惹上麻烦，才用了暗语，就像戏文里的双关语，懂的人自然懂。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怀表，金属壳在体温下暖了些，表盖内侧的刻字硌着掌心，像在提醒他什么。
然而，传呼机突然疯狂震动，在口袋里“嗡嗡”直响，是陈宇的消息，字打得飞快，还有错别：“林坤带人去了红船旧址，在西环码头，说要烧船，快！”字迹歪歪扭扭的，显然是急着发的，最后还画了个感叹号，像把小旗子在摇。
上海的黄昏，夕阳把苏州河染成金红色，河水像融化的铜水在流。
司徒倩跟着粤剧界的老前辈来到河畔的旧仓库，老人拄着拐杖，步子迈得慢，每一步都要在地上顿一下，说“这仓库以前是戏班的后台，我小时候在这儿帮着缝过戏服”。
这仓库的铁门锈得厉害，推的时候“嘎吱”响，像老戏里的胡琴断了根弦。
在里面停着艘蒙着帆布的旧船，帆布上全是破洞，露出里面暗红色的船身，首尾的脸谱虽已褪色，红的更暗，白的发灰，但眉眼间的英气仍在，能看出是“穆桂英”和“杨宗保”的扮相，额头上的红点还留着淡淡的朱砂痕。
“这就是当年的红船，”老人用拐杖敲了敲船板，拐杖头是铜制的，发出“当”的一声，“司徒家的武生，许家的货轮，当年在香江可风光了。”
“你外公和许老先生，一个在船上唱戏，一个在岸边卸货，好得能穿一条裤子，许老先生总说‘远武松的嗓子，比我货轮的汽笛还亮’。”
她掀开帆布的瞬间，灰尘在夕阳的光里飞，呛得她直咳嗽，眼泪都出来了。看见船仓里堆着些戏服箱子，樟木做的，还带着淡淡的香味，驱虫的樟脑丸在里面化得只剩小半截，其中一个贴着“许记”的标签，字迹是用红漆写的，有点剥落，露出底下的木头纹路。
打开一看，里面除了绣着玉兰花的戏服——那花样和许峰送她的胸针一模一样，花瓣的针脚都分毫不差，还有本泛黄的账簿，蓝布封皮，边角磨得起了毛。
而且，上面记着1950年的收支，“许氏资助银圆五百，用于红船班购置行头，购蟒袍两件，头面三套”，下面还有爷爷的签名，笔锋刚劲，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艘远航的船。
就在这时，仓库外传来脚步声，是皮鞋踩在碎石上的“咔嚓”声，越来越近，还夹杂着说话声，有人在骂骂咧咧。
司徒倩慌忙把账簿塞进戏服，布料很软，绣着的玉兰花梗硌着胳膊，像有片小叶子在蹭。
她刚躲进船舱，就听见林坤的声音，带着气急败坏：“把船搜仔细了，账肯定在这！翻遍每个角落，找不到就给我烧了！一把火能烧干净的事，犯不着跟他们磨！”
香江的红船旧址在维多利亚港的废弃码头，木桩都烂得差不多了，踩上去摇摇晃晃，像踩在老醉汉的肩膀上。
当许峰赶到时，林坤正指挥凶徒们砸船板，斧头劈在木头上，“咚咚”响得吓人，木屑飞溅中，他看见船舱里露出半截戏服，水绿色的，绣着玉兰花，和司徒倩常穿的那件戏服一模一样，连袖口的盘扣都分毫不差。
“住手！”许峰冲过去时，林坤的刀已经劈向戏箱，刀身闪着冷光，映着他狰狞的脸。
他扑过去挡住，刀刃划在胳膊上，血瞬间浸透了衬衫，热辣辣的疼，像被火燎过，血珠滴在船板上，晕开小小的红圈。
这时，陈宇带着警察赶来时，警笛声刺破雾气，林坤正拿着本账簿狂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嘴角的唾沫星子飞得到处都是：“许峰，你爷爷资助的哪是粤剧班，是国民党残部！这账本就是证据，看你怎么洗清！许峰的头“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砸了下。
他抢过账簿，纸张粗糙的边缘割得手心疼，只见上面写着“资助司徒远部，用于反共活动”，字迹模仿了爷爷的笔体，却少了爷爷特有的弯钩，像被人硬生生掰直了。
而且，在旁边还盖着枚模糊的国民党印章，边缘歪歪扭扭，一看就是后刻的，连印泥都涂得不均匀。
原来父亲说的“债”，是这个——怕这段被篡改的过往，连累了司徒家，才把账页撕了又藏，像藏着个烫手的烙铁。
上海的仓库里，司徒倩从船板的缝隙里看见林坤的人在翻箱倒柜，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照得人脸鬼气森森，像戏里的夜叉。
她摸着怀里的账簿，封皮的蓝布有点扎手，线头蹭着脖子痒痒的。
忽然想起外公临终前说的，“当年欠了许家的，要用清白还”，那时她不懂，以为是欠了钱，现在才明白，是许家替他们扛下了“通敌”的嫌疑，像撑着伞挡雨，自己却淋湿了半边身子。
然而，传呼机却在这时震动，震得她肋骨发麻，是许峰的消息：“账簿有假，林坤伪造证据，用旧账改的。守住真账。”按键的痕迹很深，像是用指甲刻上去的。
她刚要回应，就听见林晓曼的声音，带着哭腔喊：“爸，别查了，我都知道了！那船是粤剧班的，账本我看过，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你看这戏服，上面的花还是我妈帮着绣的！”
林坤反手给了她一巴掌，“啪”的一声脆响，在仓库里荡开回音。玉佩从她领口飞出，在空中划了道弧线，落在司徒倩脚边——这下，三块碎玉终于凑齐了，合起来的“沪港同源”四个字，在暮色里闪着温润的光，像浸了水的玉，连纹路都透着亮。
深夜的香江城，许峰坐在红船的甲板上，望着对岸的灯火，雾已经散了，霓虹的光映在水里，碎成一片金红，像撒了满地的碎宝石。
而廉政公署的人刚走，他们证实账簿是伪造的，林坤用爷爷资助粤剧班的记录，把“艺人”改成了“残部”，印章也是仿刻的，连当年的纸张都做旧得不像样。
正在此时，陈宇递过来碗艇仔粥，保温桶捂着，热气模糊了眼镜片，他说话时嘴里还嚼着东西：“司徒小姐传呼说，上海的红船里，找到真账本了，还有你爷爷题的字，说是‘戏比天大，艺不分家’。”
许峰舀起一勺粥，绵密的米香混着海腥味漫开来，里面的鱼片嫩得入口即化，是按他的口味多加了姜丝的。
他想起司徒倩在传呼里说的，“外公的戏服里，有你爷爷题的‘艺不分家’，用金粉写的，在光下会亮”，突然明白，所谓的恩怨。
不过，这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扭曲的过往，像被揉皱的纸，铺平了，字里行间还是暖的，藏着没说尽的热乎话。
而且，在上海的医院里，司徒倩正把三块玉佩拼在一起，放在哥哥的手心。
月光透过窗户，在玉上洒下层清辉，纹路看得更清了，连缠枝莲的叶脉都像在动。“许峰说，”她轻声道，声音还有点哑，是上次撞墙时伤的，说话久了喉咙会发紧，“等这事了了，他来上海看红船，还想跟我一起唱《帝女花》，他唱‘驸马’，我唱‘公主’。”
司徒雄的手指动了动，握住她的手，掌心还有修表留下的薄茧，粗糙却温暖。他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响，像是在回应，眼角滑下一滴泪，落在玉佩上，折射出细碎的光。
“告诉阿峰，”司徒雄的声音沙哑得像磨砂纸擦过木头，“船还能开，等我好利索了，咱们一起修修。船舱里的樟木箱我看过了，戏服还能穿，到时候让他带着香江的戏班来，咱们在红船上搭台，从上海唱到香港，让两岸的人都听听，什么叫‘艺不分家’。”
传呼机在这时亮了，是许峰的消息：“林坤落网，等我。”屏幕的光映在玉佩上，“沪港同源”四个字像是活了过来，在夜色里泛着温润的光泽，像极了香江清晨带着咸湿气息的阳光，也像上海午后透过梧桐叶洒下的光斑，不分彼此，都是照亮前路的暖光。
这一晚，窗外的月光越发明亮，透过纱帘落在病房的地板上，像铺了层银霜。
司徒倩把哥哥的手放进被子里，掖了掖被角，然后拿起传呼机，指尖在按键上轻轻敲着，发出细微的声响：“红船等你，戏服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