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文的瞳孔几不可察地缩了一下，依旧沉默，但身体细微的前倾暴露了他潜意识的关注。
“第一，你低估了赵明对刘美琪可能透露信息的恐惧，或者说，你高估了你对赵明的绝对控制力。他私下复印图纸，并向情妇吐露不安，这成为了整个链条上第一个意外松动环节。”
“第二，”陈默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你低估了你的对手。你不是输给了运气，也不是输给了某个人，你是输给了你所蔑视的、认为僵化迟缓的……这套系统。这套系统或许不完美，有你看得见的漏洞，但它有自我修正和追索真相的本能。当足够多的资源、足够坚定的意志被调动起来，指向一个目标时，任何精密的个人算计，都显得脆弱。”
周炳文放在桌下的手，指节微微收紧。这是他情绪波动的唯一迹象。
“现在，‘烛龙’的爪子已经被剁掉了。”陈默身体前倾，拉近了与周炳文之间的距离，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但我知道，‘烛龙’不止有爪子。告诉我，‘老板’是谁？‘烛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你们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周炳文终于抬起了头，直视着陈默。他的眼神里，那片深潭开始泛起诡异的涟漪，那是一种混合着失败者的不甘、理想破灭者的虚无，以及某种根深蒂固的、近乎信仰般的偏执。
“陈警官，”他开口，声音沙哑，却奇异地恢复了一丝之前那种智识上的优越感，尽管这优越感此刻显得如此苍白和可笑，“你赢了这一局，我承认。你阻止了一场‘烟花’。但这改变不了什么。”
他微微歪着头，像是在审视一个未能理解复杂公式的学生：“你以为‘烛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名单、严密层级结构的恐怖组织吗？不，你错了。‘烛龙’是一种思想，一种共识，一种对现有秩序彻底失望后孕育出的……毁灭与重建的欲望。”
他的语气渐渐带上了一种布道般的狂热，尽管音量不高：“孙秀英、钱慧，她们代表的是法律无法惩罚的‘小恶’，这种恶无处不在，腐蚀着社会的根基。而文化艺术中心的爆炸，本应是对更大、更僵化、更虚伪的‘系统之恶’的一次当众处刑！我们要用火焰和巨响，告诉所有人，这栋大厦早已千疮百孔！需要推倒重来！”
“所以，‘老板’不是某个人，”陈默捕捉着他话语里的逻辑，“‘烛龙’也可能没有固定的核心层？它更像是一个……松散的理念共同体？基于某种极端思想而临时集结的行动小组？”
周炳文不置可否，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陈默：“种子已经播下，陈警官。我失败了，但‘烛龙’不会消失。会有更多的人在黑暗中醒来，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绝望会孕育新的力量。法律……呵呵，法律能审判我的肉体，它能审判思想吗？能消灭弥漫在空气中的绝望吗？”
他靠回椅背，重新闭上了眼睛，仿佛耗尽了所有的力气，也仿佛关闭了所有沟通的通道。
“你们抓到的，只是几个执行者。真正的‘烛龙’，是杀不死的。”
审讯再次陷入了僵局。周炳文拒绝透露任何关于“老板”或其他潜在成员的具体信息。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偶然，并将自己的行为拔高到一种思想抗争的层面，试图在精神上保持最后的优越感。
陈默知道，从周炳文这里，恐怕很难再得到更有价值的线索了。他就像一颗已经启动并爆炸过的炸弹，只剩下冰冷的、扭曲的残骸。
他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走廊里，老李迎了上来，脸上带着疲惫和一丝不甘：“怎么样？撂了吗？”
陈默摇了摇头：“他把这当成了一场理念的战争。不会轻易开口了。”
“妈的！”老李骂了一句，“那‘老板’和可能的其他成员怎么办？”
“两条路。”陈默冷静地分析，“第一，深挖所有落网人员的所有社会关系、通讯记录、资金往来，寻找共同点和异常节点。周炳文说‘烛龙’是一种思想共识，但任何共识都需要载体和渠道去传播、去凝聚。找到这个渠道。第二，从周炳文和赵明的背景入手。周炳文从一个法学讲师堕落到这一步，赵明从一个普通商人卷入恐怖活动，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接触到的特定信息或群体，是关键。”
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我总觉得，周炳文对法律的精通和利用，以及他那种将杀人‘成本化’的极端理性背后，隐藏着更深的、可能是源自他个人经历的创伤或者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侵蚀。这或许才是‘烛龙’真正的养分。”
老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明白了。我让林峰他们继续啃硬骨头，把这几个人扒个底朝天。你和虞倩，重点梳理周炳文和赵明的生平，尤其是他们近几年思想可能发生剧烈转变的时期。”
接下来的几天，专案组如同精密的考古队，对周炳文和赵明的人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
陈默和虞倩走访了周炳文执教的大学。同事们印象中的周炳文，专业能力突出，性格有些孤僻，但之前并未表现出极端倾向。大约在两年前，他参加了一个海外学术交流项目，回来后似乎变得更加沉默，偶尔会在课堂上发表一些对现有法律体系过于“温和”、“滞后”的批评言论，但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海外交流？”陈默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间点。
他们调取了周炳文那次交流活动的详细记录，发现他参与的是一个由某国际非政府组织（NGo）资助的、“关于转型正义与社会重建”的研讨会，举办地在一个政治环境复杂、各种思潮激荡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