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河口镇的路上，雨停了。天空依然阴沉，但云层裂开一道缝隙，漏下几缕稀薄的阳光。王蓉在镇口的小卖部买了些文具和零食，准备第二天再去李家庄时带给栓柱。
晚上在客栈整理背包时，她发现侧袋里有个硬物——不是她放进去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个用塑料布层层包裹的小本子。塑料布很旧，边缘已经脆化。
王蓉的心跳漏了一拍。这只能是在李家庄时，有人趁她不注意塞进去的。是谁？栓柱？还是那个眼神闪烁的婆婆？
她小心地揭开塑料布。里面是一本三十二开的笔记本，蓝色塑料封皮，边角磨损得发白。翻开第一页，她的呼吸停住了——是姐姐王玲的字迹。
那是一种工整到近乎刻板的字体，一笔一划都写得很用力，像在抵抗什么。第一页写的是：
1999年3月 李家账
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条目：
3月1日：买盐2包，1元；买煤油1斤，8角。
3月5日：卖鸡蛋12个，收入3元6角。
3月8日：交电费，2元4角。
3月12日：买布3尺（给栓柱做裤），4元5角。
3月15日：卖菜（白菜、萝卜），收入5元2角。
3月20日：买药（公公咳嗽），3元。
3月25日：买面粉10斤，4元。
3月30日：结余：负8角。
王蓉一页页翻下去。每个月都是一样的格式：收入（卖鸡蛋、卖菜、偶尔的零工钱），支出（油盐酱醋、孩子的衣服书本、老人的药费）。结余栏几乎都是负数，偶尔有正数，但从未超过两元。
翻到2000年，账目里开始出现新的条目：
7月10日：借王婶5元（买化肥）。
8月3日：还王婶2元，尚欠3元。
9月15日：借李叔8元（栓柱学费）。
10月20日：卖老母鸡1只，收入12元。还李叔5元，尚欠3元。
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2001年的账本上，欠款人名后面开始出现利息的标注：
张伯10元，利息每月5角。
刘姨15元，利息每月8角。
王蓉的手指开始发抖。她想起赵巧嘴的话：婆家欠了债，想让她去镇上餐馆打工还债。现在她看到了具体的数字——这些五元、十元的小额借款，对于一个年收入可能不足百元的农村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翻到2002年，账本的字迹开始变化。之前的工整变成了潦草，有些数字写错又涂改。最让她心碎的是一行写在页边的小字：
栓柱要铅笔，2角。没有钱。用旧铅笔头削了给他。
这一行字写得特别轻，像怕被人看见。但正是这种小心翼翼的书写，暴露了书写者最深的无力感。
账本在2002年10月戛然而止。最后一页只写了半页：
10月5日：收稻谷3担，卖得45元。
10月8日：还刘姨利息1元，尚欠15元。
10月12日：买……
写到这里中断了。后面是空白页。
王蓉合上账本，坐在床边久久不动。窗外的河口镇已经沉入夜色，只有江面上偶尔有渔火闪烁。她想象姐姐在那些年里，每天晚上就着煤油灯，一笔一笔记下这个家庭的每一分收入和支出。那些微小的数字，是她在这个家庭里存在的证明——一个管账的媳妇，一个挣扎着维持生计的女人。
但账本也暴露了更多问题：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卖鸡蛋、卖菜、零工，这些是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劳动转化。而支出大多是家庭公共开支。姐姐自己的需求呢？账本里从未出现过买衣服、买头绳、甚至、买卫生纸这样的条目。
一个聋哑女性，在这个家庭里，恐怕连买卫生纸的钱都需要记账、需要解释、需要经过批准。
王蓉打开手机，给周文发了条信息：我拿到了姐姐的记账簿。1999-2002年，详细记录了她婚后的经济生活。情况……比想象的更糟。
周文很快回复：能拍照发给我吗？我帮你做数据分析。
等等，我还在看。
她继续翻阅账本，发现封底内页夹着一张纸条。纸质已经发黄，上面是另一种字迹——歪斜，笔画僵硬，像很久不写字的人写的：
玲：
这个月药钱我先垫了。你公公的病要紧。
钱不急，有了再还。
——吴姐
吴姐？王蓉想起巧艺坊的吴老板。是同一个吴姐吗？如果是，那么吴老板早就认识姐姐，而且有过经济往来。难怪她那么警惕。
王蓉把账本和纸条摊在床上，像拼图一样排列。1999-2002年的账本记录了姐姐在婆家的经济困境；2002年冬天的出走；然后是省城的线索，服装厂的工作，2012年的工伤投诉，最后是河口镇的巧艺坊……
时间线开始清晰起来。姐姐可能是在出走后来到河口镇，通过吴老板的介绍在巧艺坊工作过短暂时间。但后来为什么又离开？是自愿还是被迫？
深夜十一点，王蓉决定给母亲打个电话。铃响三声后接通。
妈，睡了吗？
还没。你爸腰疼，我刚给他敷了药。母亲的声音疲惫，有事？
妈，我拿到了姐姐的记账簿。是她婚后的家庭账本。
电话那头沉默。王蓉听见母亲深呼吸的声音。
里面……写了什么？
很详细。每一分钱的收入和支出。王蓉顿了顿，妈，姐姐在婆家，过得很苦。家里欠了很多债，她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账本里……从来没有她给自己买过任何东西的记录。
长久的沉默。然后母亲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你姐从小心细，爱干净，喜欢漂亮东西。到了婆家，什么都没有了。
妈，你知道婆家欠债的事吗？
知道一点。母亲的声音很低，你姐婚后第三年回来过一次，用手比划说钱不够用。我想给她塞点，她不要，比划说给了也会被拿走。我当时……没听懂。
没听懂。这三个字里有多少遗憾和愧疚。王蓉想起自己在田野调查中见过的无数女性：她们用隐晦的方式表达困境，而周围的人——包括最亲的人——往往没听懂。
妈，我还找到一张纸条。一个叫吴姐的人借给姐姐钱买药。可能就是河口镇那个刺绣坊的老板。
那你去找这个吴姐了吗？
找了，她不肯承认。王蓉说，但有了这个账本和纸条，我明天再去问她。
挂掉电话，王蓉重新包好账本。塑料布在她的手里发出细微的脆响。这个本子在黑暗的角落里保存了十一年，像一颗时间的胶囊，保存着姐姐那段无人知晓的生活。
她走到窗边，看着夜色中的河口镇。那些古老的吊脚楼在黑暗里只剩下轮廓，像沉默的证人。它们见证过多少类似的故事？多少女性在这座镇子里留下痕迹，然后消失？
江面上，一艘夜航的货船拉响汽笛。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像一声悠长的叹息。
王蓉回到床边，把账本放进背包最里层。明天，她要带着这个证据，再去巧艺坊。这一次，她不是请求者，是带着真相的追问者。
但她心里清楚：追问可能带来更多的伤害。如果吴老板真的帮助过姐姐，那她的隐瞒也许是一种保护。如果婆家的债务真的把姐姐逼到绝境，那揭开真相可能让栓柱承受更大的压力。
寻找的悖论就在于此：你越接近真相，就越可能伤害到相关的人。
王蓉关掉灯，在黑暗里闭上眼睛。账本上那些数字在眼前跳动：1元、8角、5元、负8角……它们像密码，破译了姐姐那三年婚姻生活的真相——那不是生活，是生存。
而生存的代价，是一个聋哑女性最终选择在冬夜里出走，消失在茫茫人海。
窗外，又下起了小雨。雨点敲打着瓦片，像无数细小的算盘珠子，在计算着那些未被偿还的债务，未被听见的呼救，未被找到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