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狩六年的冬风格外凛冽，消息跨越海峡传到东赵王城时，成王赵珩正站在宫阙的高台上，眺望着西方那片故土与敌国所在的方向。
汉武帝刘彻，那个曾经以赫赫武功震摄四方，还将将东赵驱离朝鲜，被迫偏安扶桑的一代雄主，驾崩了。
殿内炭火噼啪作响，赵珩手中捏着细作以最快速度送来的密报，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并非悲伤，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在翻涌。
那个压得东赵喘不过气来的巨大阴影，终于消散了。但同时，一种新的不确定性也随之而来。汉朝这头巨兽，在失去了最强有力的驾驭者后，会走向何方？
“殿下，”丞相李熹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长安讯报，太子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受遗诏辅政。”
赵珩转过身，脸上已恢复了惯常的沉静：“幼主新立，权臣当道……大汉的朝堂，怕是要迎来一段纷争内敛的时期了。”
他踱步到悬挂的巨大海图前，目光从标着“辽东”、“朝鲜”（现已不属于东赵）的区域移开，缓缓扫过蜿蜒的海岸线，最终落在广阔的南海以及星罗棋布的岛屿上。“这是我们喘息，不，是我们崛起的机会。”
战败失地的阴影，如同刻在东赵骨血里的烙印。丢失了朝鲜半岛的桥头堡和资源之地，东赵一度岌岌可危，困守扶桑本岛。
幸而，先王有远见，早早占据了流求（台湾），如今，这片尚未完全开发的沃土，成了东赵复兴的最后希望，也是未来的跳板。
“我们必须走一条不同的路。”赵珩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大汉独尊儒术，经学昌盛，固然能定鼎中原，但其重农抑商、重陆轻海之策，于我东赵，无异于自缚手脚。我们背靠大海，唯有向海而生，方能搏出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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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驾崩的消息，在经过精心策划后，变成了东赵外交的一次主动出击。
成王赵珩亲自遴选能言善辩、熟知汉礼的重臣为正使，携带措辞极其恭谨的国书与丰厚的吊唁、贺仪，渡海前往长安。
国书中，赵珩以藩属自居，称赞武帝“功盖寰宇，德被四夷”，其崩逝“如日月之蚀，天下同悲”。
随后，笔锋一转，表达了对新君汉昭帝的殷切期盼与坚定拥护，称东赵“永为汉室屏藩，世守海疆，绝无贰心”。
这番言辞，谦卑到了尘埃里，极大地满足了汉朝新贵们对“万国来朝”的虚荣心，也巧妙地掩饰了东赵真实的意图。
此时汉朝内部，正忙于权力交接与整合，对于远在海东、看似恭顺的东赵，自然乐得施以怀柔，以示新朝恩泽。
于是，汉廷回以温言嘉奖，赐下大量丝绸、典籍、工匠，并默许了东赵在流求及周边海域的活动。
这纸“恭顺”的国书，为东赵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战略缓冲期。赵珩与他的核心班底，立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内部整合与海洋开拓中。
以前，东赵在流求的统治仅限于沿海几个据点，主要用于军事戍守和初步移民。
如今，赵珩颁布《流求拓殖令》，以优厚的土地政策、减免赋税为诱饵，大规模从扶桑本岛向流求移民。同时，设立“流求经略府”，总揽军政大权，组织军队和移民向内陆山区推进，剿抚并用，收编土着部落，传授农耕、冶炼技术，逐步将全岛纳入有效管辖。
流求的稻米、甘蔗、樟脑、硫磺等资源，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往扶桑，支撑起东赵的国力基础。
与此同时，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在王城酝酿成熟——组建“南洋商团”。
这一日，成王赵珩召见大司农陈平、水师都督周同以及以胆大心细、精通海事着称的年轻官员田宗。
赵珩开门见山：“汉室内敛，西域之路恐多阻滞。然天下财富，岂止陆上丝绸？大海之利，犹未可量。寡人欲组建‘南洋商团’，配属水师精锐，重开南海商路，诸卿以为如何？”
陈安主管财政，首先赞同：“殿下明鉴。我东赵近年于流求垦殖，所产颇丰，然国内所需之香料、珍珠、象牙、珍稀木料，乃至黄金，多赖南方。若能以官方商团主导贸易，既可平抑物价，更能抽取巨额商税，充盈国库。且以物易物，可节省国内金银。”
水师都督周同慨然应命：“末将麾下新式‘海鹄’战船已列装三十余艘，此船体型修长，帆橹并用，航速快，转向灵，更配备改良弩炮与火箭，正可为我商船护航，扫清海路宵小！”
田宗则目光炯炯：“臣曾随民间海客南下，抵达过林邑（占婆）、扶南（柬埔寨）乃至更远的岛屿。沿途岛国部落，慕中华器物久矣，然苦于海路凶险，贸易不畅。”
“我官方商团若至，不仅可以丝绸、瓷器、漆器、铁器换取当地特产，更可宣扬我东赵国威，重建……属于我们的朝贡体系。”
“善！”赵珩抚掌，“田卿，寡人任命你为南洋商团督护，总揽贸易、外交事宜。周都督，调拨‘海鹄’十艘，精锐水卒两千，归田督护节制，务必确保商路安全！”
“臣等领旨！”
注:《东赵国志》成王世家……大汉武帝驾崩，王遣使悼之，甚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