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阁库的尘埃，在从高窗透进的稀薄光柱中缓缓飞舞。
陈恪将最后一卷户部审计奏报归位，指尖似乎还残留着纸张特有的干冷触感。
他看似随意的翻阅，实则目标明确——并非细究那些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而是锁定文书末尾的用印与副署。
三年来，七次对京通各仓的“全面审计”，最终奏报的副署官员名录上，一个名字出现的频率高得异乎寻常：
户部清吏司郎中，赵文康。
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四次涉及仓廪出现“非正常损耗”需“另行核销”的案例，赵文康均位列副署，且其署名位置，往往紧挨在主管堂官之后。
这不合常理。
按户部内部权责，清吏司郎中主要负责文书流转、档案管理，并非审计业务的核心。
如此高频、且关键地出现在审计结论性文书上，更像是一种……背书？
或是某种责任分担的默契？
陈恪不动声色，又调阅了这几次“非正常损耗”核销后，户部下发准予核销的部文副本。
果然，起草司官一栏，赵文康的名字再度赫然在列。
一条若隐若现的“墨线”在陈恪脑中浮现。
这个赵文康，仿佛是户部内部处理此类“棘手”仓务的特定经手人。
他未必是主谋，但绝对是关键环节上的一个“枢纽”。
永丰仓的案子，如今正由户部“全面审计”，按照这潜在的惯例，最终会不会也落到这位赵郎中手上？
陈恪没有证据，这只是基于规则缝隙中异常模式的一种推测。
但在当前这铁板一块的局面下，任何一点可能性，都值得投注精力。
他回到值房，并未急于动作。
直接调查一个正五品的户部郎中，以他目前坐冷板凳的境况，无异于以卵击石。
他需要更巧妙的切入点。
“沈括，”
他召来依旧以文书身份跟随他的算学天才，
“我记得你之前梳理隆昌号资金流向时，提到过几家与它有频繁银钱往来的小钱庄？”
“是，大人。”
沈括点头，递上一张纸条，
“主要是‘通汇’、‘宝昌’、‘利通’三家，规模都不大，但走账颇为灵活。”
陈恪接过纸条，目光扫过：
“宝昌钱庄……你再去查一下，这三家钱庄，近三年来，有没有与户部官员，尤其是与仓场、审计事务相关的官员，存在私人的、非公务的借贷或存储往来。
重点查……赵文康。”
沈括眼中闪过一丝了然：
“明白。”
“这类私下往来，钱庄账目上未必会用真名，但若是大额、规律，总能找到蛛丝马迹。”
“小心些，莫要惊动对方。”
“属下晓得。”
打发了沈括，陈恪又将注意力放回都察院的规则本身。
他重新翻开《则例》，找到关于御史“闻风言事”后，若所奏之事涉及部院官员，需移文该部院“自查回奏”的条款。
条款规定，部院回奏若“含糊推诿，或显有不实”，御史可申请“复核”或“廷辩”。
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节点。
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合理的“风闻”由头，将矛头指向赵文康在过往审计中的“失察”或“程序瑕疵”，迫使户部对此人进行“自查”呢？
不需要一击致命，只需要打草惊蛇，让这个潜在的“枢纽”暴露在视线之下，观察其反应，或许就能搅动一池静水。
这个“风闻”的“梗概”该如何编织，才能既符合规则，又直指要害？
他需要更了解赵文康此人，他的背景，他的关系网，他的弱点。
陈恪起身，再次走向架阁库。
这次，他要调阅的不是户部公文，而是吏部存档的官员履历、考功记录，以及都察院内部可能存在的、关于赵文康的旧日弹章或风评记载。
规则是铁壁，但铁壁之上，总有前人留下的刻痕。
他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刻痕，顺着它们，勾勒出隐藏在水面下的冰山轮廓。
都察院的午后，依旧寂静清冷。
但在这寂静之下，一场基于规则、始于毫末的侦查，已悄然展开。
陈恪像一位耐心的工匠，手握规则的墨斗，精准地弹下第一道墨线，等待着木材本身隐藏的裂隙，在压力下悄然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