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星河指尖碾过信封边缘的磨损处时，檐外的雨恰好漫过第三级石阶。
那信封是牛皮纸的，边角被潮气浸得发卷，邮票上的长城图案褪成了浅灰，盖在右下角的邮戳却异常清晰——民国三十一年，北平。
他坐在临窗的梨花木椅上，指间的烟燃到了尽头，烫得指腹一颤才惊觉。烟灰落在青布长衫的前襟，像落了点化不开的雪。案头的青瓷笔洗里，半盏残茶凝着层薄垢，映出他眼下的青黑。
“先生，这信……”侍立在旁的阿福欲言又止。这封信是今早从老宅偏院的樟木箱底翻出来的，箱子里还压着件绣了半朵梅的月白缎子，是沈夫人走时没带走的。
沈星河没抬头，将信纸从信封里抽出来。纸张脆得像枯叶，墨迹却依旧浓黑，是沈清辞的字，瘦劲清峻，带着点刻意藏起的锋芒。
“星河吾弟，见字如面。”
第一行字就让他喉间发紧。他记起十七岁那年，清辞姐在灯下教他写小楷，握着他的手说：“笔要沉，心要定，墨才能立得住。”那时她刚及笄，穿件水绿旗袍，腕间银镯随提笔的动作轻响，像檐角的风铃。
信纸簌簌作响，他按住纸角继续往下看。
“沪上一别，已逾三载。前日见报，知你在渝州办的译社遭了轰炸，所幸人安，悬心稍解。北地秋寒，你素来畏寒，记得让下人多备些炭……”
他忽然想起民国二十八年那个冬天，清辞姐托人从北平捎来件驼毛大衣，里子缝着张小纸条，写着“长安街的糖炒栗子熟了，等你回来吃”。那时他正躲在防空洞里校译《战争与和平》，煤油灯昏黄的光落在纸条上，竟觉得比洞外的炮火更烫人。
“……前日整理旧物，见你少年时偷藏的那本《迦陵词》，夹着片颐和园的荷叶，想是那年夏天你翻墙进去摘的。如今荷叶早成了枯褐，倒比词页更经得住岁月。”
沈星河的指腹抚过信纸中段的褶皱，那里有块浅褐色的水渍，像是泪痕。他想起那个夏夜，清辞姐举着灯笼在颐和园的长廊下找他，月光漏过雕花木窗，在她月白的衫裙上投下细碎的影。他攥着偷摘的荷叶从假石后钻出来，被她敲了记额头：“沈小少爷，这荷叶能当饭吃？”
信纸突然在手中颤了颤。
“昨儿去协和医院，见了仲言。他肺疾又重了，拉着我的手说，当年不该劝你学西文，该让你安安稳稳做个江南的读书人。我骂他糊涂，你沈星河的笔，从来就不该只写风花雪月。”
仲言是清辞姐的丈夫，留洋归来的医生，民国二十六年死于北平沦陷时的巷战。沈星河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沪上的码头，仲言往他行李箱里塞了支勃朗宁，低声说：“译书是救人的魂，这东西是救人的命，都得带着。”
雨势渐急，打在窗棂上噼啪作响。沈星河将信纸翻到背面，见末尾还有几行字，墨迹淡得几乎要看不清。
“我将家中的线装书都移去了西山的观音庵，住持是故人，会替咱们守着。若你他日北归，记得去取那部宋刻本《文选》，你说过要批注完它的……”
最后一句被雨水浸得晕开，只剩个模糊的“辞”字，像枚没盖全的印章。
沈星河猛地站起身，椅腿在青砖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阿福吓了一跳，见他脸色发白，忙递过茶杯：“先生，喝口热茶缓缓？”
他没接，抓起那件挂在门后的藏青风衣就往外走。雨幕里，黄包车上的铜铃在风里晃得凄切，他跳上车时，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去西山，观音庵。”
车过嘉陵江大桥时，雨丝斜斜地扫在车窗上，织成张灰蒙蒙的网。沈星河望着江水，想起清辞姐写过的句子：“江河都是记着人的，你投进去片叶子，它能载着漂到千里外。”那年她送他去法国，在马赛港的邮轮上，将片银杏叶塞进他西装口袋，说：“等这叶子黄透了，我就去巴黎看你。”
可她终究没去成。民国二十六年深秋，他在巴黎拉丁区的咖啡馆里收到电报，只有四个字：“姐安，勿念。”后来才知道，那时北平城破，她正背着药箱在断壁残垣里救伤员。
黄包车在山脚下停住时，雨已经小了。沈星河付了钱，踩着湿滑的石阶往上走，裤脚很快沾了泥。观音庵的山门是朱漆的，漆皮剥落处露出底下的木色，像老人手上暴起的青筋。
“施主请留步。”
一个穿灰布僧袍的老尼从门后走出，手里拄着根竹杖。沈星河拱手：“晚辈沈星河，求见住持。”
老尼眯起眼打量他，忽然叹了口气：“是清辞姑娘说的那个小少爷？”她往旁边让了让，“进来吧，她留的东西，我替你收了十二年。”
禅房里弥漫着檀香，墙角堆着十几个樟木箱，都用红漆写着编号。老尼打开最底下的那只，取出个蓝布包袱，解开时露出部线装书，正是那本宋刻本《文选》。
“她来那天，也是这样的雨天。”老尼往炉里添了块炭，“抱着这些箱子跪在山门外，说若有朝一日沈少爷来取，让我告诉他，书里夹着样东西，是当年没来得及送的生辰礼。”
沈星河的指尖抚过泛黄的书脊，忽然想起自己二十岁生辰那天，清辞姐说要送他支狼毫笔，笔杆是紫檀木的，刻着“守拙”二字。后来战事起，他南渡时匆忙，竟忘了问起。
他一页页翻着书，在《古诗十九首》那卷里摸到个硬物。抽出来看时，是支狼毫笔，笔杆果然是紫檀木的，“守拙”二字被摩挲得发亮，笔帽里塞着张叠成方块的纸。
纸上是清辞姐的字迹，比信上的更娟秀些，该是早年写的：“星河，你总说要以笔为刃，可姐姐只盼你平安。若有一日这乱世终了，便回江南去，种半亩菊，译完你爱的书，也算不辜负这岁华。”
沈星河握着那支笔，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窗外的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书页上，那些蝇头小楷忽然活了过来，像清辞姐坐在对面，正笑着看他。
“师父，”他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这些书，我想捐给渝州的国立图书馆。”
老尼点头：“随你。清辞姑娘说过，你做的决定，总有你的道理。”
下山时，沈星河把那支笔别在风衣内袋里，贴着心口的位置。山风卷着桂花香漫过来，他想起北平的秋天，清辞姐站在四合院的桂花树下，抛给他颗糖炒栗子，说：“甜吧？等打赢了仗，年年都给你买。”
远处传来报童的吆喝声，喊着“湘北大捷”的号外。沈星河加快了脚步，风衣的下摆扫过石阶上的积水，溅起细碎的光。
他得赶紧回译社去。还有好多稿子等着校，还有好多人等着从文字里看见希望。就像清辞姐说的，笔杆子也是枪，能守得住岁月，也能劈开这乱世。
暮色漫上山头时，沈星河已经坐在译社的灯下。案头摊着未译完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蘸了点墨，笔尖落在纸上，忽然想起那本《迦陵词》里的句子：“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
他笑了笑，提笔写下：“生命的意义，在于将岁月酿成信，寄给后来人。”
窗外，渝州城的灯火次第亮起，像撒在黑夜里的星子，一颗一颗，连成了不灭的河。